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亲可能是一个画家学徒时期最早的模特儿，但当他真的成为画家时，可能是他最难画得让自己满意的绘画题材。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人——对他而言，这是自己生命的来源；又因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对他人而言，他们毫无特别之处。
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还有一个妹妹，她为他们养老送终。在我之前他们也曾生过一个女儿，不到一岁便夭折了。因此我的出生使他们倍感喜悦，称我为“宝宝”。但是在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却不能与我一同生活。在我降生的一年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父亲在上海供职的砖厂关了门。他失业后，到九十公里外的小城嘉兴找到一份会计工作，后来应聘为公务员，在专员公署粮食局继续会计生涯。我三岁时，全家也迁到嘉兴，与二舅一家生活在他新建的房子里。不久我的妹妹降生。给婴儿断奶后，母亲应聘为残废军人速成中学语文教员，到几百里外的诸暨工作了一年多。那所学校一千多学员都是朝鲜战场下来的伤残士兵，连校长都是双目失明的军官。那段生活的结果是她加入了共产党。此前一年，父亲也入了党。母亲调回嘉兴后，继续在初中教语文，这成了她终生的职业。接下来有几年时间全家团聚，而且还有亲如一家的二舅全家。七个小孩，包括祖母、保姆等相等数量的大人，热闹的大家庭生活，构成了我童年生活的记忆。
从1959年开始生活有了巨变。舅父被人诬告，他的房子被充公，还另罚款一万元。舅母定为“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监督劳动”。两家人被赶了出来，分别临时租房住。这个案子三年后平反了，但舅舅家元气大伤 。1960年专员公署西迁到湖州，父亲再度独自离家工作。其时三年饥荒大灾已席卷而来。粮食局西迁之前，办了一个代用食品展览，用谷糠等物制成“糕点”。油厂就在我家旁边，每日榨油的香味飘来，充满了诱惑。但是就连榨油之后的豆饼，人们都无从得见。那时政府机构尚无腐败之风。作为粮食局职员的家属，我们一样挨饿。我考入了母亲任教的第四中学。午饭时到母亲办公室里分享一只搪瓷杯里的蒸饭。最糟时是用一点油炒过的粗盐下饭。食油也是配给有限的珍品。第二年，四中总务科管账的人，一位南下干部，被揭发有贪污行为而被撤职。我母亲早年当过会计，为人正直，被任命代行其职。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个差使让她倍受折磨。每晚“轧账”到深夜，算错了自己贴钱进去。两三年前“大跃进”时四天四夜不让睡觉，批改作业“放卫星”。她因此得了高血压病。带学生下乡劳动时在铁轨上行走，差点被火车压死，方才明白自己的一个耳朵已经失聪，竟至听不到火车汽笛声。现在她为了回到她喜欢的语文教师岗位上来，便以夫妻团聚的理由，从嘉兴四中调到了湖州二中。从此我的家便西迁湖州。我舍不得离开一帮同学好友，还有舅舅家的表兄们，便要求留在嘉兴读完初三再去。那年我十二岁。从此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因为过两年我考取了可寄宿的嘉兴一中，文革四年继续留在那所学校，然后便真正远走高飞。先是报名支边，到了离家乡几千里路之外的北大荒工作，后来又到沈阳军区当兵，继而当画家。直到1988年底准备出国留学，也一直生活在沈阳。1988年9月初我与王兰去北京为岳父庆祝生日，我父亲突然出现了，是工会给了他一张到北京的度假车票。欢聚几日后，我在北京火车站送别他。望着父亲的背影，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那篇散文。四个月后，母亲与妹妹到北京来送我飞赴澳大利亚。这一别五年，直到1994年方再度会面。
1995年第二次从澳大利亚回去探亲时，我决定为父母画一幅正式的肖像。其时我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肖像画家生涯，正在为一批香港顾客画像。最终我确定的构图是侧面的父亲与正面的母亲。直接的动机是当我在为父亲画写生时，我母亲正在贪婪地直视她的宝贝儿子。每次我回家探亲，她都会这样看我。第一次我因为懂了一点人生而发现她的这种目光是在1972年，我远赴边疆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很久的后来，在我自己初为人父之后，才真正明白那种目光中毫无掩饰的关切与挚爱。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子女，一辈子都会用这种如饥似渴的目光来注视，尤其是相隔几年才有一次为时不长的会面之际。我后来想到，在我决定独自留在嘉兴时，父母表示了多大的理解与宽容。2008年临近圣诞时88岁的母亲生命将尽，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我坐在她病榻脚边，让她一直看我。在她闭上眼睛时，便拉着她的手，让她安心离去。
