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中心就不同了，很像中国，混乱、生动，年轻一代生龙活虎，扮着酷，酷的程度和中国也差不多，只是中国在技术上还没有那么丰富大胆而已，比如通过手术 把舌头分成两半。我想起在电影中看过的日本人经常剖腹自杀。身体好像被视为祭品。荒木经纬的照片中那些被绳索捆绑的裸女，大约也是一种身体的祭祀吧？在日本，我经常想到身体。身体似乎比文化更重要。在一个卫生间里面，男子小便槽的上方贴着一个告示，“再向前一步”。这是一个直接针对身体的命令，没有任何解 释。在中国，扮酷主要是面子上的，象征性的，自我解释、辩护。更重视所指而不是能指，直接拿身体开刀通常不并被接受。在地铁出口这些地方，才感觉到日本的人口密集。但在东京的大多数街区，却很少看见人。在公共场合，人们只要空间足够，总是处于等距状态，很少挨在一起。在百货公司门口等待的人，等距地站着。 公共场合坐椅子上的人，等距地正襟危坐。公共汽车站等候汽车的人，每人相距一米左右，好像到处都标着一米线。等车就是等车，等车就得有个等车的样子，等车是一个任务。没有人随随便便地蹲着或躺着或吃东西，甚至都不东张西望。就是等在斑马线前的红绿灯下也是如此，似乎整个城市都是一个正在工作的大公司。等候地铁的人，站在画好的线条内，等距地排成一只只即将与车门连接的小分队，插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站在第一位的，总是仿佛负有使命似的，衣冠楚楚、目不斜视，两腿分开站稳，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个早晨我乘电车在阳光中飞驰，经过车站的时候，看见对面站台排队候车的人，就像是一队队整装待发的士兵。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日本也许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国家，因为地质结构不稳定，经常发生地震，人们随时处于戒备状态。东京的阳台上为什么一个花盆也没有，据说是因为担心地震的时候掉下来砸到人。日本似乎有一种对大地的不信任感、危机感。各种公共场合的警示牌所用的词汇也给人紧张感，例如：防犯、遠慮、責任、禁止、緊 急、非常、急便、準備中、避難、演習、配置、自衛……据说日本的学校每月举行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有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演习是在三十年前，据说美国人就要从越南打入云南，学校组织我们到郊区象征性地躲了一下，我们屁股朝天地趴着田地里，偷吃了些农民种的蚕豆就回来了。日本人给我一种把一切都工作化的印象，人们做什么都是工作，就是娱乐的放松也是在为了下一步继续工作而准 备。在我住的酒店里，打扫房间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经常可以看到70岁以上的人还在工作。我在一家咖啡店里看到端茶送水的侍应生是老态度龙钟的祖母，很是震惊。她们其实并不是为了挣钱，70岁还可以工作是非常自豪的，老人们不喜欢享受闲暇的幸福，工作令他们充实，令他们获得存在感。据说，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与大地比较，也许人们更信任自己的身体，身体在日本有着更重要的地位。人与人之间总是等距， 也许是预留紧急事态发生时的行动空间，自我保护吧，我不知道，也许是偏见。在中国，人对大地是信任的。苏东坡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 臾，羡长江之无穷。”在大陆上，“天地无德”，灾难只是存在的必然，是人生必须顺应者，阴与阳之变化的不同状态而已，并不是生命的大敌。天地之大德曰生， 对大地的信任启发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散漫、漫不经心是很常见的，工作总是与玩混在一起，这也许是人们没有那种来自大地的危机感和 忧患意识，大地被视为天堂所在，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是天人合一，不是“生活在别处”，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地不是孕育灾难、罪孽的地狱，而是天堂所在，是归属，是回家，因此，玩的意识也就顺理成章。工作也是一种玩。工作并不是人生的目标，诗意、风流儒雅、吃喝玩乐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玩这个字的另一半是个元字，元就是开始。在中国，称一个人“工作狂”是略带贬义的，而“好玩的人”受到大家欢迎。虽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在强调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但“玩”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日本人看起来似乎有很强的方向感、目地性，犹如无数终点不同的直线，做什么事就是做什么事。我看到在东京一条街道上工人们修理路段的场面，那完全是在挖战壕修工事的样子，指挥的、转移行人的、开每个人各司其职，全副武装地穿着工作服，全神贯注地干活， 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呆或者干无关的事情。日语有一个词叫做“猛烈社员”或者“猛烈职员”，就是“工作狂”的意思。在一个公园里，我看到清洁工跪在地上清扫地 面。在中国，同样的场面，许多时候总是漫不经心正在玩耍的样子，而且要顾及到自己的面子，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跪下工作。下跪首先不是被理解为纯粹的 人体动作，而是人的尊严。有的人穿了工作服，有的人却穿便服，抽烟、聊天、接电话、蹲着看同事干活、看不相干的街景；如果街上出事，可以丢下活计去参观一 阵，干活的场景就像在休息或者郊游时候的家庭聚会。但事情也依然一件件地做完了，我经常不知道那些巨大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
