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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楼

发布: 2011-5-19 22:21 | 作者: 陈谦




        戴比在下午五点刚过,果真给晓红打来电话,请丹桂傍晚六点半到华大教工俱乐部餐厅碰面。晓红傍晚开车沿着湖滨林荫道将丹桂送到那里时,丹桂发现那餐厅是在一座紧靠华盛顿湖的楼里。车子靠着路边刚停稳,她们就注意到大楼开放式的前庭上站了许多人,靠近一层电梯口的地方更围出了一圈人墙。晓红让丹桂快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丹桂一问,说是电梯坏了,正在抢修。丹桂回来告诉晓红,让她放心离开,留她等一会儿就好了。晓红看了看表,说,你别等了,马上就到点了,你快找楼梯走上去吧,迟到了可不好。丹桂应过,道了别刚走出一步,就被晓红摇下窗叫住。她停步,只听晓红说:戴比愿意为你花这么多时间,是很特别的。你好好往上走,等下楼的时候,肯定就是好消息!丹桂一愣,随即有些淘气地朝晓红回了个笑,挥挥手,转身去寻楼梯。

        丹桂微喘着跨进位于六楼的餐厅时,餐厅里的酒吧已是人声鼎沸,电视里正在放橄榄球赛的实况转播,起哄和叹息声相互追逐,在有限空间里轰成噪音。戴比迎上来和她握了手。丹桂拉高了声问,你的病人没事吧?戴比迟疑了一下,表情有些犹豫地说,目前是稳定下来了,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随即又说,今天下午真是对不起了,希望你喜欢这个餐厅。丹桂有些紧张地摆摆手,感觉不妥,又赶紧点头。戴比会心地笑笑,领着她往里走,一边说,今天是星期五啊,好在订了位。你要知道,我这样中规中矩的时候并不多的。

        她们很快被领到窗边落座。从巨大的落地窗看出去,太阳正在下落,四周的水面一片通红。湖汊远处接往开阔的海湾。丹桂这时注意到戴比上衣的领口绣着一圈本色的蔓陀萝花饰,让她想起荣格对蔓陀萝的情有独钟,正想由此说开,戴比示意她一起先点菜。合上菜谱的时候,戴比忽然说,我看你在电邮里说,你的家乡就在中越边境上?丹桂点头,说,我来自中国的广西,那是与中国与越南接壤的一个省份。准确地说,那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那里住着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叫壮族。戴比表情有些好奇地打量着丹桂,说,你确实长得跟我见过的大部份中国人不大一样。那你是壮族人吗?

        丹桂答道:我母亲是壮族人,所以我是是二分之一的壮族人吧。戴比表情认真地说,那么壮族人好看的。丹桂笑着道了谢。戴比深深地盯了她一眼,说,我见过的中国人,很少有你这样立体感的大眼睛的。丹桂咬着嘴唇,抬抬眉,没响。她知道自己的眼窝像母亲的那样,是有些深的。戴比又问,那你们当年对越战担心过吗?这样的话题,由戴比这样的美国人提起,听上很有几分天真,让丹桂忍不住想笑,可出于礼貌,她得接下这个话题。她开始讲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些防空洞,大人们总是说,它们是用来防范美国人从越南飞过来空袭的。说到这儿,丹桂想起初恋男友凯鸽跟她说过,他的在防空洞周边度过的快乐童年,心下有些伤感。

        丹桂点的冰茶正送上来。她喝着冰茶,看到沉坐在夕阳余晖中的戴比,一身的色彩跟自己手上的冰茶融成一体,温暖安详得令人感动。她完全放松下来,手不停翻动,凯鸽那些防空壕里的蘑菇,青蛙,蛇,都变成了她的。看着戴比黄昏中越瞪越大的眼睛,她的故事愈发离奇。她被自己的故事打动了。戴比表情非常专注,眉毛随着她的语气和语调挑起,平落,或皱结。戴比最后果然拿出主持小组讨论的教授派头,双臂抱在胸前,哼了声说,噢,太好笑了!其实美国哪里有轰炸中国的意图呢!丹桂说,我说的是那时候的中国啊。那边戴比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若有所思地点头:嗯,那就是共产中国了。还有文化大革命。我理解你们所有的经历。丹桂一愣,未必——她在心里接上一句,嘴上却说:这是为什么我对你的研究有兴趣。这是真话。只是她没有说,最要紧的是她给堵在梦中父亲出没的黑巷里冲不出去,她其实是想找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

