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锡庆门垒墙十天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号到故宫警卫队上的头一天班。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世道人心早已面目全非，而对这一天记得如此清楚，倒不是我对警卫队的那段日子有太多的留恋，实在是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号那场惨绝人寰的京津唐大地震。而我是上班的第二天与地震之间，在锡庆门外的那溜排房干了整整十天垒墙的劳动，我这是顺着地震的日子倒推回去算出来的。
上面说过，在我被警卫队录用之前，博物院当局已经决定在锡庆门外增设一处岗哨，原因自然是为了珍宝馆的缘故。其实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宫里面价值连城的宝贝决不限于珍宝馆里的东西，可故宫自开馆以来几次的盗贼全是瞄准珍宝馆，由此也可见当年的盗贼成色很不像样。据说，五八年有个盗贼趁着午门前“大跃进”会战的混乱局面溜进故宫，从珍宝馆偷走册封皇后的金册。可他得手之後的销赃手段却是将金册绞断，当做普通的黄金去换钱。结果让人抓住，枪毙了事。
听起来确实荒唐，难以让人置信，但既然“供求关系”如此，也就只得特别对珍宝馆多加防范。上文提到过的警报室，设置多年，也是为了保护珍宝馆。而内东路承乾宫、钟粹宫、永和宫几处殿里的青铜器馆、陶瓷馆和明清工艺馆就没有安装这样的设备。当然，“与时俱进”，近年盗贼的品位也见提升，我想这些展室大约也早已增设警报设备了罢。
既然在锡庆门设岗，就要有值夜班的警卫睡觉和执勤的屋子。凡是到过故宫的人都知道，去珍宝馆参观要先在锡庆门外的“珍宝馆售票处”买票，然后进皇极门。可里面最先看见的并非珍宝馆，而是设在皇极殿和宁寿宫里的绘画馆。要穿过绘画馆，到了後身的养性殿和乐寿堂那组院落那才是珍宝馆的所在，所以许多游客刚进锡庆门还以为是走错了地方。而自锡庆门以里，每天晚上闭馆之後都是要封门，大锁要贴封条，封条要盖大印。除非十二分的理由，譬如警报大作，发现有贼人入内盗宝，即便是警卫队也不可擅自入内，因此警卫队的岗哨就设在锡庆门的红墙之外。
锡庆门外墙这溜座东朝西的平房共五间，珍宝馆的售票处占去了紧北头的两间，其中外屋一间售票，里屋一间有个蜂窝煤的火炉，供财务科派来售票的两位大姐烧开水沏茶用。那个年月，别的福利谈不上，茶水却是一定要有的喝才成。当然，茶叶自备。
这溜平房的另外三间没人用，正好为警卫队新设岗哨派上用场。但是这三间原先一直荒在那里，与珍宝馆售票处的那两间也没有隔断，于是需要打上一堵墙。我和小刘、小贾到警卫队的头一份任务就是在锡庆门外的平房打隔断墙。
带领我们干活的是一小队的副小队长，姓魏，河北深县人，也是田队长从故宫窑厂带来的心腹，名字忘记了。如今只记得我在神武门值班的时候，收到一封寄自河北深县的邮件，收信方写的是：“北京故宫，警卫队，魏难看收”。我和几个同事都不知道警卫队有“魏难看”这么个人，正在踌躇，魏小队长走了过来，问大家扎堆儿在干什么。等我们告诉他原委，他一把扯过信来，揣进衣服兜里兀自走了。後来才知道，魏小队长在家乡的亲戚也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小名叫“寒碜”，可代写书信的先生不会写“寒碜”两个字，就按照“寒碜”的文明说法，将收信人写成“魏难看”。
另外记得魏小队长的一个情节是他非常以家乡深县的水蜜桃为自豪，说是等蜜桃熟透了，用个喝汽水的吸管插进去，一嘬就是一口甜甜的蜜桃水。于是我就问他尝过没有，他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对我说：“我怎么会吃过？！桃子还没有熟，上边就派人下来，一棵树一棵树，一个桃子一个桃子地登记，等桃子熟透了，就摘下来统统包好，送到大会堂给领导人吃。我要是吃了，那岂不就会犯政治错误。”他说罢点点头，嘴里似乎充满了口水，脸上也带着得意的微笑，大概是既得意于家乡的水蜜桃，也得意于自己的觉悟水准。
至于垒墙的活，我在云南农场就干过。那里的茅草房是用竹笆建起结构，然後用从麻疯病村买来的茅草排敷顶。外墙要是体面点的，就是用土坯垒墙。好在故宫里头丢弃的废砖有的是，况且都是皇宫等级的用料，质量一流，我们也就免去了打土坯一节。加上这排平房颇低，墙不用垒高，垂直吊线也容易找齐。我们三个人当时正值青年，又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几年，这点活计还真不在话下。连从农村出来的，又在故宫窑厂干过苦力的魏小队长看在眼里也暗暗称奇。後来还是过了快两年，到我报考研究生，找田队长批准签字的时候，田队长才无意中提起这话，说是当初魏小队长为了锡庆门垒的这堵隔断墙，在他面前着实夸奖了我们三个人一番。大概是这个缘故，田队长从那时起就认为我已经和工农群众紧密地相结合了。这次我申请报考研究生，他十分放心，答应得也十分爽快。
