几天前他背起木工箱再次走出了家门。作为男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他实在无法再忍受妻子儿女那种在饥饿中挣扎的惨状。临出门那一刻他发了狠心，这次无论如何要搞点粮票回来，冥冥之中他似乎相信总能找到一点机会，天无绝人之路，总不能眼看全家待在一起饿死吧。
前天他幸运地在九江市郊区一家饭店找到了一点活计。那饭店在夜间被人破门而入，幸好打烊之前已藏好所有能吃的东西，结果什么都没遭偷，只有门板被撬得一塌糊涂。木匠耗去大半天时间修好了那些门板，完工报酬是一钵米饭外加管够的咸菜豆腐汤，这算是他好久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但自打那之后他再也没找到任何活干，当然，他也再没吃过任何东西，到现在为止两天已经过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有三四个客人陆续进了饭店。其中有个戴旧呢帽的看起来似乎有些与众不同，来人高挑身材，鼻子上架副眼镜，肩上挎个布包，从模样看有点象个文人，但脚上那双褪了色的旧解放鞋又使人很难判断其真实身份。眼镜进入饭店后先朝收银处旁小黑板上写的供应内容看了一会，接着又走近食品柜窗扫了一眼，最后站到收银处旁掏钱买票。
眼镜掏粮票掏钱的动作引起了木匠的注意。
下午以来木匠己观察过好多客人买票的过程，绝大多数人买票前都是谨慎小心地掏出钱包或布包，从中夹出一张粮票，仔细地用手指搓一下，生怕两张混为一张，确定不会有错后才会递给售票员；遇到找零时，个个都会非常认真地辨认那些皱巴巴的小面额零碎粮票后才小心翼翼地藏好。有的人粮票用布裹得严严实实，左一层右一层忙活半天才能打开，木匠看了都有点为之着急。
然而这个戴眼镜掏票的动作完全不同于常人！干净，利落，甚至可以称的上极有派头。只见他解开兰色旧中山装胸前的一粒钮扣，右手探入内袋，眨眼之间就摸出了一张一斤面额的全国粮票，然后看也不看放在了售票员的面前：“来份米饭，麻烦稍微快点！”
从解钮扣到掏粮票，从掏粮票到交粮票，全全后后眼镜只用了几秒钟。掏钱的速度倒是慢了些，从屁股后靣口袋掏出所有杂物翻了一会才拣出几张毛票。
这一切都映入了木匠的眼帘。
木匠的思维并不缺乏逻辑。在那个粮票赛过生命的年代，任何一个正常人在购买食物时总会有一个理性的习惯：能付零粮票的尽量付零粮票，只有零粮票不够时，才会用整粮票去找零。可这眼镜一出手就是整斤的全国粮票，掏粮票那么干脆，交粮票时又那样毫不在意，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眼镜内衣口袋里装着的全是整斤的全国粮票，而且数量肯定不在少数！
他早就听说过城里有不少专门倒卖粮票的黑市贩子，这些有来头的家伙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斤的买卖，他们一笔生意大概起码够木匠一家五口吃一年。别看眼前这个戴眼镜的外表并不惊人，从他的行动举止看，十有八九就是干这种黑心买卖的角色，在他那贴胸的口袋里，肯定藏着数量可观的全国粮票。前些时候他们大队会计因为贪污被警车带走了，抄家时搜出了几千斤粮票，那些捆得整整齐齐一叠叠的粮票叫村上人看呆了，眼前这戴眼镜口袋里的粮票也许没那么多，但几百，至少几十总该有吧！有了它们，自已全家五口的性命马上就会有救了。想到这里，小儿子耗子般吱吱的哭声又在木匠耳畔响了起来。
眼镜正在吃饭，但木匠这时对眼镜的饭碗已不再注意，他只死死盯着眼镜的胸口看，那里明显凸出一块，不用说肯定是里面口袋中粮票撑的。他开始按木匠估料的眼光算计那些粮票大概会有多少。
眼镜很快吃完了饭，随即起身走出了饭店。目光一直紧随眼镜的木匠，背起木工工具箱跟了出去。
这是个寒冷的春天夜晚，清冷的月光使空荡的街道加倍显得冷清。嗖嗖地寒风朝人颈子里直钻，可此时的木匠却全然感觉不到，刚刚不久前那种极度饥饿造成的腹痛，这时竟然也奇迹般地消失了，寒冷和饥饿已再不能威胁他，他全身的感觉都被前方五六十米开外那人吸引过去了。现时他最担心的是眼镜会从视线中突然消失，那样一来，一切希望就会落空，他就会失去搞到粮票的唯一机会，他会饿死，家中翘首以待等他带粮票囬去的妻儿也会饿死，全家五口的生死，就看能不能在眼镜身上搞到那些救命的粮票了。幸好，眼镜始终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街道两边的建筑越来越少，路上已经看不到行人，绕过一亇大湖后，路面陡然变窄，这里已经是郊区。又向前行了一段后，道路两边出现了荒凉的田野，路灯早不知何时就已消失，月光将灌浆路照得一片苍白，前方眼镜高高的身驱后面拖曳的黑影，在路面上显得格外分明。木匠加快了步伐，同时从木工箱内抽出了斧子。
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十米，五米，随着距离的缩短，木匠的脚步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轻，只有半步之遥那一刹那，木匠双手握着斧子照准眼镜后脑狠狠劈了下去。
