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谁？”我有些奇怪。刚才胖女人的身影被灌木丛挡住了。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让你的球棒击打的漂亮。”
“我不需要别人的指点。”我说。胖女人始终没出来。
“我想你误会了，我根本不会打棒球。”
“那你想干什么?”我说。那些被一根线牵扯而且拥挤在一块的气球随着微风吹过，晃晃悠悠。
“刚才我就说了，我知道你很多事情，除了棒球，我还知道你有一个生命垂危的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且短时期内如果你挣不到高昂的医药费的话，你的母亲很可就会因此而失去再次欣赏这样的美景的机会。”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将脸转过来，看着他。
“我在干什么？你在干什吗？”他扫了一眼周围的众人，“他们在干什么？我们这些人一生都在寻求我们究竟在干什么的答案。却始终身陷其中无法解答。”他开始一本正经，“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寻求一个身陷困境的人，让他帮我杀一个人，我会给他六万元。有了这笔钱你就可以让你的母亲度过这次危机，安度她的晚年了。”
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根系着红气球的丝线从灌木丛的背面走出来。一步，两步，三步，跳下来，还是他自己。我再次收回目光，我脚下的尘土再一次覆盖我的鞋面。似乎是迫于的恐惧，我在这个人潮涌动的下午里说出了缠绕我一生的第一句话，我说：
“我凭什么相信你。”
他弯下腰拿出一个牛皮袋，放在我怀里。他摸着帽檐说你要是有所怀疑的话，“这是给你的定金。”我问他有多少。三万，另一半事成之后再付。我打开袋子，看了看里面的内容。之后，等空中飞过第三只鸽子后我说：“这笔生意我做了。”
他又将玩弄了很久的鸭舌帽递给我。还有一部一次性付费手机。“这也是给你的，等我消息。”
牵线人离开以后，我也避开人群沿着草丛里的小径走出去，接着，左转，向前走出百米远，转过三十度的弯道，一对夫妻在吵架，一个男人背着一群氢气球。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想要在前面的豁口跳出公园。一个带着红袖章的男人阻止了我的企图，他挥舞着手臂像是在向远方的亲人告别。虽然我竭尽全力告诉他我只是想尽快赶回棒球场，不然，“我就迟到了。”但是他仍然忠于职守，不准我越过去。我指着不愿处卖气球的人说：“你不为你儿子买个气球玩吗？”“我没儿子，”他说“我还没结婚。”十分钟之后，我不得不捂着左脸绕回去从正门离开。
第二天傍晚，接到牵线人的信息后我戴好帽子匆忙赶往他指定的地方。我和牵线人躲在柏油路旁边的法国梧桐后面的灌木丛中，他平静的面容仿佛一张空白宣纸。打从一开始，他就不断地告诉我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小心谨慎，以防露出马脚。直到后来我才体会到他说这些话的真正意图。秋后的蚂蚱蹦到肩膀上，我扭过头，看着它蹦到牵线人的帽子上，我扬手将其弹去。“你干什么？”他偏过头说。“没什么”我说，“发现一蚊子。”“胡扯，这季节哪来的蚊子。”很多人沿着同仁医院的阶梯走下来，他们恐惧、悲伤、无奈以及欢愉的面容一一飘过。牵线人伸长了脖子往外瞅，远处微弱的灯光打在他半张脸上，黑白分明的脸犹如随风飘扬的旗帜的高峰和低谷。他掏出一盒哈德门，拆开封，然后将整盒烟递给我。“抽烟吗？”“不抽。”“你得学会抽烟。”“我不抽烟。”“这次你必须会。”他晃着脑袋告诉我说待会等人出来了让我去向他借个火。“你没火吗？”“有。”“那还借火干嘛？”“我是让你借此看清他的脸，你得把那张脸给我记在心里面，最起码在这两天内不能忘了。”“他要是没火怎么办？”“不会的，他离不开它。”“能不能再问你个问题？”“你说。”“为什么选我？”“你我都是被选中的，”他敲敲树干，“他来了，开工。”正如我的猜测，牵线人指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让我跳过去搭话，幸运的是那人已不再年轻。我们俩压低帽檐如同昔日的学生向老师请教问题一般叼着烟卷问他有没有火。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不但说没有，而且还加快了脚步，以至于我们小跑着才跟上他。我们再次站在他面前之后我说他肯定有。“确实没有。”他的双手还插在口袋里。路灯的光芒洒在他脸上，这次我记住了他的脸。牵线人揉皱了手中的烟卷，好像那是一根难以折断的铅笔。
