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镇上都会有一个像阿珍这样的女人，既没有屁股也没有乳房，黑黑的，瘦瘦的，不得不走过众人时，总是驼着背，红着脸，将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像只老鼠，或者说幽灵。她的脑袋还老是摇来晃去，好像在说不，不要喊我，不要找我，我害怕，让我回家。
每个镇上都会有一个像阿珍这样的女人，不得不走过众人时，总是驼着背，红着脸，将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像只老鼠，或者说幽灵。
她有工资，但是工资不够糊口；有房子，但是产权属于工厂；也有丈夫，但他已待在遗像里。说到底，她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皮肤白嫩，五官端正，眼睛如围棋子般黑亮，爱笑，刚刚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会了捣鸟窝。他证明上帝并不总是那么冷漠、悭吝，我们可以将他视为阿珍惟一的财产。
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就从阿珍失去这个孩子开始。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天空、围墙、车床、库房都像往日一样静默，只是路上驶来了一辆轿车。阿珍看到它驶进厂区时，右眼皮猛跳，她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果然，到下班时厂长小跑着过来打招呼，说副县长要进车间视察。加完班后，阿珍想，自己得回去了，不然孩子饿着了。却未提防副县长发了一句话，说今天一定要好好和一线劳动者喝一杯。
这个女人就像被无形的绳索给拖到食堂，在那里她本可以和其他工人一样吃饱了先走，却又因为不懂事错坐进一张桌子而被耽搁了。这张桌子后来坐下副县长、厂党委书记、厂长以及若干副厂长，她要退席，被副县长给留下了。这样，别桌的屁股挪得，这桌的屁股就挪不得，何况副县长还给这桌的三个工人代表先后敬了一杯酒。阿珍听到酒杯碰一次，心里就数一次，数得差不多了，忽然听到咣当一声，厨房师傅又搬来两箱。她知道灾祸到了，儿子饿了，慌了，要出来找她，找不到就在公路上摇摇晃晃走，给车子轧死了。
天色已黑，阿珍才像个自行车运动员一样屁股不沾座位，焦躁地往家里骑行。
到家后在小厅里没有发现儿子，她笑了下，走向卧室，在那里她拉开衣柜，又爬到地上往床底下望。就是在这黑暗中她还在笑，她笑着用手去捞，却只捞到一把空。她又捞了一把，还是一把空，因此她哭泣起来。
她走到对门敲开何姨的门，问看见小明了吗？
“一小时前还看见了，在门槛上坐着呢。”
“可是他现在不见了。”
“你别急，他总会回来的，小孩子就是这样，玩尽了兴就会回来的。”
何姨的这句话派出所的周警长也说了一遍。周警长接过阿珍颤巍巍敬来的烟，抽了一口将它掐灭在烟灰缸，然后说：“你别急，他总会回来的，小孩子就是这样，明天一早他准会回来。”
周警长说的时候语气自负，冷漠，说完就拿小手指轻轻擦刮背靠着他的情妇的屁股。警察这职业和医生一样，见的都是生死，对你来说洪水滔天的事情对他来说只是数据之一，何况他还依靠经验迅速判断这样的事情不值一提。
阿珍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听到周警长叫她走时，她才抓住一句话，她说：“我儿子一向很乖的，从不乱跑。”
“我说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有多少父母跑来派出所说自己孩子丢了吗？你知道又有多少人第二天跑来说孩子自己回家了吗？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处理多少事情吗？你知道我们警力总共有多少吗？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阿珍一下吓得站起来，瑟瑟发抖，竟不知是走好还是留好。因此她一直恐惧地站着，直到周警长下达判决：“快点回去吧！”她才像木偶一样转身往外走，走出来后竟感觉好像是从监狱里释放一样。
走到门外，她看了眼派出所垂直的六层大楼，它就像一座纪念碑插进黑色的云层，而周围的房屋不过是一副又一副低矮的棺材，挤挨着听候着它的指挥。她不禁脚步软了，软得一塌糊涂，她想快快逃离，可这时从大楼四层伸出一个脑袋来。周警长趴在那里喊：“那个穿的确良的妇女站住。”
阿珍站住，乖乖转过身来，听见周警长的声音软了一些：“人口失踪都是要二十四小时后才来报警的。我是按照法律办事的，法律说什么就是什么，希望你能理解。”