眼镜哼都没哼噗咚一声倒了下去。据木匠后来交待说，眼镜倒地之后右腿只是蹬了两下就再没动过，正因如此，木匠没有补第二下。
写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提出疑问：按通常犯罪心理分析，罪犯在实施行凶杀人前，出于对法律的畏惧或良心的拷问，多少总会有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但是本文在描述这起凶案过程中对此却只字未提，这究竟是笔者行文的疏漏或是另有其它用意？
对此我可以负责地回答：两者都不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就如上面所叙述的那样，杀人的过程既简单，又直接。
那位武大学生在谈到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细节时提到了这点。公安、检察和法院三家在提审讯木匠时，都再三盘问过木匠在杀人前是怎么想的，特别是在尾随眼镜那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有没有考虑过行凶杀人、抢劫财物的后果？当时思想上是否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木匠对这类问题的答复始终是“没有”。大学生仔细地看过那些审讯记录，他发现木匠在公检法三家的口供几乎惊人的一致：“当时我只想要搞到那些粮票，只想到有了那些粮票我们一家就能活下去，当时我就想到这些，别的什么都没想过。”
于是我们只能这样设想：在1960年3月那个月光皎洁的寒夜，木匠的大脑中除了粮票之外已经别无它物，犯罪，杀人，判刑，枪毙，这些常人提起无不为之色变的可怕概念，己挤不进木匠那被粮票塞满了的大脑空间。
当粮票的价值超出生命的价值时，杀人就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一幕不仅出乎木匠的意料，出乎我本人的意料，大约也出乎所有看到此处各位朋友的意料，当木匠解开眼镜衣服搜遍全身后，发现眼镜所有的家当只有半斤粮票外加一元多钱，而那半斤粮票正是在饭店买饭时找囬的那张，由于贴胸收藏，上面还带着眼镜残留的体温。
除了这点可怜的财产外，眼镜左胸内袋里确实有挺厚的一样东西，不过那并不是厚厚的一叠粮票，而是一本精致的袖珍影集！
打开一看，扉页是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合照，再往后翻时，一张带格子的字纸落了下来，月光下那纸上的字不好细认，只有题头“释放证明”几个大字很清楚，最下方盖着一个圆圆的章印。
难怪眼镜的左胸部位凸了出来，原来秘密在于内袋里的那本影集。上千张一斤的粮票叠起来有半寸多厚，同样半寸多厚的东西也可能是一本影集。
难怪眼镜掏粮票会那么干脆，那么快捷，原来他贴胸口袋里除了影集之外只有独独一张粮票。
人们从盛放多个相同元素的器皿中随意抽取一个元素时，一定会很快很方便，这是因为所有元素完全一样而不必选择；人们从只盛放1个元素的器皿中取出这个元素时那将更快捷，因为仅此一个根本别无选择。木匠的直线思维方式只想到了前面一种情况，恰恰忘记了后面的情况同样可能存在。
终于明白真相的木匠仰天惨叫一声“天哪！”之后，双手揪着头发在眼镜身旁混合着脑浆的血泊中跪了下来。
两小时后，他提着那柄沾着血迹的斧头敲开了最近一处公安派出所值班室的门。睡眼惺忪的值班警察望着眼前跪在地上浑身是血的自首者一下惊呆了，赶忙拉响警笛叫醒了弟兄们，二十分钟后一齐押着木匠赶到了现场。
预审、批捕、起诉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起诉阶段木匠才从检察员口中得知受害人的情况。眼镜是个右派，被害前几天才从汉口某劳改工厂劳教期満，劳教单位考虑到眼镜家中有一长期卧病在床的老母，破例没让他留厂就业准予释放囬家。影集第一页照片上的女人和孩子，那是他离婚的妻子和带走的一双儿女。可怜的眼镜遇害之处，离自已家仅仅一里路多点。
木匠听到这些后只是茫然地望着天花板不断喃喃自语：“我该枪毙，我该枪毙……”
刑一庭庭长亲自主审了此案。这位庭长是个孝子，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母亲得知这起为了半斤粮票而杀人的案子后，曾示意儿子能否刀下留人，但庭长在母亲面前始终没表态。
开庭前，庭长认真仔细分析了案情并亲自提审了被告。事实，证据，定性，程序，这些判决的要素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量刑环节上庭长陷入了沉思。
被告出于极度饥饿的折磨，出于连身五口免遭饿死的担心，其犯罪动机毕竟源自活命之需，由此看来，确有可悯之处；再说，被告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又较好，按法律规定，多少具备了一定的从轻条件。另外，开庭前与检方交换看法时，从公诉人的口气中似乎对被告在某种程度上也怀有一定同情，如果法庭从轻判决，检方当不至于提出抗诉。综合这些因素，庭长曾多次考虑能否笔下留情给被告留条活命。
