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当时上海中等人家的习惯，保姆们称主人为“老爷”或“少爷”，称我母亲为“少奶奶”。直至嘉兴时期之初，这种称呼也难以改变。这当然会让已成为共产党员的母亲尴尬。在我童年记忆里，她总在纠正她们的称呼。直至找到了合适并一劳永逸的称呼：“夏老师”， 从此人人都这么叫她 。从另一方面来回想，前述那种称呼似乎也暗喻了父母亲这类“旧社会”职员背景的共产党员身负的“原罪”。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他们差不多每年都要为此作书面或口头的检讨与自我羞辱。但在心底里他们保持了从小接受的道德教养。外婆嫁给外公时，外公刚亡故的前妻遗下一个才八个月大的女婴。外婆生了儿子后，一只乳房喂儿子，一只乳房喂继女。她养育的六个儿女，互相扶持，终生和睦相处。我在小学三年级时，母亲送我一本苏联儿童读物《少先队员莫罗佐夫》，里面讲述一个可怕的故事：莫罗佐夫向苏维埃当局告发自己的父亲反对集体化。父亲因此被判刑。莫罗佐夫又因此被自己的祖父母杀害，却成了斯大林的小英雄。读了这本书我晚上睡不着，听着隔壁父母在讲话，心想如果他们讲的是反革命的话，我应该怎么办。一两年后大饥荒袭来，祖母独自叨咕道：“啥个毛泽东，毛泽东，是毛竹筒！”我听了害怕，告诉了母亲，却什么事也未发生。
1967年文革最炽时，多年守寡的外婆去世。当时我由于红卫兵的狂热，认为作为“剥削阶级”的长辈，去世了便是，不必去哀悼。但我母亲还是急急赶去上海奔丧。她没有一字指责我的少年轻狂，只是用行动示范了什么是人之常情。当时我叔叔因早年加入过三青团，也被从会计科室赶到铸钢车间去做重体力劳动。母亲也总在这个单身小叔和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祖母需要时随时赶往上海照料，从无怨言。我九岁那年，大表姐在就读的浙江师范学院被打成“右派”，原因是她与一位同学相爱，同班的团支部书记追她而不得，遂借机报复。她与同被划为“右派”的爱人就此当了二十二年人下人。大表姐唯一能向之一泄心头冤屈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她俩关了房门，我们小孩只能听到哭声。她们大半天才出来。那二十二年里，姐姐（我们都这么称呼大表姐）夫妇在自己家族里从未受到歧视。事实上，我家所有的亲属，都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麻烦，上海的姑母家受到打击最重，1960年姑父被诬判入狱，不到一年便死在江西的劳改农场， 遗下四个孩子靠姑母当护士的微薄薪金度日。
父母自己也难以幸免。我父亲的原罪是祖上留下的几间出租房。祖父去世后祖母靠那一点儿房租度日。后来她在一次填表时用了长子的名字来填写房主姓名。此事在一次整党中被人揭发。一个共产党员而有“剥削行为”，在当时是一个可以开除党籍的罪名。父亲申辩之后这罪名一度撤消，但一有政治运动便又翻出来，让他烦恼不堪。在文革中他一度失去干部资格，彻底将户口迁往农村当农民。有两年里我家四人分居四地：我在边疆“屯垦戍边”，我妹妹在城郊一个公社当农民，我父亲也在公社当农民，我母亲一个人留在湖州城里教书。
父亲后来又“落实政策”迁回湖州，到当地钢铁厂当会计主任。在那儿遇到最后一个大难。由于他坚持会计原则，拒绝一位厂领导报销私人旅费，从而招来报复。不过报复另有冠冕堂皇的名义。当时恰逢“四人帮”倒台。我有一幅作品得过江青的称赞而被大量印刷发行，我父亲把它的复制画贴在办公桌边墙上并以此为荣。于是他的罪名是，“歌颂四人帮”，“攻击华主席”。他被工厂私设的牢房关了一年。我身为解放军军人回家探亲亦不得见。一年后政治形势大变，他才恢复了自由。
