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在前边
说起京城里面的故宫，应该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一九一二年清帝逊位，或是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之前的故宫，也就是帝制时代的皇宫；其二是在此时限之后的故宫，也就是共和时代的博物院。而共和时代的故宫博物院又可以再细分出两层意思，其一是第一共和——民国政府时代的故宫博物院，其二是第二共和——共产政府时代的故宫博物院。这从神武门门楣上“故宫博物院”那五个大字就可以分辨得出来：民国时代是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手书，而共产时代则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郭沫若的笔迹。固然政权易帜之後，民国政府的故宫博物院依旧还在，且皇家旧藏精品多存彼处，但到底是已经搬到了台湾的外双溪，离开了京城，故而姑且不论。
可惜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帝制，对那个时代的故宫，除了档案史料之外，还有王公遗少们细说前朝的只言片语，再不济，前些年还有硕果仅存的几位宫女太监们的口述。说捕风捉影也罢，说穿凿附会也罢，总还算是聊胜于无。民国时代的故宫博物院我也没有能够赶上，但好在有几部言之有物的往事忆旧，譬如吴瀛先生的《故宫尘梦录》，譬如那志良先生的《故宫四十年》，其中关于溥仪出宫，关于建院始末，关于盗宝奇案，关于古物南迁的种种掌故多有切身的记述。它们成了我了解旧时，感怀沧桑的凭据。
按说，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共产时代的故宫博物院总算赶上了，可如今在海外，想找找这几十年来故宫的掌故旧事却十分的困难，竟也遍寻无着。我想，原因不外是一来几十年的承平安定，少有变化；二来也是政局的反复无常，而舆论偏偏讲求一律，结果既乏善可陈，多一事又不如少一事，自然懒了不少当事者怀旧的心思。
遗憾之余我忽然想到，其实三十年前本人也曾在故宫服务两年有余，何不将其中的所闻所见细细想来，慢慢道出，或许另有趣味也未可知。只是我在故宫当年仅是一名值夜巡查的警卫，尽管王世襄先生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但我的所见所闻实在有限，无非是些只鳞片爪，鸡毛蒜皮，荒腔走板都大有可能。这些旧事于他人，或许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都尚且不够，可于我自己，两年的故宫经历正是日後生活的转机所在，故而免不了敝帚自珍。如今时空的距离都已久远，我恐怕会渐渐忘记这些往日的旧事，遂想到不妨一折一折地记在这里，也算是温故而知新了罢。
二、我本是“知识青年”
我于一九七二年四月从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启程回到京城，理由却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这在当时“知识青年”返城时是两个必居其一的条件。据说为了“达到”这两个条件，当年各地知青办公室的办事员不知从中得了众人的多少好处，一时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由于母亲从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分配到贵州，而以探亲为由离开农场脱身的，因而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的尴尬。不过行前根本没有想到竟会一去不复返，除了随身换洗的衣物之外，其它行囊都留在了农场，後来托一同去农场的老友孙良华“病退”时帮我运回北京，但那已经差不多是三年之後的事情了。
在贵阳勾留月余，又因为种种缘由，当年六月，我和母亲一同经桂林、长沙和武汉回到了北京，暂且借住在景山东街的出版社大院里。那时，毛泽东的两名年轻心腹把持了国务院的教育组，将原有的教育部撤销。皮之不存，教育出版社当然毛将焉附，所以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处的老高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谁知后来“造反”回京的出版社旧人越来越多，且大都是在京城里面无家可归，不得不在大院里面寻找栖身之处，搞得他不胜其烦，于是也就渐渐对我们有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怨言。
不过，我在他的抱怨和促狭为难之中不为所动，四年如一日，一直坚守到一九七六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其中的甘苦自是不足向外人道。
在京城有了正式的户籍，下一着棋就是谋个职业，维持生计。那时我的学历勉强算是是初中三年——因为“文化大革命”，连毕业考试都没有举行。後来还是政府为了要驱赶学生下乡插队，这才老大不情愿地发给我们一人一张印有语录“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毕业文凭。这张印制粗糙的初中文凭我精心保留至今，为的就是要时时记住那个年月。
以此背景，我当然对前途并无奢望，只求温饱而已。好在那个时候，小青走进了我的生活，落拓困顿之中忽觉人生尚有美好可追求之处，也就打起精神来求生存，顺着戏文里“公子落难，多情小姐後花园赠金”的美妙思路幻想着奇迹的发生。
当然，“文革”将全民洗劫一空，“後花园赠金”的佳话终于未能上演，但小青在我入宫一事上还是帮了大忙。她间接认识区里经手安排无业人员的办事人员，便跟人家讲好，并不要求什么国营大厂，优厚福利，只要工作清闲，可以业余看书的工作即可。不久之後，先是分我到无线电工厂，後来又是煤气罐站，我都以离家太远，或者工作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掉了。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问我一天上班六小时，白天、夜里各三个钟点，干四天休息一天的看门工作如何。我听了便喜出望外：这莫非要赶上西欧北美的洋人了么？再细一打听，工作地点居然就在百步之外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让我惊喜交加。在那个报纸上喜讯频传，生活里噩耗纷至的年月里，这一次总算报纸和生活表里如一了一回。我赶紧谢过人家，静等故宫来人面试。
过了几天的一个上午，来了两位自称是故宫警卫队的领导，为首的一位姓田，说是让我叫他田队长就行。另外一位姓刘，是副队长。田队长随便问了我几句下乡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就问到故宫警卫队工作有没有兴趣。我连忙说当然有，当然有。接着正想发挥一番“建设国家，匹夫有责”，“我们都是螺丝钉，党要拧在哪里就任它拧在哪里”这样冠冕堂皇的台词，可惜人家田队长太忙，没有时间听我罗嗦，就打断我的兴头说：“你的档案我们都看了，符合警卫队的政审要求，要是你也满意，下个礼拜一就到故宫报到。因为下面还有两处人家要去走访，就不在你这里多耽搁了。”田队长说话干脆，我听了心里高兴，一直将他们送到大院的门外，回家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报告好消息：儿子总算找到了一个给故宫看大门的工作，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毛，从此再也不用家里养活。而且干四天便休息一天，先行一步赶上了洋人。
那年我二十六岁，古人说“三十而立”，我总算在安身立命之前有了一份像样的生计。虽然田队长说过，要再过一年才能转成正式职工，可我心里十分坦然：这算不得什么，文革十年都熬过来了，到了明年，我还是能够赶在“而立”之前转正。大约也是静极生动，我隐隐有些预感，从今往后或许真要有个大变化，莫非就应验在我走进这紫禁城？只是我绝没有想到，其後命运的转变会来得那样快，那样急：进宫十天，京津唐大地震，天兆尽显；再过月余，毛泽东过世，政局大翻盘；两年之後，我摇身一变，离开了故宫，到考古所重新做学生。不过这些都是後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