        戴比点点头,脸色有些庄严,说,我明白了。可你们国家闹文化革命的时候,你还很小啊。让我想想,你那时出生了吗?这时,她们点的蛤蜊汤和主菜上来了。丹桂刚想开口接戴比的话,戴比将手里那把正在往面包上抹奶油的刀停下,摇了摇,说,你等等。她的眉头皱起来。不到一秒钟,将餐刀搁下,说,你知道吗?那还是我在耶鲁的时候,有年秋天,九三年那样吧,我跟导师杰里·彼得森博士去上海开过一个国际心理学会的年会。杰里,噢,你知道杰里·彼得森?戴比问。丹桂赶紧点头,她这几年对美国心理学科的版图是下过点功夫跟踪的,杰里·彼得森是美国心理学的前辈大师级人物,沿革的是荣格学派,对东方文化跟西方心理学的交融有独特贡献。

        嗯,杰里。他早年在苏黎世留过学,后来在哈佛完成他的教育。我是跟他到了上海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热恋过一个哈佛女同学康妮。康妮是个中英混血儿,学英美文学史的,她的博士论文你猜写的是谁?戴比盯着丹桂,问。丹桂摇头,等她的下文。戴比将奶油抹到一片面包上,递过来,笑笑,说,亨利·詹姆士!哈哈,那个老头!丹桂不很明白这有什么可笑,便不吱声。戴比说,亨利·詹姆斯的老哥是心理学大师啊,这倒让杰里跟康妮有联系了,对吧?丹桂安静地喝着汤,听戴比接着说,可那个姑娘爱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唐先生。唐先生是个好人家的孩子,非常聪明。他拿的是旧中国国民政府的钱,公费来美国留学的,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专家。完啦,杰里的心碎了。他们念完书,那姑娘,噢,康妮随唐先生回中国,到了上海。唐先生在大学里教书,康妮做些文字翻译方面的事情,结婚生子。我看过他们的结婚照,很美的一对人儿。两人都穿着中国式长裙。丹桂听到这儿,噗哧一笑,说,男的那叫袍,长袍。戴比耸耸肩,说,袍!对不起,我总是搞不清。可怜的人儿,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几天,接着就是红色中国几十年的隔绝。

        戴比喝了口汤,又说,我们到上海时,杰里托接待我们的中方人士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你猜怎么了?丹桂心里一个“格登”,口开就说,他们自杀了?

        咦,你怎么知道?戴比一愣,盯牢她看。丹桂轻搅着汤,说,猜的。戴比拧紧了眉,点头说,他们说,打听到那个唐先生,在文革中已经跳楼自杀了。丹桂听到这儿,身子就有些僵住,几乎就要脱口说,我爸爸也是在文革中自杀了,但话一出口,却变成:啊,中国那时自杀的人太多了。戴比听了摇摇头,眼睛微眯起来,表情看上去很痛苦,说,太可怕了。你还小吧,那时。好在你还小,感觉不到那种疼痛。

        丹桂原来捏在桌边的手松开了,在桌下摊开,无法自制地有些抖。戴比注意到她的表情,问:你没事吧?我还要说下去吗?丹桂将喉头憋紧的一口气轻缓地呼出,点点头。戴比接下去说:我们就去看那位太太。康妮?丹桂轻声问。是,康妮。她住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我记得是离美国领事馆很近的地方,街边有很茂密的梧桐树。走在那一带,你会在某些瞬间,根本想象不出自己是在共产中国了。那个太太那时该有七十出头了,打了条纯白的长辫,在脑后整齐地盘起来,高高的个子,身板挺得特别直,真是一个好看的老夫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穿的那种粗布的衣服,样式很简单,几乎都是直线条,跟她那种很欧化的,轮廓分明的长相之间,有种特别的张力。她站在楼梯口等我们——她的儿女之前告诉我们,自从她的丈夫在文革中自杀后,康妮二十多年都没有再下过楼!你能相信吗?二十多年啊!二十多年再不曾下过那个楼梯!