“对我们学生来说没有老师不会解答的题目。”我说。
“什么？你说什么？”他的头凑过来问。
“只是一比喻。”我说。
“是的，只是一比喻，”牵线人拉着我往回走，“既然你没火，那我们就去别处找找去。”
走过两个路灯，然后再一个弯道之后，我们停在一面废弃的墙壁后面。街道两旁的七彩光线透过墙壁的大大小小的豁口照进来。我甩开牵线人的手问他为什么将我拉回来。他气的直转圈，说我们只要达到目的就行，没必要引起他的注意，“你那样做很容易引起他的戒心。”“你让我借火的。”我说。“好了，”他摆摆手，“不提这茬了，记住他的脸了？”我点点头。“那就好，”他说，过了一会他又疑惑地问我，“你说的那个什么破比喻是怎么回事？”
当天夜晚，我将前后两次收到的钱归到一块找到正在值班的主治医生，告诉他我母亲手术的钱已经凑齐了，希望他尽快安排。医生笑眯眯地答应我。他身后的两名女实习生毕恭毕敬地为他端茶倒水。尽管如此，医生还是提醒我现在不要去打扰我母亲，“她现在仍然需要安静。”虽然未能见到母亲，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不同以往地迈着轻盈的步伐回到家里，甚至忘记了吃饭，将卧在被窝里的猫赶下床后，我沉沉地进入梦乡。翌日清晨，一阵麻雀的叫声将我唤醒。我睁开眼，穿好衣服，下床打开窗帘，很长时间里我还以为昨天的一切只是一个梦，我使劲想了想，直到看见手背上的伤痕才确定其真实性。我打开仅有的窗户，让阳光照进来，清凉的晨风带着鸟儿的再次鸣叫不停地在房间里迂回婉转。尽管已经过了一夜的时间，但我还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在房间里走来跳去。当我在墙壁的一端和另一端之间往返三次之后，我的一个侧翻使我瞧见了门底缝处的一封信。我停下来，捡起信，翻来覆去地看，瞧不出丝毫端倪。我打开门，往四周瞧了瞧，没有邮递员的身影。我急切地想要了解信里的内容，于是我跑出门，来到右边邻居的栅栏外。我的这个名叫芒果（以前母亲告诉我他的名字）的邻居正在修补他家房屋的墙壁，他的屋子不知什么时候有着直径为三米的大洞。我翻过栅栏来到他面前，将信封递给他。我告诉他我想要知道信里面说些什么。“你自己怎么不看？”芒果的脸上、手上以及衣服上都是水泥的斑点。“我不识字。”我说。他没再说什么，而是拆开信封，打开折叠得复杂的信纸。虽然我一再催促他告诉我信里写的什么，但他始终细细品味每一个字，甚至是我焦急地转圈他也不加理睬。好不容易等他阅读完毕按照原先的折痕折回信纸，他却又对信封详加揣摩。尽管我很想打断他的沉思，但又摸不清他的性格，不敢妄动，以至于最后弄巧成拙。等雁鸣过后，芒果将信装入信封塞到我手里，告诉我这是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倾诉思念之情的信，“是一封情书。”芒果接着说，“这不是给你的，可能是邮递员搞错了。”“那这是谁的信？”“署名是韩佳音，”芒果往左面的方向望去，“从地址来看是你左边的邻居。”
十分钟以后，我敲击另一个邻居的房门。无人应答。我还是不停地敲。仍然无人回应。我以为他们家没人，便准备回家，刚走两步门开了。我又返回去，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可能更小。“你是韩佳音吧？”“不是。”“那你认识韩佳音吗？”“她是我姐姐。”“那你能让你姐姐出来一下吗？”“不能。”“为什么？”“我妈说不可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我有个东西要交给你姐姐，你要是让她出来一下，”我摇摇硬币，“这个就给你。”小姑娘想了想，接过硬币，关上门。过了一会，门开了，却还是那个小姑娘。“你姐姐呢？”“我妈说姐姐死了。”“什么？死了？”我说，“怎么死的？”
“芒果，芒果。”她说。
门开的更大了，一位身着黑裙的妇女倚在门框上。她摸着小姑娘的头说：“我是她妈妈。”
“我听你小女儿说她姐姐的死和芒果有关，是吗？”我问。
“芒果？什么芒果？”她说，“根本与什么狗屁芒果无关，”她哭起来，“我可怜的女儿是踩着一块香蕉皮摔倒之后死去的，”她的哭声更大了，“摔破了脑袋。” 2010-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