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华跟我谈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华比我年长几岁，没有结婚，和一个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努力创造第二个孩子。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西方的女学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观察她，对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对她没结婚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因为那时我已经从报纸杂志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结婚的。我的几个美国来的英文老师也都没有结婚，所以我误以为 西方人不结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华谈及婚姻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个。艾华大笑，纠正我说，“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会女性也是以结婚为主的。大多数女性还是选 择结婚的。”我听了后觉得很奇怪，“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艾华听了我的问题，变得严肃起来，说，“任何男女在一起都会构成一个权力关系。任何一 种权力关系都不会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选择不结婚。”
我听了，愣在那里了，“权力关系？男女在一起一定会有权力关系吗？”我不明白。“当然。其实任何人在一起都有一定的权力关系，比如家长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构成权力关系。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 几乎无处不在。”
艾华的几句话震动了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夫妻或男女的关系，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艾华走了后那晚，我一个人久久地沉浸在艾华的话引 起的震动之中，我觉得艾华说得那么对，我可怎么从来没想过呢？我那时已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里作编辑，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 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把我一生感觉到的东西，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权力的不平等，说得这么清楚。
艾华第二天来了。我们继续聊天，我穷追不舍，不停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想法是哪里来的？”艾华谈到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还说到福科。对女权主义我略 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玛丽.伊格尔顿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北京大学也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张京媛编选的《当代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这两本书我都有，也读了，可是没有读懂。前者翻译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从英文的一个选集翻译过来的，文章虽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 白。后者是张京媛自己编选的理论文章，有的翻译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莱娜.西苏的文章《美杜莎的笑声》，我读过很多遍，明白她号召女性拿起笔来写 作，可是，她的诗意的语言，破碎的句子，还是让我如坠漫天大雾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么。她把女性的身体说成是黑色的大陆等等，也让我觉得神秘而不可解 说。因为我已经从好几个中国女诗人的作品中看到黑色的大陆之类的比喻女性身体的东西。而我觉得如果女性的身体和精神是黑色的大陆，这种自我强调的与男性不 同反而进一步把女性神秘化。我对神秘化女性，不太以为然。
1992年前，中国大概只出版过这样两本女性主义的书。我读过，却没有读懂。我那时遇到不明白的理论，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念理论的脑袋。我以为自己是一 个女人，大概感情丰富，理性不足。那时，丈夫多次对我说，“你是哲学的天敌，永远也不会理解理论。”我相信他，我天生就不是理论的材料。我看不懂理论。
我对艾华说自己对女权主义理论感到害怕，因为我读不懂。再说，女权主义有什么用呢？中国女性已经不是已经很有权了吗，难道还需要更多的权么？艾华对我说 的，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她只是问我读过什么。我期期艾艾地谈到这两本书，并把他们从书柜拿出来给艾华看。艾华看了看，说，“你应该多读一些，仅仅凭这两本 书，还是不够理解女权主义，我会给你寄一些书，希望能对你有用。”
几年后当我读过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书后，我才意识艾华当时的平静是多么可贵。而我当时是多么的无知。无知者无畏。因为无知，我就敢说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无用。艾华说的女权主义那么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觉。可是在接触女权主义之前，我一直以为理论是抽象的，与生活现实没有关系的。好像任何与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不会高贵地成为理论。而艾华的话，她所阐释的理论，像一副眼镜，用这副眼镜，我突然看清了现实，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这副眼镜，艾华只是给我看了一 眼，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获得这副眼镜，我渴望学习这种理论。
1993年春艾华又来了，说她的书已经基本写好了，再来核实资料。我还是不太清楚艾华到底写了什么书。1997年艾华的书《中国的妇女与性：1949年以 来关于女性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的统治话语》出来后，我那时已经在美国，一个下午就把她的书读完了，我才知道她来中国到底是做什么来的！原来是这样的一本书！ 《二十一世纪》杂志于2005年2月号专门刊登了书评介绍这本书。而我那个下午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把书放下，一个人抿嘴微笑，意识到自己走了多么长的一 条路才到达艾华的书。
1994年的秋天，我把十一岁的儿子留在国内，一个人向美国飞去，去留学。第一个学期我选的课全是与女权主义有关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发展史”，“女权主 义文学批评阅读。”妇女研究系的主任问，“你为什么要学女权主义？”“我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人，好姐妹。我想理解为什么 我成为这样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就是从贝蒂.弗里丹的《无法命名的问题》一文读起，我进入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进入的领域：理论。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权，是女性的基本人权。在中国，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权还没有实现。仅仅是性别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来就被家里抛弃；就没 有机会求学；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性的特权主要还掌握在男性手里；在工作提升，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女性还是次要的一性。甚至国家工作人员，女 性的工作权利由于国家的硬性规定也比男性少五年。虽然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译成了“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性别立 场。但是我坚持使用女权主义，因为我认为feminism是争取女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权力的一种思想。
