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并不 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 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象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与那些有意识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小家的党的 领袖们不同的是，象父亲这些被革命领袖分析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机会和复仇的希望。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 到了不离开了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正是针对这一点，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们就要给这些战士们 灌输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观。他们告诉自己的部属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战胜敌人才可最终获得生存的权力。胜利了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 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革命政权失去 了，或者因自己的错误离开了这个掌握政权的革命队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有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是生存的需 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认识到了，她也决不会承认这种让人痛苦的 结论。
高姨和父亲对 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的 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 的表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 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 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 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 感和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象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 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象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 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
父亲是在下放 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是为了 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象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 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产党人都为了生存在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 狠狠地说了一句“妈巴子。”
记得自从高姨指 出“妈巴子”这句话是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子“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四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是七七年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距高姨自杀已有九 年多，父亲也五十六岁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刚好比父 亲小二十六岁，比我小一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其父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共有五个 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那些未婚青年好象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 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 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 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 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 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 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 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单位用厂房和仓库 改建的宿舍里，三弟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对于已官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受过苦的儿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种补 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 靠自己立足社会。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 兄弟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雪姨来到这个家后，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 化。
这种感觉起初 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看望父亲和爷爷。象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 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 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 不敲。真没有教养。”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 走。”弟弟走出家门后，听到房里父亲怒骂声。“妈巴子的，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就是雪姨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 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还是政治 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弟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 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切。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 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 是我们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 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想造老子 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严。自此以后，我和俩个弟弟不时有“宁愿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 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 总是有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好在父亲工作 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伟蓝图。 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象兴奋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 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强迫”下染成了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 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青年时代 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象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 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 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 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彩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 同、由大小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 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说：“你不是五二年 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很绅士般地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的金丝眼 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书说了些什么。
那已准备好的 美味佳肴父亲是无缘享用了。尽管省里某厅的领导和父亲的部属想从中调节一下这俩位关键人物因历史造成的紧张而尴尬的气氛，父亲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宾馆，并将 随之而来的因胆怯脸都变了色的部属狠狠地骂了一通。部属有口难言地不敢作任何解释。
于朝龙的儿子 并没有被父亲的粗鲁和权势所吓倒，尽管他明显地感觉到各级官员对他的态度的变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车，同他的秘书带着各种礼品 回到了他当年亡命而别的故土。当他知道那些留在家乡的兄弟和母亲都先后命归九泉时，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秘书给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贵重的礼品，全村人都 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并自发地拿着工具同他一道整修着他父母兄弟的坟墓。后来，他向村里人很礼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万美元给村里人修水库和建学校就走了。 他是直接从老家到省城坐飞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乡 和县里的反对，用于朝龙儿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张地为于朝龙夫妻及儿子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并在坟墓不远处修建了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村里最有学问的老 夫子亲自书写的“朝龙学校”几个大字，立在学校的屋顶，红红的，好远都可以看到。
这些情况父亲 是知道的。在公开场合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干预。他只是对几十年没有往来的乡亲们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说，“妈巴子的，共产党对你们还不好。几十万美元就将 你们收买了。”尽管父亲表现得那样不屑一顾，但可以看得出，父亲对于朝龙儿子用金钱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还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龙儿 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俩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干革命几 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你们想想，我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 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 愿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可想而知，当 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 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