诗人谷川俊太郎正在距离东京200公里的长野县拍电影。他已经是７５岁的老人了，他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大诗人，获奖无数，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频送秋波。诗集 可以卖到百万册以上，已经出版了80部诗集和诗选集。他既创作诗歌，也写散文和批评，还搞翻译、搞摄影、做音乐、戏剧、电影等等，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 作品，出版了“绘本”（给少儿看的类似连环画那样的读物）近300部。听说我来日本，他竟然换乘汽车、特快电车奔波2个半小时回到东京，与我见面，令我十分感动。我们于２００２年相识，当时他首次访问中国。在昆明，我们成为忘年之交。昆明他去了两次。他总是风尘仆仆，两脚从不离开大地，一位行者。记得那年我们去访问昆明郊区的一个寺庙，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谷川先生忽然要求自己驾驶汽车，于是他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公路上驾车奔驰起来。他不知道的是，这是我第 一次看到70岁以上的人驾驶汽车，在中国这太稀罕了。曾经有个70岁的人申请驾驶执照，在报纸上成为新闻。他刚刚出版的诗集是关于云的，荒木经纬的照片， 他的诗，每片云一首诗。他一生做了无数的事情，一刻不停地做着各种事情。我们见面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他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大海。如此“赶 紧做”“拼命做”的文人，在中国恐怕不多见。作家们崇拜的是“一本书主义”，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可是凤毛麟角。谷川是日本最杰出的现代诗人，享誉世界诗 坛，早已著作等身、德高望重，位至极尊。在中国，这样的大人物也许只是重要场合偶尔露面了吧。而谷川先生却在遥远的拍摄营地，和年轻人住集体宿舍，执导一 部叫做《我是海鸥》的电影。我和旅日的中国诗人田原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店里等他，迟到了十分钟，老人家已经发来短信抱歉。风尘仆仆地出现了，穿着野外活 动的行装，挎着包，目光如炬，完全是个老兵的样子。我们到了一家普通人喜欢光顾的老牌饭馆，吃日式的午餐，生鱼、米饭和汤都用碗盛在同一个盒子里，像是送来的外卖，日本的食物给我快的感觉，好像吃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为了劳动和工作才要糊口。日本在某些方面与西方文化有相通的地方，比如，都非常重视工作和 劳动纯粹性。中国当代有个口号叫做“勤劳致富”，如果勤劳而不致富只是自给自足呢？致富并非劳动本身的唯一目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乐趣。西方的为上 帝而工作或者日本的“工作狂”也许是一种幸福感吧？如果七十岁以上，财富已经足够，继续工作难道不是很纯粹的劳动么，值得国家深思。这家饭馆的口感不错， 只是在原始材料上稍做加工，远远没有出味。味但离道甚远。想起在一条小街道上，我看见一家小店的关门告示，这家小店是卖中国料理的，告示说，20年来，谢 谢大家的多年光顾，现在我要到中国学习料理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含泪告别大家。这种饭馆就是吃饭，如果聊天的话，一般是在酒馆，日本的各种小店，功能分得很清楚。甚至还有这样的小酒店，只能男子入内，女性要进去的话，必须有男子陪同。这样的小酒店只是卖酒和小食，吃饭你得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很快吃 完，就到谷川家去。路上经过一个出售陶器的小店，摆设得像是一个小博物馆，那些作品看起来不太自然，奇形怪状，给我乖张巧妙的印象，好像都是狷者或者狂者 的作品。谷川家是东京最古老的住户之一，建于１９２８年。谷川先生的父亲谷川彻三，是日本著名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母亲谷川多喜子是政治家之女，谷川俊太 郎的外公为当时的国国会议员和议长，可谓钟鸣鼎食。我们脱了鞋子，走进谷川俊太郎出生的房间。想到诗歌大师７５年前就在这儿出生，我几乎听见一串婴啼。屋 内朴素、简洁，干净，患着洁癖的样子，似乎并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观赏。相当安静，有一种深居简出的气氛。客厅里有电视机和一台骑马式的健身机。房间的 两面是落地窗和玻璃拉门，光线充足，可以看见外面的庭院。春天，青草萋萋，童年种下的枫树已经高大。谷川说，小时候，在他家的院子里就可以看见富士山，家的周围都是田野。我“哦”了一声，看过去，一切都已经被水泥东京挡住了。童年时代的邻居都搬走了，只剩着两三家，在故乡的原址上，谷川先生其实是个陌生 人。安静，偶尔听到有人穿过房间去接电话，那是他雇的秘书，一位中年女性，幽灵般的送上茶和点心，不知不觉地在某处消失了。父亲留下了许多房间，大部分已经成为谷川先生的图书馆。儿子已经自立，女儿在美国，妻子离异，现在只有谷川先生一人居住。有只猫进来看了一眼。坐了片刻，我们告辞，谷川还要赶回长野县 去，一个剧组在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