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叶芝有一首著名的爱情诗歌，是叶芝为献身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女朋友茅德·冈写的，题目是《当你老去》。我曾经研究过中国很多翻译家以及台湾诗人的六七种译文。这些译文各有千秋，但是都有一点缺憾，就是都用自由体翻译，而没有反映出原诗的音乐性格律性。所以，我自己尝试翻译了一下，下面就是我的译文：
当你年老
年迈鬓白悃盹时，
炉边惺忪拾吾诗，
慢诵犹梦温柔貌，
深眸暗影曾相识。
华年笑貌倾城思，
真情假意为艳姿。
圣洁品质恋一人，
色衰貌改依旧痴。
佝偻低凝炉火炽，
嗫嚅伤怀爱逃失。
情思漫游群山上，
众星烁烁掩君子。
我之所以尝试用中国古典诗体翻译，完全因为叶芝本身也是具有古典诗歌风格的诗人。叶芝这首诗属于他早年诗歌，是写于十九世纪末所谓“前拉菲尔风格”时期的作品，有古典和唯美倾向，不仅是有韵脚韵尾的，都是古典的ABBA韵（如首段韵尾原文是sleep、book、look、deep）而且韵步是非常整齐的（每句都是十个音节），英语原诗本身读来琅琅上口，和中国律诗本身很接近。那么，确实只有中国律诗最能传达其神韵。翻译体的选择应该根据原作，因诗而宜，如果原作是有格律的应该用律体翻译，如果原作是没有韵脚韵步的自由体，才适于用自由体翻译。
这就牵涉到我前面说的翻译诗歌的问题。翻译诗歌本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中外都一样。外文翻译中文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也鲜有高手。而中文翻译外文诗歌更加糟糕，往往由于翻译不注意反映原文的音乐性格律性，所以，中国当代诗歌在通过翻译去学习了解西方诗歌模仿西方诗歌的时候，就误以为写诗可以不再重视音乐性格律性，即使中看，也不中听，这是不少中国人包括中国诗人对于当代西方诗歌的一个很大误解。其实，诗歌的抒情之美，离不开其语言之美，尤其是语言的音韵之美。希尼讨论诗学的论文集题目为《舌头的政府》，而不说是《笔头的政府》，就是强调诗歌是用舌头朗诵的，是说出的声音的力量在控制着我们的感情和思想。
让我感慨的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很多，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也很多。这里的误会，往往是由于翻译不力而造成的。中西文化交往交流交锋，中国人学习外语一直很热，外国人学习中文现在也很热，但中文好而外文也好的实在不多。在中国，学习外文的往往中文基础不好，而中文基础好的大多外语不好，很少有人做到两全其美。不能做到两全其美，如果只是自己用用还不要紧，如果要做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就常常会捉襟见肘，既是糟蹋原文原作者，也是糊弄甚至愚弄不懂外语的中文读者。这种掺假的误人子弟，到了严重的程度，真和毒奶粉毒害孩子差不多。毒奶粉谋财害命毒害孩子，也许只是一时的事故，可掺假的文化产品，可以贻害数代人，祸害更是无穷！
上面从谈叶芝到谈诗歌翻译，似乎是题外话了，其实不然，这里正牵涉到诗歌之美和伦理之深的关系问题。如果维护诗歌之美就具备伦理之深，那么翻译牵涉到了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的诗歌之美，忠实而唯美就更加重要，就有更高的道德价值，更重要的文化意义。所以，诗歌翻译往往还是一种语言的诗意之美在另一种语言中再创造，而不仅仅是翻译。
其实，还有人认为一种语言的诗歌之美本质是无法翻译的，希尼就说过，他觉得布罗斯基诗歌的英语翻译，让他感觉到缺少了原文的音韵之美。希尼的抒情诗歌，也非常重视自身母语的音乐之美音韵之美，例如“挖掘”一诗中有很多头韵，中文实在难以表现。
因为语言的差异，能够掌握不同语言的诗人很少，诗人基本都是用母语来写作诗歌。例如，布罗斯基可以用英语发表论文，但是他创作诗歌的时候，还是回到俄语。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的维护诗歌之美，自然还是维护自身母语的诗歌之美。翻译也应该尽量尊重原文的母语之美。如果为了翻译，例如为了进入西方文学世界，而根本不顾母语之美，那么这种翻译，不仅违反了诗歌之美的原则，也就是违反了伦理。我最近听说某个在瑞典的华裔诗人把另一个中国诗人的诗作翻译成了瑞典文发表，但是他觉得原文太罗嗦了，所以删去一些句子。这是让我吃惊的事情，因为如果原文“罗嗦”，那么本身就是不美的诗歌，如果没有母语的诗歌之美，还有什么必要翻译。
这里我就要介绍希尼为什么是叶芝建立的爱尔兰文学传统的继往开来者。除了“挖掘”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描画民族的社会生活，希尼还特别注重自己的特殊的爱尔兰语言的运用。例如在上面提到的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中，希尼使用了大量的只属于爱尔兰民族语言的词汇，还有学者专门列出了词汇表来研究。这是很多英国人都不懂的语言，就如中国的上海话词汇北方人都听不懂一样，但是，希尼并不因为考虑要让英国人听懂而去更改自己的语言。这种态度，我看是值得我们一些中文诗人深思和学习的！
所以，让我换个角度说吧：真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首先应该是爱文主义，就是爱护民族语言，就是尊重母语的纯洁，维护母语的优美，特别是维护母语不受到意识形态语言暴力的欺凌，不变成“假、大、空”的语言垃圾，而在商业化的社会中，这也包括不让母语受到商业文化的亵渎，不粗制滥造，不推销语言垃圾。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希尼对于母语的诗歌之美的热爱，对于母语的诗歌之美的“挖掘”和维护，我肯定他是爱尔兰民族语言和文学传统的继往开来者。
