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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四川一耗就是一周。客户看上了我们的方案，但提了一箩筐修改意见。金融危机下，有单做就不错了，我和策划总监、美工三人只好老老实实一点一点地改。
回到深圳，我让接机的助手把我送到深圳二中，儿子在这里读高中。我用歉疚的语气让班主任徐老师把儿子喊了出来。对于我的询问，儿子没有正面回答他有没有去看老奶奶，只是说，老奶奶一点事都没有，生龙活虎的，你回家就可以看到她了，早晚散步步伐矫健着呢。
父亲也向我证实了儿子说的是实话。父亲说，老太太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就回来了，两个保安护送着，而且居然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自然，我对老太太住在隔壁居然不认识，不觉得奇怪。我好奇的是，老太太够富的，或者她的子女够有钱的，因为隔壁不仅是复式结构，而且面积超大，光入户花园就四十多平方。这么大个楼上楼下的豪宅，就住老太太一人，连个保姆都没有？
父亲的关注点明显不在这里。父亲接着说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一大群孩子在那个瘦保安的带领下，呼啦啦地敲开了老太太的门，一个领头的高个姑娘操着甜牛奶一样的语调问候老太太：“奶奶好，我们是区义工联的少年义工，看您来了。”原来，区义工联和小区物业公司是联谊单位，小区保安看老太太一个人住着，就好心地想到了义工。老太太面对十多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先是一愣，接着就笑开了。孩子们有模有样地打扫起来，可房子干净着呢，孩子们只好去给花浇水，不到两分钟花浇好了，孩子们找不到活干了，开始坐在地上发呆。轮到老太太忙碌起来了，拿出饼干、牛奶招呼客人。客人不好意思吃，看到客厅里有画笔、画架，就问老太太是不是画家。老太太反映过来，说，来来来，你们帮我打扫完卫生，我来教你们画画。一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女孩说，奶奶您教我们画画，我们一个暑假都来帮您打扫卫生。
我家隔壁从此热闹起来。但我始终没有见过老太太一面。之前，老太太一早一晚才会出现在楼下的健身区里，而一早一晚正是我睡觉和工作的时候。现在，少年义工在她家闹腾的时候，我也没见过她的正面。有次倒是看见老太太穿着一件月白色长裙，应该是旗袍，因为我看到布料上绣着几朵暗色的花。当时，老太太背对着门，正指导着穿得花枝招展的孩子们在纸上的勾描。宽大的客厅成了美术教室。有几次我想敲敲隔壁的铁门，问候下，同时也补个歉，但想想又算了。后来，也没见过警察继续调查，我发现周围的人基本上淡忘了这件意外伤人事件。
倒是父亲天天深夜向我汇总一些他从隔壁偷听到的信息，很兴奋的样子。父亲说，老太太是广东人，比我大，已过古稀了，和他一样，也是个美术老师，不过人家是教大学生的，老太太有一崽一女，大崽在新加坡，小女在美国，这个大房子是大崽买给老人的，老人一个人住好多年了。
有个周末，瘦保安按响我家门铃，带着一点征求意见的口吻，说，这段时间，您隔壁的业主家里很热闹，不知道吵闹到您没有？父亲伸过头来说，没事没事，一点不吵。瘦保安笑了，嘴唇上一个黑痣鼓出来，说，那就好，现在老太太是整个小区最幸福的人，天天和孩子们愉快地创造。
瘦保安把“创作”说成“创造”。
我问起瘦保安高空抛物的事。瘦保安说，老太太进了医院半个小时候后就醒过来了，医院也没查出什么道道来。昨天，我们队长还问老太太，事情该怎么了结？老太太很轻松地说，算了算了，不关高空抛物的事，是她自己老了，再说谁没有不小心的时候，没准那可乐瓶、花盆、萝卜都是台风吹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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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把月的暑假像浪花一样拍打在海岸上，最终散开，消失。隔壁的喧闹和笑声，最后隐退成空旷和寂静。连父亲都乱了方寸，昔日竖起耳朵偷听隔壁动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每天深夜钥匙插进锁眼的时候，父亲再也不用起身向我传达当日所见所闻了。
