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简称北）：你们二位都是《今天》杂志的顾问，也是参加这次“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国际诗人，我们正着手为《今天》冬季号编关于诗歌节的专辑，希望能借此机会和你们聊聊。盖瑞，记得那天上午在与媒体座谈时你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说你的诗是属于太平洋圈的，特别是北加州、中国和日本。如果我们看看地图，诗歌的地图，首先是埃兹拉·庞德的身影向东方的延伸，我说的只是身影。而T.S.艾略特则是跨越欧洲，汇入英格兰正统中。你还谈到美国主流以及学院派诗歌。如果把1915年庞德的《中国》当作美国诗歌的分水岭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种内在的分裂，或者说一种紧张。如果那时只有庞德的身影够到东方的的话，那么你则飘洋过海到日本，当了十年和尚，身体力行，把美国诗歌的现实与梦想连接在一起。而艾略特，作为《1950年以来的美国诗歌》这本选集的编者，你早就意识到美国诗歌中学院派及非学院派的冲突与分野。我想请你们二位共同绘制美国的诗歌地图，看看这一百年美国诗歌的走向与变迁。
温伯格（简称温）：你提供的线索太多了，仅亚洲就有三条：中国、日本和印度，我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先说印度吧，认为T. S.艾略特只与欧洲关联是不对的，他曾学过梵语。再说印度19世纪的哲学曾对欧洲超验主义者有过很深的影响，如艾默生、梭罗和惠特曼。但要说到真正去过印度的，如果把马克∙吐温那次短暂旅行排除在外的话，那就是五十年代的艾伦·金斯堡和盖瑞了，这是美国作家首次体验印度。
第二条线索是中国。第一本美国现代诗就是庞德的《中国》。一战中这本书在士兵中流传很广，因为它讲的都是远行、与爱人分离，这是一本战争之书。士兵们把它塞在背包里上战场。有趣的是，美国诗歌中最现代的部分也是最古老的，上溯到唐朝。同样在《中国》，除了唐诗，还有盎格鲁撒克逊的翻译，那和唐朝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公元800年左右。庞德想要证明，当中国诗歌发展到全盛时期，英语诗歌才刚刚起步，这是它的根。自《中国》起，二十世纪的美国诗歌与中国诗歌是分不开的。基本上可以说，美国现代诗是中国古诗的产物。这么说也有不妥之处，因为美国人阅读中国古诗完全是由于二十世纪的美国诗歌。其它西方语言诸如在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中则不是这样。这都是因为庞德。
第三是日本。谈到诗歌，上世纪二十年代，几乎所有的西方语言都发现了俳句之美。我想，洛尔加就是深受俳句影响的。另一个进入美国诗歌的日本元素是佛教，这可以让盖瑞讲讲。他们先是对禅感兴趣，然后演变成一种哲学……如果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美国的思想支柱来自印度的话，那么在二战以后，这个支柱就变为了日本的禅。当然，盖瑞是少数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真正去实践的诗人。
施耐德（简称施）：说佛教是由日本传来，大概是因为日本的佛教研究与活动，但事实上佛教来自中国。我们所学到的是中国佛教的日本式解读。
温：我知道，但我们一般都是从铃木大拙的书启蒙的……
施：其实此前也有的，只是没有对诗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有理雅各（James Legge）和其它19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译者，还有弗纳罗萨（Ernest Fenollosa）笔记。弗纳罗萨是其中一座很重要的桥梁。就像温伯格刚说的，庞德的《中国》源于中国古诗的日语版本，而这些资料是由弗纳罗萨整理出来。他的寡妇把它交给庞德说，研究一下吧，或许有点儿用处。庞德关于日本能剧的研究也是如此，都是从弗纳罗萨笔记中得到的材料。
温：有趣的是，能剧并没怎么影响到美国，倒是影响了叶慈。当庞德得到弗纳罗萨笔记时，他正和叶慈住在同一间小屋里。叶慈对能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写类似于爱尔兰“能剧”的戏剧，希望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来。
施：是啊，确实没有过。短剧流行过一阵，叶慈的戏剧也演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就不演了。它们会重新流行起来的。
温：庞德的《诗章》（Cantos）也有一部分取材于能剧。在《诗章》创作初期，他认真考虑过能剧的表现形式。
施：补充一点。我同意温伯格的说法，中国诗歌的确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其实一直还在延续。《中国》只是一本很粗略的诗集，在庞德之后影响大的，应是阿瑟∙威利（Arthur Whaley），他译过很多中国诗歌，也写过关于禅与画的很有趣的文章，我上大学时读过。他还写了关于“古代中国的三种思考方式”，即儒教、道教和佛教。
温：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对道教和儒教的一种引介。再就是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在五十年代很畅销，卖过十万册。这就是我所认知的中国诗歌，在王红公和盖瑞的寒山之间产生的一种连接。
施：王红公出版的选集，日诗一百首，汉诗一百首，都卖得很好，只不过这两种语言他都不怎么精通。我曾说过，诗歌翻译往往都是由错误组成的，随意曲解原意。王红公抓住了杜甫的基调，但并没有真正理解杜甫的内涵。
温：还有一个问题，关于美国的荒野和西部的风景。你如何描述？基本上，美国西部的风景是由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王红公和盖瑞等人来描绘的。我想中国诗人对待自然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探究如何描写这壮丽的美国土地，而这种方式这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诗歌。
施：是啊，我也在努力。我年少时读过杰弗斯的东西，20多岁又重读，我不太喜欢他文字中的那种忧郁，以及夸张的反人性。我也想反人性，但他做得太夸张了。他反对美国参与二战，因此被指控为“纳粹支持者”。但他自称是独立派，说美国不该介入欧洲和亚洲的事，战后也一直持此观点，直到死去。王红公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来自左派，但属于反斯大林派和反托洛茨基派，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确实也没有更好的词了），或自称是自由论者，在真正的自由主义出现以前他就这样称呼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