第二天早晨儿子没有回来。晚上一到，阿珍早早来到派出所，她蹲在对面的几棵树后边，不停看表。看到时针走到晚上十一点了，才深呼吸着走出来，走进派出所值班室。
周警长歪着眼睛看了一眼她，又看了一眼，说：“你做什么？”
“我来报案，我昨天来过，我孩子丢了，过了二十四小时了。”阿珍说，“辛苦周警长了。”周警长头也不抬。
阿珍沿着电线杆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又骑自行车寻访了多个村镇，终于病倒了。那病就像一个铲子，对着阿珍干瘦的身躯猛挖，挖到后来没得挖了，阿珍就拉着何姨的手说：“小明死了，我也就死了。”
“谁说小明死了？”
“我估计他死了。”
“你真是说胡话，一定是拐卖走了，现在在人家当宝贝一样吃香的喝辣的呢。”
阿珍话虽说得哀楚，过几天却努力爬起来，歪歪扭扭骑自行车去化工厂上班了。开始几天工友们看她时眼神奇怪，过几天就习惯了。有一天阿珍坐着吃盒饭，旁边恰好坐了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姐，大姐问：“阿珍还难过吗？”
大概是大姐年高德劭，阿珍望了眼她，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很多话：“大姐，我想开了，人总是要死的，不是七十岁死就是三十岁死，不是十几岁死就是五六岁死，总是要死的，谁都逃不过。小明与其以后受苦受难，倒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我总是要活下去的，我爹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我娘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小明他爸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我有什么活不下去的？”
大概三个月后，阿珍铲起东西来力气和以前一样，饭量甚至比以前更大，有时候听到人讲笑话还掩嘴偷笑。就在这样太平无事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厂保卫干部像被飓风刮来刮去的树，摇摇晃晃移过来，他手里捏着电话记录，左喊一句“太好了”，右喊一句“阿珍”，一直把全工厂的人都喊出来了。
“阿珍，太好了，小明找到了，找到了。”
阿珍身体一下软了，两只手先是搭着人的肩膀，接着一路滑下去，最后整个人歪倒在地，待人们七手八脚将她拉扯起来时，鼻涕眼泪已经像江河淌到她的下巴。人们正要安慰，她那丑陋的脸上却是已出现了痉挛性的笑容，那笑容像是涟漪，一层层往外播。她像是轮番给人发喜糖一样，积极热忱地拉着每个人的手说，好，好，太好了。
请了假的阿珍风驰电掣地骑回家里后，数了十几只鸡蛋，又找何姨讨了十几只，装了满满一篮，就要往派出所赶，忽然眩晕起来，只能扶着墙喘气。何姨问：“怎么还在这里？”
“我想走，可我就是走不动。”
“走不动也得走。”
“可我就是走不动。”说着说着阿珍又笑起来，何姨看了眼，便扶着她拦了辆三轮车，一起去往派出所。刚上车时阿珍还在笑，可是等到车子卡奔卡奔跑欢了，阿珍就忧心起来，止不住又擦眼泪，说：“不知道饿多瘦了，不知道还认不认这个娘了。”
到派出所时，这种惶恐又增加了一层，因为派出所可不像工厂那样欢喜热闹，它还是一样肃穆静默，一点声响都没有，就好像里头坐着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泥判官。何姨看见了阿珍的这种想法，说：“你以为是他们的孩子捡回来了啊。”
她们规规矩矩地走进值班室，发现那巨大的松黄桌面后正正经经坐着五个人，有派出所戴绿帽子的周警长和联防队员，有医院戴白帽子的王大夫，有小学戴礼帽的李老师和戴小白帽的班长。他们五个人紧扣嘴唇，像开会一样严肃。当阿珍将一篮鸡蛋放到桌子上时，周警长将脸撇到一边，掸掸手说：“有什么吃头？”
他问姓名、性别、住址，接着问，“你儿子叫什么？”
“黄小明。”
“黄小明是不是丢了？”
“是。”
“好，我们帮你找回来了，你过来签字画押。”
阿珍两腿战战地走过去，用笔把自己的名字画到人家指头点的地方，又拿食指摁了印泥，将指纹按在名字上边。然后她朝四周看了好一圈儿，究竟是没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时又是周警长大手一挥，说：“老吴，你去将失踪人口从留置室提出来，交付这位母亲。”联防队员随即起立，从桌上拿起大串叮当作响的钥匙，笔直朝外走。
