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想弄懂一切。我认为自己正确地估价了美洲本土主义问题。是的，在美洲，如同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曾存在着一个人民，一个伟大的人民。当时它对西班牙来说，是原始居民，但是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原始，有他们的艺术、科学、宗教和生活习惯，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们来到了，不，我是说，那些西班牙人来到了，那是一些最糟糕的、中等的以及最好的西班牙人，欺凌他们，压迫他们，或是与他们同化。现在继承下来的，毫无疑问，是曾经有过最充沛的生命的、以多种不同方法留传下来的十六世纪美洲本土的本土主义。可是，比如说，墨西哥的绘画（对不起，我不太懂绘画，或者您不太明白我的意思）并不是十六世纪美洲本土主义纯粹的和直接的继续，而是经过欧化的一一不仅是西班牙的，而且是一种很复杂的经历一一四个世纪之后的有意回归到本土主义的作法，这种回归是一个总是“应当站出来”的、不完全的印第安人的回归。它站出来捍卫一种从总体上来说不人道的事业，反对它一直象征着的事物。我看这种艺术没有多少本土味道，只是有一点墨西哥味道，特别是带点美洲味道，因为政治事件并不等于艺术。请您看一看吧，比如说，乔托①、威廉·布莱克，不论是古典的或是当代的画家的绘画，您就可以知道最优秀的画家从何而来，毫无疑问，就像您说的那样，很显然。问题很清楚，印第安人并不是因为他愿意纯正或者因为他有一点印第安血统就纯正，而是由于他一直是、永远是、持续地是本土人。在这里，在华盛顿，我认识一个据我看很有前途的厄瓜多尔画家，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敏，他是一个纯粹的印第安人，父亲、母亲、祖父、祖母都是印第安人，他和一个纯粹的印第安女人结婚了，孩子们也全都是印第安人；再有，他人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具有印第安人味道，本土主义者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在他身上，在他画的东西中，虽然也有些挺要命的影响存在，但是，我看到的只有印第安味道的东西要比当代墨四哥那些过分矫饰的画家的要多，要多得多，比巴勃罗·聂鲁达作品中的多得多，因为我是怀着纯朴的、深刻的、不会改变的爱这样感觉的。摸一摸，除去他本身之外，还剩下什么？不要夸大他所剩的东西。他是一个印第安人，自然，与不足印第安人者相比，与自认为印第安人者相比，与想和印第安人相似者相比，他的确更像个印第安人。【① 乔托（1266一1337），意大利画家。】
对您来说，巴勃罗·聂鲁达是您文章中的主要人物，我认为，他并非总是他现在一心想成为的带印第安味道的人，他有时候是，有时候又不是。他有的是从国际旅行经历中学来的一种本土主义。一个自然的印第安人，如果想要一种绝对的纯粹，那么他可以并且应该继续成为这种印第安人；但是，我不能把如今这早到处泛滥的、人为的本土主义作为本土主义的主要表现来接受，就好像我不能把加西亚·洛尔卡的西班牙吉卜赛主义当作西班牙民间的主要表现来接受一样。吉卜赛主义、本土主义，就好像白人的黑人主义一样，它并不是黑人的，它曾使多少民权主义的伊比利亚美洲和西班牙的诗人、艺术家和评论家误入歧途。印第安人的、黑人的、吉卜赛人的，从外部来看，是做作的文学，并非直接的诗歌。要能成为直接的诗歌，诗人必须是吉卜赛人、黑人或印第安人，而不是涂抹上其中仟何一种人的色彩的一个白人。
我很高兴谈到巴勃罗·聂鲁达，因为他具有一种丰富的诗意的东西，具有可塑性和富于人情味的东西。
我不能全盘接受巴勃罗·聂鲁达作品中那没有生气的、累赘的脂肪，我为他明显的矫揉造作和根本的或是美学上的自满多次感到惋惜。因为我想，一个印第安人，一个梅斯蒂索人①，【 ① 梅斯蒂索人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或是一个西班牙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吧，他应当从自己诞生于其中或者他的出生地的混沌之中自拔，脱离开来，把曾经附着于其中的一片模糊的子宫的胎盘抛到九霄云外。他靠着自己，而不是作为那一片模糊的牺牲品，已经把从那里吸收的精华消化了，吸收了，并且痛痛快快地排泄出来了。这种痛快自由是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种族和国家的光荣。一个人处在混沌之中，生活在大气层空气的海洋之中，成为自己的肺和心脏的俘虏，他不愿意说出，由于他的思想孤孤单单地站在一个可能存在着的上帝、一个固有的或是感觉得到的上帝一一时间上帝的对面，他不愿意逃开，然而实际上，人是被束缚在他命中注定的轨道空间里的。