而女权主义这个词让很多人很反感。那时与我还在一起的丈夫，从来不屑读任何女权主义的书，就常常鄙夷地说，“你们女权主义者，就是喜欢开诉苦大会，诉说自 己的种种受压迫”。他时时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太个人经验化，直接联系到个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义，都抽象，都难读，都形而上学。 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是如此具体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相连，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义的“高贵”。
我不懂他的逻辑。对很多人来说，理论好像得是抽象的，与现实无关的，似乎是一种超人的特权。我暗想，如果一种社会理论脱离个人经验，脱离现实（现实是通过 我们个人经验存在的），那种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社会理论只有对经验，特别是个体经验说话才有意义，才有关，才在理。如果工人阶级对阶级 压迫和剥削没有切身体会，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就是身外之物，毫无意义。如果结构和解构主义不帮助我们认识隐含的社会力量和结构，我们干吗要了解结构和解构的 操作方式？社会理论的意义是解释现实，洞察实践，而现实和实践都是通过个体存在的。女权主义理论的真正意义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谈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个体 的存在在性别造成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经验，和在经验表象下的社会机制和结构，意识形态的各种作用。女权主义从个人经验出发，达到 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等本质的认识。从个人经验，个体存在出发，是女权主义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权主义响亮地宣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席间酒水杯盏之间，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 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那 位据说是中国的叶塞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这种赤裸 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许不是过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觉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国知识男性对女性理解的浅度，对他们自己理解的浅度，甚至对人类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浅度！我忍不住说出了我一生最为公开的对性的观念。我平淡地说，“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中国的叶塞宁 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激动地拍桌子大叫，“难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吗？难道可以吗？”我说，“你没听说过台湾妇女的口号吗？不要性骚扰，要性高潮。” 我左右环看，那席间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着我。台湾女性的立场是女性的性主动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可是面对这些无法说通 的人，我离开了，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经验使我进一步走向女权主义。我决定不仅要研究女权主义，还要拿一个妇女研究的学位。2001年，我获得了俄乐岗大学妇女研究学研究证书学位。这是一个类似副硕士学位的学位，是俄乐岗大学妇女研究系颁发的最高学位。
2001年6月16号，我特地回到俄乐岗大学，参加妇女研究系的毕业典礼。在美国我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但是我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可是我特地去了妇女研究这个学位的典礼。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典礼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那天妇女研究系共有二十多位本科生，六位研究生取得学位。典礼上，系主任请每个人谈一谈你为什么选择妇女研究为专业。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四十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国的女诗人伊蕾，那位以写《独身女人的卧室》而闻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并不熟悉。我们只见过几面，连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来访。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于丈夫还没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单独相处的一两个小时。伊蕾对我讲了她那时的丈夫，某作家因与什么少女有关而犯罪的事。伊蕾一边说，一边哭。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算了。伊蕾说，她不想离婚。“是多么难找到一个男人！”我听了后，默然。这就是我们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长大的女性的命运吗？伊蕾叹气，“沈睿，我三岁的时候就老了。” 伊蕾就这样离开了中国。
1995年夏天我回国去看孩子。伊蕾也正从俄国回来，正好来我家。当时的什么小报说她正在做生意。我问及她的生活，她说那些谣传都是胡说八道。她的确在努 力赚钱，一个独身女人要养活自己啊。她开着玩笑。她问及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我在学女权主义。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下去，因为没有奖学金，可能就学不了 了。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学下去！我赚钱给你去学习，沈睿你记住，你不是给你一个人学的。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去学的。”伊蕾的手突然紧紧地抓着 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紧，我感到她的手的压力和她的语气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了俄乐岗大学妇女研究系典礼上，接过了我的证书，讲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别，我从来没有和伊蕾联系过。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唤伊蕾。我说，“伊蕾！我得到证书了！伊蕾，你听到了吗，我拿到证书了！我是为我们学的！”
回顾上三十年中国女性的精神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识女性从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权主义。我们几 乎都是个人出发的，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精神历程的基础。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们与男性一样。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军就是一代女性这个信 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现实，特别是日常的生活现实挑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活动领域目前主要是学院、新闻出版和文艺界。特别是在学院，如果在图书馆查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书的目录，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目录，我们会发 现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知识分子中的扩大每年都是以倍数增长的。北京国家图书馆目前（2006年2月）在女性主义条目下共有191本书，只有7本是1994年 我离开中国之前存在的，其中三本是硕士或博士论文，从没有正式发表过。仅2004年一年，44个条目包括书和论文出版出现。由此可见女权主义思想在学院和 出版界的发展状态。
每个写了以女权主义为条目的书的作者都有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权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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