阿珍止不住要跟着走，又听周警长说：“其他人等不要跟随。”阿珍便转过身捉住何姨的胳膊，她实在不知道为何要在这里站着，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站姿，她瑟瑟发抖，就像被他们的眼睛剥光了衣服。最后她试探性地将目光抬起来，看到那个小学班长成熟地对她点点头，露出一颗节制的笑容。她好像觉得自己也要讲讲礼，挤大了笑容向他回敬。 每个镇上都会有一个像阿珍这样的女人，不得不走过众人时，总是驼着背，红着脸，将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像只老鼠，或者说幽灵。
她有工资，但是工资不够糊口；有房子，但是产权属于工厂；也有丈夫，但他已待在遗像里。说到底，她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皮肤白嫩，五官端正，眼睛如围棋子般黑亮，爱笑，刚刚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会了捣鸟窝。他证明上帝并不总是那么冷漠、悭吝，我们可以将他视为阿珍惟一的财产。
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就从阿珍失去这个孩子开始。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天空、围墙、车床、库房都像往日一样静默，只是路上驶来了一辆轿车。阿珍看到它驶进厂区时，右眼皮猛跳，她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果然，到下班时厂长小跑着过来打招呼，说副县长要进车间视察。加完班后，阿珍想，自己得回去了，不然孩子饿着了。却未提防副县长发了一句话，说今天一定要好好和一线劳动者喝一杯。
这个女人就像被无形的绳索给拖到食堂，在那里她本可以和其他工人一样吃饱了先走，却又因为不懂事错坐进一张桌子而被耽搁了。这张桌子后来坐下副县长、厂党委书记、厂长以及若干副厂长，她要退席，被副县长给留下了。这样，别桌的屁股挪得，这桌的屁股就挪不得，何况副县长还给这桌的三个工人代表先后敬了一杯酒。阿珍听到酒杯碰一次，心里就数一次，数得差不多了，忽然听到咣当一声，厨房师傅又搬来两箱。她知道灾祸到了，儿子饿了，慌了，要出来找她，找不到就在公路上摇摇晃晃走，给车子轧死了。
天色已黑，阿珍才像个自行车运动员一样屁股不沾座位，焦躁地往家里骑行。
到家后在小厅里没有发现儿子，她笑了下，走向卧室，在那里她拉开衣柜，又爬到地上往床底下望。就是在这黑暗中她还在笑，她笑着用手去捞，却只捞到一把空。她又捞了一把，还是一把空，因此她哭泣起来。
她走到对门敲开何姨的门，问看见小明了吗？
“一小时前还看见了，在门槛上坐着呢。”
“可是他现在不见了。”
“你别急，他总会回来的，小孩子就是这样，玩尽了兴就会回来的。”
何姨的这句话派出所的周警长也说了一遍。周警长接过阿珍颤巍巍敬来的烟，抽了一口将它掐灭在烟灰缸，然后说：“你别急，他总会回来的，小孩子就是这样，明天一早他准会回来。”
周警长说的时候语气自负，冷漠，说完就拿小手指轻轻擦刮背靠着他的情妇的屁股。警察这职业和医生一样，见的都是生死，对你来说洪水滔天的事情对他来说只是数据之一，何况他还依靠经验迅速判断这样的事情不值一提。
阿珍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听到周警长叫她走时，她才抓住一句话，她说：“我儿子一向很乖的，从不乱跑。”
“我说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有多少父母跑来派出所说自己孩子丢了吗？你知道又有多少人第二天跑来说孩子自己回家了吗？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处理多少事情吗？你知道我们警力总共有多少吗？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阿珍一下吓得站起来，瑟瑟发抖，竟不知是走好还是留好。因此她一直恐惧地站着，直到周警长下达判决：“快点回去吧！”她才像木偶一样转身往外走，走出来后竟感觉好像是从监狱里释放一样。
走到门外，她看了眼派出所垂直的六层大楼，它就像一座纪念碑插进黑色的云层，而周围的房屋不过是一副又一副低矮的棺材，挤挨着听候着它的指挥。她不禁脚步软了，软得一塌糊涂，她想快快逃离，可这时从大楼四层伸出一个脑袋来。周警长趴在那里喊：“那个穿的确良的妇女站住。”
阿珍站住，乖乖转过身来，听见周警长的声音软了一些：“人口失踪都是要二十四小时后才来报警的。我是按照法律办事的，法律说什么就是什么，希望你能理解。”
第二天早晨儿子没有回来。晚上一到，阿珍早早来到派出所，她蹲在对面的几棵树后边，不停看表。看到时针走到晚上十一点了，才深呼吸着走出来，走进派出所值班室。
周警长歪着眼睛看了一眼她，又看了一眼，说：“你做什么？”
“我来报案，我昨天来过，我孩子丢了，过了二十四小时了。”阿珍说，“辛苦周警长了。”周警长头也不抬。