我曾是个耽于幻想的孩子，酷爱阅读。父母自小给我的非常有限的零用钱，都被我攒起来买成了书籍。每年寒暑假随母亲回上海探望外婆与叔叔时，我的要求都是去书店买书——当然，主要是苏联儿童文学。记得有一次买到快绝版的盖达尔的《学校》和雷巴柯夫的《短剑》，那种喜悦无法形容。也有一次是买到了查尔斯-金斯莱的《水孩子》，我在舅舅的书柜里读到过这本书的旧版本，买到的新版本里有美丽的插图。当时我大约十一，二岁，非常希望成为水孩子。但读着盖达尔，又想加入红军。有一天父母心血来潮，把我书箱里的藏书打算盘合计书价，得两百多元，也即他们两人两三个月的工资总和，颇为吃惊。他们自己从不买书。
我在五岁时，在幼儿园的墙上应老师要求画了一幅巨大的克里姆林宫钟塔。回家我转述老师与同学的夸奖，大约过于自豪了一点，母亲笑道：“不要骄傲！要谦虚！”当时小娘舅也在旁边，知道了也笑起来。这个教导从此刻入我的脑袋，真的记了近一辈子。
1966年的文革动乱开始后，我在头两年里随波逐流，很是出生入死了几回。第一次远离故乡是在那一年年底。写信给父母要了一笔“巨款”，大约几十元，便与几位互相信赖的同学从被监督劳动的乡村偷跑出来，步行一千五百公里到北京。到第二年武斗开始，便更是身处险境。现在想来，父母，尤其是母亲，不知她每夜是如何为我担心。她终生都为失眠所苦。
而他们自己在当时也都在备受政治运动的煎熬。母亲记述外婆在上海家门外见到一群群人被绳子牵了游街，听说这些不幸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便为自己那当了共产党员的一女一儿日夜担忧。我在嘉兴一中眼见邻班的同学斗老师，把他们的头发剃成“阴阳头”，非常反感，也为母亲担忧。后来问她，她说没有被斗。她是语文教研组长与党支部委员，却因人缘太好而逃过一劫。只是有的同事以往得她帮助，此时却贴她大字报，让她很伤心。但此事她从未对我说过，是几十年后妹妹告诉我的。
父母都来自一个沪杭铁路边的小镇长安。我的祖父多才多艺，三十岁辞去银行职员工作回家，要发明什么机器，却在两年后因肺病而死。留下未成年的三个孩子，只能早早歇学谋生。姑母去上海做护士，父亲与叔叔都学成了会计。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时，我十八岁的父亲正在闸北的一家丝行工作，不巧得了重病。是丝行会计即他未来的岳父将他背出火海逃生。我的外公后来安家在法租界蒲石路，顶下沪光别墅2号的一，三两层，安置了从长安老家逃难而至的妻子儿女们。日军从乍浦登陆前轰炸海宁全境，盐官镇夷为平地。长安老家的房子中了一颗炸弹，炸塌了一进房子。幸亏母亲与舅舅们都已躲在外面桑树地里，逃过一劫。那房子是租的。房东的一个女儿在逃难中与我二舅相爱订婚，一同跟到上海蒲石路，成了我的二舅母。我的母亲在上海读完中学。她是张爱玲的同龄人，也生于1920年9月，在中秋节第二天。所以她的小名叫“月仙”。到了上海要报学名，因为她姐姐，我的姨母已有学名叫“夏湘云”，是外公从《红楼梦》里借来的大名，于是给母亲取名“夏湘雯”。所以其实这“湘”字与湖南无关，虽然很多年后她的儿媳妇是祖籍湖南。
母亲后来因家境不宽而从大学肆业，开始当会计谋生。两三年后结婚。她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她的情感生涯，就是她自己的回忆本子里，也完全不谈这方面的事。甚至一字未记婚姻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一直认为她与我父亲的婚姻，并不如我二舅父二舅母那样浑然天成，多少是长辈的安排。后来在她留下的唯一一份“思想汇报”底稿里我证实了这个猜测，但她同时评述这个婚姻是美满的。父亲去世多年后，母亲曾向我吐露她一定是埋藏心底多年的怨言。她说父亲在结婚前许诺她当时唯一的要求：戒烟。但是婚后一直未能践诺，直至七十五岁才在母亲坚持下停止抽烟。
母亲待人温和与通达，在亲戚与同事乃至学生中的口碑都极好。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即我三舅与母亲年岁相近，曾一同开过一个小文具铺来挣学费。三舅在1943年从日占上海逃出，到重庆考入交通大学航空系。他在1950年代中期被送去苏联学习汽车制造。回国后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开山元老之一。小娘舅比母亲小十几岁，5岁时得脑膜炎耳聋。他的仅存语言记忆是长安话母语，只有外婆与母亲听得懂。所以他与母亲的亲情极深，一直称她为“好阿姐”。小舅虽有残疾，却聪明绝顶，毕业于颜文梁的苏州美专，后来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二舅是立信潘序伦的得意门生，与大舅一同被推荐到无锡荣家的工厂任会计师。我二舅母生了五个儿子，每两年一个，最小的与我同年。他们全部称我母亲为“伯”。我姨母的四个孩子，他们也在嘉兴长大，都称我母亲为“寄伯”。我一直不明其意，直至最近从张爱玲的文字里读到她们那代人都讳避用“姨”来称呼亲属。如我称我母亲的姐姐即我的姨母也是叫“妈（第三声）妈”。我母亲的回忆本子也记述了长安人把男性称呼用于女性亲属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