父母亲退休后的生活很安宁。父亲的会计业务很受好评，又被聘当了多年顾问。回家赋闲后他学会了做菜。每次我回去探视，他必定亲手烹制火腿炖蹄膀来招待我，这是我与他共同的嗜好。他去世后我妹妹在我回家探视时继续用这道菜招待我。1984年父母曾来北方探视我，一同下厨为我们做一锅梅干菜炖肉，但因不熟悉那里的厨房，做糊了。他们当时的懊恼让我至今还难以忘却。那次我们一同参观故宫时，父亲失手把我相机的闪光灯落在了地上，那时他的歉意更让我心痛至今。那个闪光灯在那时是我的重要财产，其实只值几十元，而且并未摔坏。
他们一生都节俭度日，以至于我小时一直以为我家的家境是中偏上的，其实全靠了母亲的小心持家。幼时跟母亲到菜市场，见到母亲与菜贩讨价还价时，会本能地把手中钱包往身边靠紧，好象对方要抢她钱一般。这个夸张的动作总让我有点好笑。但母亲在生活中对亲友同事又总是乐于解囊相助的。这种美德被我妹妹完全继承下来。后来我从母亲的回忆本子里读到，外婆就是那样节俭持家而又慷慨助人的。
1995年我为父母的肖像准备了全部素材，包括头部的写生以及一批照片。但当时我还在经济方面的挣扎阶段，没有时间可以来绘制它。1997年我正在邀请他们来澳洲小住时，亚洲经济危机发生，我的香港肖像订件全部取消，经济陷入困境，只好请他们缓行。不料随即我母亲跌坏了髋骨，又有了小中风，从此不复再有机会来澳。我听妹妹说我父亲在被邀当时曾为能来澳观光而非常兴奋。但在变故之后我回家探亲，他们绝口不提自己的失望。
2000年夏我应邀回国为军事博物馆作画，忽接妹妹电话，告以父亲得了肺癌，即回湖州探视，与父亲在在医院共度两周，即因绘事未终而返京，旋又返澳。次年春父亲即过世了。母亲那一年瘦得不成样子。双亲共度一辈子，虽不是那种情侣型的夫妻，却是相尊相爱从无口角的一对。父亲走后，母亲说：“都说老伴老伴，可是老来无伴了。”妹妹夫妇把母亲接回家里照料，她开始康复，但再未能行走自如。母亲年轻时疾步如风，她善快行的习惯传给了我，又传给了我女儿。她生命最后十年却艰于行。但最让她伤心的是，在她退休之后，原来的学校自设制度，她的档案被移交给民政局。从此她被后来的官僚体制彻底忘却，任何与她的教师生涯相关的荣誉活动均与她无关，直至2008年底她默默无闻地去世。可是她任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至今我仍能遇到不少中年人，告诉我他或是她曾是夏老师的学生。她的学生都喜欢她。
按父母生前与我们达成的共识，我和妹妹将他们的骨灰撒入大海。
母亲去后，我忽然意识到曾有一个人无休止地关注我的成就，无时无刻地想念我，永远在想着给予我而不要我回报任何。而今这个人离开了世界，再也不在了。想到幼年时她在小煤油炉上为我煮牛奶，用热毛巾擦掉我耳朵上的污垢，甚至在她生气我做错什么事而拧我的后脖梗，叫做“吃鹅头颈”。从我六岁第一次为自己声辩并非我错，不该受罚那天开始，她再也不体罚我了。在她八十多岁时我重提这“吃鹅头颈”的旧事时，她却彻底忘却，拒绝承认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于是明白，要从这种伤感里解脱自己，必须完成这幅画了有十六年的《双亲》。
在最后的阶段，我在背景墙上画了他们在1946年4月22日的结婚照。出于巧合，三十六年后我与王兰也是在这一日成婚。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结婚日。
他们结婚那会儿，母亲在上海常熟路一家照相馆里当会计，因此她的同事用135相机拍摄了全部婚礼场景，以及多张正式合影。我小时候常翻阅那本相册。但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浩劫中，他们自己烧毁了全部结婚照片，以免被红卫兵们发现滋事。可惜当时我在嘉兴，不然一定会制止他们，虽然我也是一个红卫兵。
三年前，我在姑母家的一位表兄那里发现了这帧久违的父母结婚照片，立即翻拍下来。
画中的父母亲在1995年是七十六岁与七十五岁。我在画完这幅画时自己是六十三岁。画毕之后，左眼视网膜出现裂孔，从此视物有了些障碍。我也步入老年了。
我一直未提父亲的姓名。他叫沈永饴。永远甜。
2012年5月7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