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你认为杰弗斯是个重要人物吗？
施：他对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是个重要人物。
温：更像是开拓者。
施：我们读的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行文诗意。
北：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带着女儿田田去拜访你，你提到美国东岸和西岸的区别：东岸的人更倾向欧洲，有一种优越感，诗歌也更学院派；而环太平洋地区的西岸人，更脚踏实地，与土地的关系密切得多。东西岸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很不一样。
施：是的，不仅在诗歌上，在社会上商业上也如此。我从不觉得自己亲近大西洋。
北：这对我们所说的诗歌地图来说重要吗？
施：我只知道我属于环太平洋区域，也知道亚洲的位置，但我从来都不太注意欧洲在哪里。
温：我觉得你把一些问题混淆了。首先，美国诗歌的分野在于以英国为基础还是以美国为基础，这是以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为代表的先锋派与传统派的分歧所在。威廉斯和T.S.艾略特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欧洲与美国的对立，因为美国先锋派对欧洲大陆很感兴趣，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很大。比如洛尔加，他在美国先锋派诗人中很火，但在传统派诗人中却没什么影响。王红公比盖瑞年纪大一点儿，他既欣赏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也欣赏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带欧洲传统的非正统基督教文化，所以他是一座桥梁。而盖瑞呢，则是第一位直接面向亚洲的诗人，没有借助欧洲元素，他与超现实主义以及其它欧洲现代派运动都无关。我想盖瑞是这种类型的第一人，纯粹的新美国人。
施：但是我确实从古典流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更像希腊人。我的思维是希腊式的而不是犹太-基督教式的。我读了奥维德的《变形记》，也读了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和约翰·斯万顿（John Swanton）选编的美国本土故事集，我反复读，觉得这些也没有那么不同嘛！奥维德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正是鲍亚士对美国文化的贡献，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的传统政治或犹太-基督教传统文化，要么是柏拉图主义，要么是古典主义。
温：这又要说回到意象派了，意象派是中国古典诗歌和希腊古典诗歌的产物。早期现代主义者从希腊诗歌得到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现代美国诗歌的源起就像是希腊遇见中国。
施：这真有意思。我还是挺喜欢洛尔加的。我并非完全无视或厌倦欧洲的风格。但我的根基是在北美—本土的美国语言、传说、诗歌和故事。我要感谢梭罗给我的启迪。
北：如果从诗歌地图来看，西方在种族迁徙和对抗中不断分化。大多数美国开拓者都是来自欧洲的，很多来自英国，美国人想摆脱英国上流社会包括诗歌在内的语言方式，比如惠特曼。他们用各种方式把自己变为“新美国人”。
温：现代主义不就是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的来吗？我指的是美国现代主义。它需要重新发现旧事物，19世纪还不够旧，要去发掘更古老的源头。庞德回溯到中古时代的诗歌，诸如普罗旺斯式的行吟诗人，回溯到古希腊，提供了全新的解读方式。这就是在解读过去的同时创造崭新的现在。我认为当代中国诗歌，尤其你们这一代，出于政治原因都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中国当代诗歌首先要重新解读自己原本的古典诗歌。中国诗人都不爱读古诗，忘记了自己的根。想想看T.S.艾略特，他重新发掘了约翰·多恩（John Donne）和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这样的英语诗人和18世纪超自然主义诗人。中国诗歌还没有学会从过去发掘新东西，将古典诗歌重新整合。那种对过去作品的现代解读尚未出现。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一条出路。
施：你们要把过去植入你们文化的根中，从而创造一种现实的新文化。中国在19世纪就这么做了，通过阅读过去的文本来重振自己。
北：如果说中国新文化有一个小小的传统地话，那么这个传统总是被外族入侵、革命、专政、商业化打断。而更甚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式的困境中—语言的牢笼，这并不仅限于诗歌，包括所有的中文写作、艺术、评论几乎都用的是西方术语，就像镜子一样，我们无法从镜中逃离。上一期《今天》杂志把目光投向印度，我们编了中印作家对话专辑。下一步将选择日本、埃及、土耳其和俄国等古老文明，可是说，这是一个绕开西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长征。这也是汉语现代转型的长征。
施：那要花上一百年吧。
温：你别忘了，现代主义也是从欧洲的混乱中发源而来的。那时欧洲正处于一战，非常可怕的战争，无意义的屠杀。从那场战争中归来的诗人和作家都想要为这个社会重新注入文明。一种方式是重新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使其成为根基。你们则是从一种不同的混乱中逃出来的……
施：背叛。
温：……背叛，幻灭和绝望。我认为你们要回到源头去创造根基，与印度和土耳其的作家谈话当然有用，但就我所知你所指的印度作家也是受英国作家影响的，不是说印度的作家就是完全沉迷于自己本土的文化，其实他们的根基反而在英国。
施：那些家伙要做和你们一样的事。
温：阿拉伯的作家倒是有些自己的传统，但很多作家已经受西方影响很深了。你说的不是没有受过西方影响的“纯”印度作家，而是碰巧来自印度的受英式教育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