阿珍沿着电线杆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又骑自行车寻访了多个村镇，终于病倒了。那病就像一个铲子，对着阿珍干瘦的身躯猛挖，挖到后来没得挖了，阿珍就拉着何姨的手说：“小明死了，我也就死了。”
“谁说小明死了？”
“我估计他死了。”
“你真是说胡话，一定是拐卖走了，现在在人家当宝贝一样吃香的喝辣的呢。”
阿珍话虽说得哀楚，过几天却努力爬起来，歪歪扭扭骑自行车去化工厂上班了。开始几天工友们看她时眼神奇怪，过几天就习惯了。有一天阿珍坐着吃盒饭，旁边恰好坐了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姐，大姐问：“阿珍还难过吗？”
大概是大姐年高德劭，阿珍望了眼她，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很多话：“大姐，我想开了，人总是要死的，不是七十岁死就是三十岁死，不是十几岁死就是五六岁死，总是要死的，谁都逃不过。小明与其以后受苦受难，倒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我总是要活下去的，我爹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我娘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小明他爸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我有什么活不下去的？”
大概三个月后，阿珍铲起东西来力气和以前一样，饭量甚至比以前更大，有时候听到人讲笑话还掩嘴偷笑。就在这样太平无事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厂保卫干部像被飓风刮来刮去的树，摇摇晃晃移过来，他手里捏着电话记录，左喊一句“太好了”，右喊一句“阿珍”，一直把全工厂的人都喊出来了。
“阿珍，太好了，小明找到了，找到了。”
阿珍身体一下软了，两只手先是搭着人的肩膀，接着一路滑下去，最后整个人歪倒在地，待人们七手八脚将她拉扯起来时，鼻涕眼泪已经像江河淌到她的下巴。人们正要安慰，她那丑陋的脸上却是已出现了痉挛性的笑容，那笑容像是涟漪，一层层往外播。她像是轮番给人发喜糖一样，积极热忱地拉着每个人的手说，好，好，太好了。
请了假的阿珍风驰电掣地骑回家里后，数了十几只鸡蛋，又找何姨讨了十几只，装了满满一篮，就要往派出所赶，忽然眩晕起来，只能扶着墙喘气。何姨问：“怎么还在这里？”
“我想走，可我就是走不动。”
“走不动也得走。”
“可我就是走不动。”说着说着阿珍又笑起来，何姨看了眼，便扶着她拦了辆三轮车，一起去往派出所。刚上车时阿珍还在笑，可是等到车子卡奔卡奔跑欢了，阿珍就忧心起来，止不住又擦眼泪，说：“不知道饿多瘦了，不知道还认不认这个娘了。”
到派出所时，这种惶恐又增加了一层，因为派出所可不像工厂那样欢喜热闹，它还是一样肃穆静默，一点声响都没有，就好像里头坐着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泥判官。何姨看见了阿珍的这种想法，说：“你以为是他们的孩子捡回来了啊。”
她们规规矩矩地走进值班室，发现那巨大的松黄桌面后正正经经坐着五个人，有派出所戴绿帽子的周警长和联防队员，有医院戴白帽子的王大夫，有小学戴礼帽的李老师和戴小白帽的班长。他们五个人紧扣嘴唇，像开会一样严肃。当阿珍将一篮鸡蛋放到桌子上时，周警长将脸撇到一边，掸掸手说：“有什么吃头？”
他问姓名、性别、住址，接着问，“你儿子叫什么？”
“黄小明。”
“黄小明是不是丢了？”
“是。”
“好，我们帮你找回来了，你过来签字画押。”
阿珍两腿战战地走过去，用笔把自己的名字画到人家指头点的地方，又拿食指摁了印泥，将指纹按在名字上边。然后她朝四周看了好一圈儿，究竟是没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时又是周警长大手一挥，说：“老吴，你去将失踪人口从留置室提出来，交付这位母亲。”联防队员随即起立，从桌上拿起大串叮当作响的钥匙，笔直朝外走。
阿珍止不住要跟着走，又听周警长说：“其他人等不要跟随。”阿珍便转过身捉住何姨的胳膊，她实在不知道为何要在这里站着，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站姿，她瑟瑟发抖，就像被他们的眼睛剥光了衣服。最后她试探性地将目光抬起来，看到那个小学班长成熟地对她点点头，露出一颗节制的笑容。她好像觉得自己也要讲讲礼，挤大了笑容向他回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