我认为人是父体和母体的外来混沌的整顿者，他的本身就是永恒的野兽，不必操心，永远不会改变。人，为了证实他的天堂般的、洪水般的，巴别塔式的优势，唯一的可能，我认为是培养他的批评的智慧，加上他的经验，可以补偿脆弱的、残忍的心（心，我在年轻时对它是如此执著，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再加上全部的外表。我宁愿一切都具有一种永远清新的“好动感情的智慧”，我渴望这种智慧的动感情中最高级的花朵和果实，我将它们称为“外在的高贵”；我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非常无能，我不是光开花不结果的人：我想完善自己。不，我不相信诗歌的完美，我记得我写过“十全十美只不过是最完全”。比较完美的是圣胡安·德拉克鲁斯①，他比贡戈拉、比索尔·胡安娜②、瓦莱拉③等人更完美；要说完美的话，我认为还差得很多，在他那仅仅是局部的表面的充分、准确之中，还缺乏那么多“必不可少的补充物”。
【①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542一1591），西班牙神秘主人诗人。
② 索尔·胡安娜（1651？一1695），墨西哥女诗人、剧作家和女权主义者。
③ 瓦莱拉（1824一1905），西班牙小说家、评论家。】
如果诗人愿意，他可以自我补充，因为他一半是创造者，一半是批评者。这是真正的人的两个组成部分，也是诗人的两个组成部分。比如，兰波就是一个不想也不需要补充的诗人，歌德则进行了充分的自我补充。巴勃罗·聂鲁达既不属于兰波的类型，又达不到歌德的地步。他需要补充，然而自己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对自己的想像力缺乏兰波那样的先天的批评本能……兰波那样的魔鬼般的明确，不是像达利的那种陈腐的超现实主义，而是像毕加索的那种充满活力的匠心。歌德则几乎像朱庇特那样，因为他从未动摇过祖传的侍从性格。任何感情充沛的诗人，只要愿意，都能像聂鲁达一样写作，也会毁掉自己全部或者部分作品；然而聂鲁达即使愿意，也不能像但丁那样写作，因为他缺乏顺理成章的组织才能，而且也没有精确的词汇。在孕育完美的维纳斯的过程中，聂鲁达是不足月的，他只有三四个月。当然，可怜的马拉美却怀了十一个月，绝无仅有的十一十月，而不像瓦雷里，有“确切的”十二个月，更不像自我完善的豪尔赫·纪廉，有四千四百四十四天。他的《赞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发表，因为“只有”四十九首，而他却想写五十首（瓦雷里的诗集就是由二十五首旧体诗和二十五首现代诗组成的，中间是《命运女神》），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写成那首不完整的诗……
此外，我认为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对印第安人或对俄国人的爱。爱不是冷静的应景，那首《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不是爱，它同样可以献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城市，只要改变一些专有名词即可。《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做作、乏味、沉闷，有两节主要的诗，它们符合诗人的心情，是他的文学发泄，还有一个长长的结尾，对于耕耘的犁锄来说，完全是牵强附会的。这首情歌如何能与卢文·达里奥的《致罗斯福》相比呢？前者的俄国味儿、乡土味儿如此淡薄，而后者则亲切、直爽，充满活力，乡上气息浓厚，那发自内心的爱感人肺腑，情同手足，这并不是出自宗教情绪的爱。它是那么全面，尽管并不完美！
把卢文·达里奥放在他的位置上吗？什么位置？美洲人不理解卢文·达里奥，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一个印第安人。巴勃罗·聂鲁达的本土主义的作品，我“猜测”是从《地球上的居所》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卢文·达里奥。难道他不像卢文·达里奥一样，他的第一批、第二批书不是从西班牙出来的吗？他不也是从那里脱颖而出的吗？请你们去寻找吧，请对此关心的人到聂鲁达那一时期之前的西班牙书籍中去寻找，友寻找那种方法、那种比喻和那种永恒的声音吧。还有一点，一个亚细亚的土著人，他的本土主义的以及非本土主义的东西，他那西班牙的声音，把他变得如此安达卢西亚化，那么拉美化了。我的朋友雷布埃尔塔斯，有多少事情要澄清啊！这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这是最奇特的事情了。难道聂鲁达就没有像那时西班牙流行的巴罗克主义那样，差一点堕入对维亚梅迪亚那①的贡戈拉式的贪恋？而后来，从另一方面，当代西班牙的两股力量才势均力敌。