        丹桂正在吃沙拉,下意识地一下就咬住了叉子。她感到冰凉的铁叉在舌尖戳出一片刺痛。戴比摇摇头,说,难以置信吧?但那是事实。康妮的肤色很白。我见到她时,她老是老了,仍然很优雅,那双深陷的大眼很亮。康妮跟杰里在楼梯口紧紧地相拥着,两个老人都流了泪。康妮将我们迎进她的小屋里。那是一栋很老的西式洋房,似乎住着好些人家。她住在楼上一个小小的单元里。木头的地板都发黑了,家具不多,清一色的明代家什。康妮告诉杰里,那些都是唐先生的收藏。从美国回来后,唐先生只要有点余钱,就去收明代家私。文革给抄走了很多。也许是那些家具的颜色和风格吧,塞在那么陈旧的狭小空间里,让整个房子生出一种令人压抑的陈旧的暗。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直立的老式斯坦威钢琴,我是在那上面看到康妮和唐先生的结婚照的。

        那是深秋了,窗子大开着。窗外是梧桐,叶子开始掉落。寒气很重。我们坐着喝茶说话。康妮话不多,英文带很重的英国腔。说起她丈夫的离世,她转过身看着杰里,说,唐,那么温文的一个人,他自杀了四次才死成的啊!杰里握住了她的手。出来后,杰里告诉我,她的手冰得让他老想打颤。康妮重复了好几遍:四次!前面都给抢救回来了。割腕,上吊,开煤气。他真笨啊,选的每一种死法,都那么痛苦。中国没法弄到枪,不然能像海明威那样,福克纳那样,他就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丹桂想,她的父亲吃安眠药之后沉江了。他一次就成功了,应该没吃很多的苦头吧?这个想法让她得到些安慰。

        戴比又说,你猜唐最后是怎么死的?他跳楼。说“跳楼”时,康妮指了指窗外,她的手在那个瞬间看着像玉一样。她朝窗外点了点。杰里很轻地问:从这儿?当然不是,他计算过的。从关他的楼里。他跟看管他的红卫兵说要上卫生间。他说腿实不行了,蹲不住,那天要去大楼另一边有马桶的老式卫生间,他们就让他去了。他们看着他扶着墙一步一步挪过长长的走廊去的。他一拐进那卫生间,就爬上窗口,一下就栽下去了。六楼。康妮说,她去看了现场。她平静地说,血倒还好,但那一地的脑浆!原来脑浆是那个样子的,一地的豆腐花一般。我才知道,人和物是可以这样转换的,唐,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样,中国有句成语怎么说的,肝和脑掉到地上?丹桂的身子哆嗦了一下,知道那说的是“肝脑涂地”,就说,我知道的。戴比就接下去说,可你猜康妮怎么说,她说,在那个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都解脱了——唐若是如此执意,他得到了成全。虽然她知道,作为基督徒,唐不应该选择这样的道路。你能想象吗?康妮说她站在那现场时,一滴泪都没有流。

        康妮没有告诉我们,她从此就再也不肯下楼了。那么多年来,中国的文革过去了,她的子女亲友也一直在劝,说世道变了,变得好起来了,你要出去走走,亲眼看一看那个新世道啊。可就是劝不动她。后来只能放弃。她日复一日,每天就独自看书,长时间地冥想——没人有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完全拒绝电视,收音机。日常的饮食家用,就靠子女亲戚和邻人帮忙捎买,后来年纪太大了,就请了保姆照顾生活。杰里问她是她是不是还弹钢琴。康妮说,那钢琴文革后还回来时,就已经坏掉不能弹了。它是唐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如今就是一件家私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样的事情?

        丹桂感觉眼睛无法聚焦,戴比在很近的地方散成光影。她将手里的刀叉放下,吁出一口长气,看到戴比领口那些繁复美妙的蔓陀萝慢慢复合,围成洁白的花环。你还好吗?戴比轻声问。嗯,丹桂应着,想给递个笑,没有成功。她等着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利索地拿起刚才搁下的叉子,掩饰地在沙拉盘里划拉起来。

        戴比喝了一口冰水,又说,我怎么竟说起这些。嗯,我是想说,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心理创伤,那就是最典型的心理创伤的表现。杰里告诉我,可惜他没有机会给康妮亲自做治疗了。如果上帝给他机会,他愿意慢慢领着她走下那些台阶。而且我们都相信,这是心理学可以征服的领地。荣格甚至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多次成功的示范。遗憾的是,到了那时,杰里能立刻做的,就是在离开上海前,给康妮买了台小型跑步机送去,他希望它至少能在提高身体素质方面对康妮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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