父亲开始出现问题。先是不喜茶饭，连妻子温火熬好的粥和我带回来的红油猪耳都不想动筷子。接着，父亲脸色反白，古铜色的脸都开始白了起来，身材看上去不是瘦的问题了，是弱，弱不禁风。父亲来深圳的时候，县里的老中医已经告诫我要时刻关注父亲的血色，出现问题尽早送回来，我们瑶山人是不能死在外头的。
我把公司交给了妻子打理，开始陪父亲住院求诊。父亲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行了，有天半夜把我叫醒，干裂的嘴唇盖住我的耳朵。我听到的不是父亲痛苦的呻吟，也不是说哪里疼，而是说“去道歉”。
一连几晚，都是这样。父亲说话的内容不断增加，如“我听到隔壁在打滚”、“隔壁的肯定很难过”、“老太太的病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话吊着同一个话尾子：“去道歉”。
去道歉。三个字，父亲说得斩钉截铁，就像他说“这样肯定不行”一样，就像他活生生地用肉捏碎烟头一样。
明天去道歉！
明天，必须去！
那天正好是周日。傍晚，我把儿子叫到医院来，一起把轻飘飘的父亲捎回了家。父亲一进电梯，精神突然好起来，厚重的眼皮仿佛有了弹性，仰望着电梯上方，心里数着跳动的数字。父亲挣脱了丁丁的手，并且把我手里提着的水果篮也夺在手里，第一个出了电梯。
隔壁的门，开着。老太太坐在一个藤椅上，背对着我们，面朝大海。落地大玻璃窗微微打开了一点，但风还是很大，吹拂着老太太一头银色的齐耳短发。银色的头发在黑暗中，形成唯一的光亮。
儿子试着敲了敲门柱子，咚，咚。老太太没反应，我先嗑了一声，开口叫，老太太。老奶奶。儿子又唤了一声。没有任何动静。
父亲第一个走了进去。然后是我，儿子。父亲脚步轻轻，到了老太太身后，哑着嗓子说，老同志。
老太太永远地睡过去了。脚下放着一个没有拆开包装的生日蛋糕。
父亲似乎早预料到这个结果，看着遥远的海面，一言不发。很久之后，父亲可能是察觉到自己手里还提着重重的水果，才弯腰轻轻放了下来，摆在蛋糕的旁边。父亲居然说了声“生日快乐”。
说完，父亲转身拿起藤椅边上的电话，在黑暗中，敏捷地拨出三个数字，然后口齿清晰地说，六月十六号下午，爱琴海小区八栋落下的可乐瓶，是我碰掉的。
等待警察到来之前，父亲跟我和儿子讲起一个故事：一九七零年春天，一个红卫兵爬上我们月拢沙小学教室楼顶，等到批评过他的美术老师走出来时，松开手里灌满粪水的杀虫脒玻璃瓶，当场把老师砸昏了。乡人民卫生院检查不出啥问题，当皮外伤处理。这名唯一的美术老师，上午游街，下午却坚持到只有几名学生的班上讲课。
那个红卫兵就是父亲。半年后，父亲决定去向老师道歉，并打算坐在最后一排，跟他学画画，也要当一名有责任心的老师。老师的名字叫刘国庆，父亲就选择十月一日那天去道歉，抱着一只老母鸡，算是赔礼和生日礼物。那个下午，父亲走进贴满标语的教室，却发现大家正在议论一件事:美术老师一个月前突然失踪了。有人说，她脑壳顶半夜突然喷出血花，一个人在去卫生院的路上死了，被山下两只饥肠漉漉的老狼拖走了,因为半个多月来再也没有听到狼在半夜呜咽。也有人说，美术老师是装的，她其实是扛不住了，装病连夜逃离月拢沙，因为她卧室里的画笔和油彩全都被带走了,为了画画她不可能死。父亲呆在教师里，默默流着泪。泪花中，父亲看见那个用来做恶作剧的、沾满泥水的农药瓶，被洗刷干净，当作花瓶，放在窗台上。单一支山茶花，红艳艳的，孤傲而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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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而警察现场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老太太之死和我们的塑料瓶无关。警察并没有把我和父亲带走调查。半个月后，我托了很多关系，才在派出所里看到了这么一篇日记，老太太写的，字迹小而娟秀：
我不去美国，新加坡我也不去。孩子们，你们不回来，我也不去。孤独地来，孤独地去吧，本来就是孤独一生过来的。
感谢那个天空掉下来的天使，砸在我头上，让我意外地有了一个回到童年的暑假。他们那么天真、可爱，我也那么快乐、纯真。
只是这一切都是短暂的，漫长的，总是孤独。好了，我再也不用说孤独了。
再见，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