当代世界诗歌的重要推手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名单，可以注意到一个文学体裁上侧重不同的有趣变化。在这二十多年的前期，诗歌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而后期则一个诗人都没有。在前期，我们看到，从一九八七年前苏联流亡美国的诗人布罗斯基获奖开始，先后有墨西哥诗人帕斯、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诗人瓦尔科特、爱尔兰诗人希尼和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等连连获奖，而之后十几年则全都是小说家和戏剧家，再没有一个诗人。我最近正好在一个瑞典笔会的会议上碰到辛波丝卡的瑞典文翻译安德斯布德果德教授，闲聊中他告诉我，辛波丝卡一九九六年获知得奖消息的时候自己都非常吃惊，因为前一年是诗人希尼得奖，她觉得瑞典学院不可能连续给诗人发奖，所以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瑞典学院接着还是发奖给她，又给了一个诗人。
瑞典学院总是神秘莫测，诗歌缪斯一时受青睐一时被冷落，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内部原因我个人当然无法了解。这只能等有关的保密材料五十年后解密时才能分晓。不过，从外部原因来看，在过去这二十多年的前期，世界诗歌确实精彩纷呈，形成一个发展的高潮期，才出现这批优秀而活跃的桂冠诗人，而在这个高潮期后面，布罗斯基和希尼都是推波助澜的重要推手。布罗斯基不仅自己夺得一九八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促成了其他诗人的获奖。我在本书中介绍瓦尔科特的文章已经提到，瓦尔科特第一本瑞典语诗集《冬天的灯》就是布罗斯基本人推荐给瑞典的出版商翻译出版的，而且他亲自为瑞典语版写了序言。瓦尔科特的获奖明显有布罗斯基的直接贡献。
布罗斯基掌握了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因为有开阔的文学史的视野，他常被人形容为一个坐在峰顶的诗人，可以看到山峰的两面，看到东方和西方，看到历史和将来。不仅他的诗歌在西方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他用英文直接撰写的著名论文集《小于一》，除了介绍自己的经历，还把一批前苏联诗人如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人介绍给英文文学世界。《小于一》一九八六年出版，一年之后布罗斯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论文集就更加知名，也促成这些诗人的诗歌作品更完整全面地翻译成英语，产生更大影响。
两年后，希尼也出版评论世界诗歌的著名论文集《舌头的政府》，同样特别分析了上述的前苏联和一批东欧诗人的作品，介绍他们在斯大林主义压制之下还坚持诗歌创作的经验和方式，那种以维护诗歌之美坚持道德伦理的努力。一九八九年他又出版了论文集《写作的位置》，更加明确地说明，诗人的任务就是保证“美的幸存”，特别是在专制的国家威胁着这种美的存在，破坏着这种美的时候。
布罗斯基和希尼对东欧诗歌的分析介绍，以及他们的诗学论述，对英语文学世界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撼及冲击，推动了世界文学界对于东欧诗歌的兴趣，这里当然也包括对辛波丝卡这样的波兰女诗人的兴趣。那么，辛波斯卡紧接在希尼之后，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实际上，我们要是注意瑞典学院给希尼的颁奖词中说的“抒情之美和伦理之深”，其实呼应着布罗斯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的命题“美为伦理之母”，而希尼本人热情坦诚地表示了他对包括布罗斯基在内的前苏联和东欧诗人的尊敬，就能看出希尼和布罗斯基的精神基本是一致的。这些诗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或者共同的诗歌理想，就是“美为伦理之母”的精神。这也才是我们中国文学界和诗歌界多年来模糊不清争论不休的“纯文学”定义的最好的答案。
诗人不需要把自己手中的笔去换成“铁锹”去挖掘泥沼和土豆，更不用换成枪支去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但是诗人应该拒绝充当政治的仆从，更不为权贵服务，也不向商业资本低头，更不低三下四地乞讨饭碗和金钱，这就是最高的伦理道德！诗歌应该追求和维护母语的诗歌之美，这才是最高层次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布罗斯基已于一九九六年去世了，在我看来，他的辞世标志着那个伟大的诗歌时代告一段落。一九九六年之后确实还没有一个诗人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布罗斯基是一个伟人。一个伟人的标志，就在于他走过的地方，总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脚印。后来者接踵而来，可还有谁能与他以及他的诗友瓦尔科特、希尼比肩而立？
（改定于二零零九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