【① 维亚梅迪亚那（1582一1622），西班牙伯爵，夸饰派诗人。】
也不能说我并不为卢文·达里奥的某些方面，他最矫揉造作的方面感到痛惜（应当注意，“矫揉造作”这个词和“美好”是一样美好的，但运用起来却是那么不好），我是说，最空泛、最华而不实的雅致，也就是最具有帝国主义味道的。我发表在马德里出的《西班牙》杂志上的“卢文·达里奥的长处和短处”引起了很大反响。如果您能读到这些文章就好了，您就可以找到我向您断言的这些东西了。正如您当作对比而非常准确地暗示的那样，卢文·达里奥是一个或者很想成为一个富有欧洲味道的人，一个纯粹的西班牙人，一个西班牙丈夫，一个法兰西情人。他的诗歌和神话也是由他从法国的浪漫主义、帕尔纳斯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爱中得来的。正是由于他对于一个作为中心的西班牙的这种挚爱，他才对我们，这些曾经是西班牙现代派的青年们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不会由于这位伟大的尼加拉瓜人的本土主义的东西而革新我们自己，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并不觉得与他贴近。卢文·达里奥被包括进西班牙中并非由于他的本土主义，他的这种能力那时还没有很好地脱离出来，虽然我们可以从他默默的、忧郁的静态中，而不是从他的节奏或色彩中看出，这些东西是可以从外部察觉的。我坚持认为，应当记得，卢文·达里奥输入到我们这些被迷醉的国家的法国的帕尔纳斯主义和象征主义，其最早的题材是西班牙的 （“吉卜赛小姑娘”、“熙德的东西”、“锡拉诺在西班牙”、“致奥斯卡国王”、“肖像”等），然后是受到了西班牙的启发。因为法国的象征丰义并非是法国的（拉封丹，拉辛），而是英国的、德国的和西班牙的（神秘主义的）一象征主义是文艺复兴在法国迟到的复兴。在那里，比如说，对于诗坛的群星，就不像在西班牙一样，在适当的时期为西班牙的诗人们提出一个尺度，人们就提不出一个法国的奇才的尺度。要指出法国的象征主义是否为当代世界级的诗人（叶芝、斯蒂芬·乔治①和安东尼奥·马查多）指出了一条比文艺复兴时期意人利人的道路更好的路，使他们能找到自己的故上，现在不是时候。
【① 斯蒂芬·乔治（1868一1933），德国象征主义诗人。】
而我，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既不喜欢西班牙诗歌中的意大利东西，也不喜欢其中的法国的东西。至于形式，从那时起，我只是一直写八个音节的罗曼采，同一种性质而多种形式的歌和明了的诗歌，普昔通通的。如果有时候我写出十一十音节和七个音节交替组合的自由诗、十四行诗或十一个音节的四行诗，那是我从前的诗歌的流露。
我不相信尽善尽美，也许倒相信“尽善尽美是不可企及的”，如同相信“缺欠是随时可能的”一样。此时此刻，我的创作是空前的。如果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就等于说，由于完美的终结，自己已经失去了活力，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生命都将失去自由。幸亏由于其他人的原因，每隔十年我总能有所长进。的确，我喜欢整理，喜欢在创作前和创作后进行整理。整理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整理的自由能使我们解放，使我们升华。也就是根据情况，使我们自我解放，自我升华，无论是文明的还是土著的。一个文明人不能说“已经”是个土著了，而一个土著总会成为文明人。那么，一个土著为什么不能自我解放，不能升华，不能成为完全的和自觉的，不能摆脱窘境和阴影呢？或许是我们想让印第安人在困境中停滞不前，让他总是受苦，让他总是成为他人、成为我们的玩物吧？
这个具有诱惑力又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我是永远探讨不完的。我认为人是一个监督者，又是一个被监督者。请监督我吧，这是我最好的愿望，我本人已在自我监督；请帮助我进行监督和自我监督吧。再次感谢您，墨西哥人何塞·雷布埃尔塔斯，感谢您那真诚的文章，它深深地打动了我。
亲爱的、优秀的美洲人，您的西班牙好朋友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华盛顿，43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