隔断墙垒完之后，总还要在外表上抹上砂浆、石灰，再喷上大白才像个样子。另外房顶是纸顶棚，年久失修，已经全部塌了下来，还要重新糊过才能住人。糊顶棚这可是个手艺活，过去没干过的还真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们只好请故宫古建队的师傅来传授指点。这些师傅个个都是好把式，解放前大多是杠房的出身，除了抬棺送葬这些大活儿之外，还有一项绝活就是裱糊的手艺。平素给人糊墙糊顶棚，到了有人家出殡，他们还管糊纸人纸马，糊摇钱树、糊聚宝盆。我们一经高人指点，顶棚也就糊得八九不离十了。
这样一来二去的就干了整整十天，到了七月二十八号这天晚上。一场罕见的大地震把所有的正常社会生活全都打乱，我们建设锡庆门警卫队住房的任务也只得暂停了下来。
後来田队长和我聊天，说要是地震早来些天，他的警卫队招工计划也只得推後，或许拖上三两个月，甚至半年，都说不定，到时候没准招的就不是我们这三个人了。田队长说这话的意思我明白，因为那时候我正要离开故宫去读书，向他辞行，他是看重我们彼此之间这两年的缘分才跟我这样推心置腹。我也是觉出世事的机缘巧合，但更有一层意思我没有对田队长说出来：我要不是到故宫来，要不是後来结识了像王世襄，冯先铭先生这样提携後学的长辈，给我专心向学以极大的鼓励，我的人生轨迹的确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锡庆门的日日夜夜给我的不仅是晨昏颠倒的警卫经历，而且使我渐渐走入另外一番境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锡庆门行走”还确有其冥冥之中的一番道理。
五、作息口诀
虽然我们三个人上班以后最初的任务是到锡庆门垒墙打隔断，不用立刻正式上岗值班，但小队长还是给我们先介绍了一番警卫队特殊的作息规律：
每一个岗位都由四个人轮番完成：头一个人头一个岗是晚上六点到九点，然后上床睡觉；第二个人接岗，从九点到午夜十二点。第三个人从十二点到後半夜三点；第四个人从後半夜三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之後是头一个人起床，从白天早上六点到九点，第二个接班，以此类推。然后头一个人轮完第一天的六小时之後，要接着开始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一班，然后再接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一班。到这四个轮回都转完了，就歇一天。不过，在上班这四天，每天晚上都要住在故宫里头，没有值班的时候也要“备班”，以应付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只有歇班的那天可以回家过夜。
这个作息安排还确实有点特别，刚一听真记不住，我心里直打鼓，怕一时算不过来会误了班。我的这份担心大约都在脸上露了出来，胖子老王和我熟，就对我说，你甭担心，我告诉你一个法子，管保不会弄错。我听了喜出望外，央求他快快告诉我。
老王说，先只要记住夜里的排班就行，白班随着夜班的钟点算。这夜班有个警卫队传下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十二到三，脱了穿；三到六，忒难受”。不等我接他的话茬，老王就解释开了：六点到九点这一班最舒服，九点下了岗可以睡一整夜囫囵觉，所以叫“睡一宿”；九点到十二点这一班就差点儿了，得熬到半夜十二点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儿”；十二点到三点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点去接班，总得先脱衣服上床睡一会儿吧，可半夜十二点要起来接班，所以还得再穿衣服，就叫“脱了穿”。这还都凑合，顶不济的是三点到六点这一班，人最要紧的就是靠後半夜这几个钟头的觉，所以说是“忒难受”。
听了这番口诀，我茅塞顿开，连忙谢了老王，暗暗将这口诀背诵了数遍。後来我暗忖，莫非原先宫廷里的侍卫也是这般执勤，这口诀难道从他们那里传下来的不成？
许多年以後，我从德国读书回来，王世襄先生介绍我参加了“九·三学社”。在第一次的社员聚会上，我碰见故宫的宫廷掌故专家朱家溍先生，说起当年王先生戏封给我的头衔“锡庆门行走”，朱先生说你们锡庆门警卫队的那排房原先就是清宫里头护军“伊里窝”住的地方。我趁这机会赶紧问朱先生：这“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的口诀会不会是当初清宫里传下来的？朱先生起先还不懂我的意思，後来听明白了就笑着说：“先前也听你们警卫队的人私下说过，但这不会是早年间的口诀。”我自己再仔细想想，也觉得不会是帝制时代的古谣，倘若当时就是干四天休息一天的话，岂不是赶上现代的洋人了么？那怎么成！
事到如今我还能将这个口诀记得一字不差，是因为那两年不规律的睡眠让我落下了毛病，特别是“十二到三”和“三到六”的煎熬让我至今经常半夜惊醒，好像又回到了在“大内”巡查时“叫起儿”的生活。也是自己有过这种经历的缘故罢，现在每次乘飞机到世界各地去，看见空姐硬打精神，强作欢颜的表情，便使我想到她们要日日忍受时差的折磨，不免油然生出怜香惜玉的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