但庭长又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考虑。
被告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赖以活命的粮票，不惜危害他人性命实施杀人，性质恶劣，手段残忍，且影响极坏，如不判决极刑，实为天理国法所不容。被告杀人后虽能主动投案，但自首情节并非量刑时从轻或减轻的法定要件，综合分析被告犯罪的情节、性质和社会影响，确实又不能对被告从轻处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前饥饿灾荒遍及全国，任何为抢粮票而杀人的事件都会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这种罪犯如果不杀，法院势必会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
衡量再三之后，后一种理由终于占了上风。开庭的当天，庭长在合议达成的死刑判决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木匠接到死刑判决后没有上诉。庭长在上诉期即将结束的第九天亲自到看守所最后一次提审了木匠，再次当面告知了木匠上诉的权力，但木匠只是一味摇头不语。当反复问他为什么不上诉时，木匠默然良久后凄然答道：“我真的该死，我对不起那个戴眼镜的。”武大学生跟随庭长参加了这次最后提审，囬来的路上庭长对他发了不少感慨，其中有句话意味特别深长：“人，活的真不容易啊！”
二十天后，木匠被执行了死刑。大学生随同法院和检察院人员亲眼目睹了全部过程。
那天上午九点，木匠拖着大镣走出号子后被带进了一间看守值班室，屋内中间地面上放着滿滿一脸盆米饭，一盆漂着厚厚一层油的鸡蛋汤，饭上挿着一把木勺。一位看守盯着木匠的脸说：“这是法院领导亲自关照特意为你做的，坐下吃吧，吃饱！”木匠坐在地上神情木然地抓起木勺开始喝汤，两口汤进肚后，木匠眼中滚下了泪珠，突然间，木匠一下爬转身子跪在了所有执行人员面前哽咽着求了起来：“求求政府领导做做好事，把这盆米饭转交给我老婆和我小孩吧！您们就譬如是我吃了好不好？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说毕不停地叩起头来。
所有在场的人一下都怔住了。
在他们多年的执法生涯中，临刑前哭的，闹的，叩头恳求饶命的，吓瘫在地的，以及有其它各种怪异举止的死刑犯见过不算少了，但是苦苦哀求把自己临死前最后一顿饭省给亲属的这倒是头一次遇到！
在场者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后来还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看守一把止住了木匠，叫他不要如此，要他先把饭吃了再说。老看守向他保证，等他老婆来取东西时，一定让她另外带一脸盆米饭囬去。木匠一听哭着说：“不用不用，有这盆就够了，有这盆就够了。”
除了刚开始喝了几口汤外，木匠始终没动一粒米饭，无论怎么劝都没用。最后看守们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执行之前庭长按法定程序问他还有什么遗言时，木匠摇摇头说没有什么要讲的了，只是请领导们说话算话，一定把他没舍得动的一盆米饭交给他老婆。一脸严粛的庭长神情软了下来，和蔼地朝木匠点了点头，然后用笔记在了一个黑色封皮本子上。
木匠死后的第二天，由庭长带头发起了一场小范围的募捐。庭长，庭长母亲，大学生，几位刑庭法官，各人捐了些粮票出来。检察院两位公诉检察官闻讯后也各送来了半斤粮票，最后共得粮票六斤七两，庭长又掏出三两凑成了七斤。
三天后是星期天，庭长和大学生骑了近三小时自行车找到了木匠家，把七斤粮票交到了木匠老婆手上。这次庭长破例对当事人的亲属说了谎，一本正经地告诉瘸腿女人这些粮票是木匠留下来的，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来此送交家属。按规定法院送交死者遗物时必须要收件的家属签字，可庭长自始至终没提这点，木匠老婆当然不懂得这些规矩，因而也就永远不知道这七斤粮票的真正来历。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七斤粮票正是那些判他男人死刑的法官和检察官们从牙缝中硬省下来救济她的。
临走前大学生从木匠老婆口中了解到，木匠枪毙的当晚公社来人通知了她，顺便把木匠生前那个木工工具箱带给了她，同时特地告诉她那把斧头作为凶器已被没收。当问及她那个小儿子的病是否好些时，她哭着说孩子早在木匠进看守所的第二天就死掉了。
故事结束时已快到深夜了，讲者和听者一时间似乎都没来的及从这起不幸的案件中走出来，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好久，耳边只有船首犁开江水时规律的哗哗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