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约翰·勒卡雷开始
我喜欢看内地出品的有关间谍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虽然我明知里面的内容大多与史实没有关系，顶多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者无可奈何的想象，但是我倾心于其中蕴涵的情感问题、智力问题、勇气问题和信仰问题，而对历史问题往往多有批判，或对个别觉醒的历史意识予以肯定。这种从大众文化而来的不多选择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与选择基础的宽窄有关。我们清楚，早期的这类制作多与苏联电影的影响有关，如《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而近年又受到欧美电影和电视剧以及更早开始的冷战文学的技术影响。
约翰·勒卡雷的小说多是写冷战时期的间谍故事的。他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不单纯着眼于奇异的情节，而是突出人性的荒凉。他自己说过，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的同时，扮演外在的自己。双重人格的分裂演绎必须滴水不漏，否则就是灭顶之灾。《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是勒卡雷的史迈利三部曲的第一部，讲的是退休特工或者间谍史迈利在英国情报机构核心挖掘苏联卧底间谍的故事。小说里面大多是见面，谈话，或者对个人生活的回忆，诸如在香港的一段情报生活之类。这些看起来非常平静的谈话，其实就是调查，或者是具有某种审查意味的信息过滤。从方法来看，虽然这是来自内部的调查，但它分明又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是非甄别，也就是说，调查的外来性质非常鲜明，而且是采取从外围开始的方式，逐渐接近真相。等到事实确凿，处境危险的目标人物已经不能施展任何防范的措施。
如果回到目标人物身上，排除他已经了解的调查者的信息和方法，他可能就需要运用猜测、逻辑推理以及想象来拱卫自己的安全，需要自我审查自己的安全措施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将这些问题替换到美学问题上，就可以把调查者至少视为具有市场保证的读者，或者更为权威的专业读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评论家。如果直说史迈利就是这样一种外表看起来老迈，冷静，甚至有些消极的评论家，读者可能未必同意，但是将这种替换关系解释清楚之后，读者可能就会觉得有几分道理。因为对秘密的探究，负责审查的间谍与负责购买的读者几乎拥有同样的兴趣，虽然一种是情报式样的秘密，一种是美学方面的秘密。而诗人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目标人物，对外，他如果精确地设想读者，可能就会顺利地进入享受的生活之中，但是在另外一些独立的人看来，他也就陷入到了媚俗的趣味之中；对内，他对自己就要做出严格的审查，对作品做出自我审查，看看哪些是安全的，哪些又是危险的。
设想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主动缩短自我高度的过程，而自我审查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有关自我的标准。这种方式对介入活动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何况已经存在的审查形态对发表状况所构成的微妙作用，更别提对诗人写作过程之中心态的影响了。这可能是更为致命的。有些词必须回避与替换，有些细节或者感受，可能干脆予以抽象化。这种自我审查逐渐形成之后，迫使个人尺度扭曲，甚至以之代替来自于史迈利代表的公共尺度。由此一来，它对美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可能就需进行细致的研究。自我审查的文本并不易得，兴许，可从前后发表的不同版本来认识它们的痕迹。来自外来的比如编辑或者报刊的自主行为，在我看来，其实也是属于自我审查的一种，并非属于公共标准意义上的调查者或者审视者。
我的体会来自于汶川地震时期（2008年），中国诗人写的与地震有关的作品，比如我写的《忧心忡忡的死亡》，发表和转载版本至少有八个，其中与原文形成差异的占绝大多数。不仅是标题差异，还有字、词、句……如果对它们进行分析，可能会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方面的收获。但是因为这一样本出自我手，所以由我对它们进行分析并不合适。在此一说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这种审视是存在的。如果我再年轻一些，它们每一次的差异扭动都会对我产生微妙的心理影响，下次我再写诗的时候，可能就会琢磨，这个词，或者这种说法是不是需要回避一下？如果把这种问题引到批评领域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遭遇批评就会凝滞某些东西；遭遇赞扬就会鼓励某些东西。这也是我谨言慎行的原因，选择机会不当的褒贬实际上会影响本来比较自然的个人发展进程。当然它也会在压迫之中激励出一种智慧表达。这是另外一种需要品味的勇气，暂且不表。我愿意把地震诗的多种版本是怎么形成的课题提供给研究者，因为这里不仅可以看出文学风尚的存在，也能看出文学之中别样尺度的存在。
如果这个目标人物自己是有洞察力的还可以避免灾祸，如果没有洞察力呢？或者他暗中形成一种自我审查的习惯呢？为了自己的安全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状况，可能读者或者作者以及批评家，早就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现在就是一个可以对之进行研究或者纠正的机会。而我不过是凑巧在勒卡雷的小说中，看到了某种相似性。或者把这个说成一种隐喻也可以，不过这种隐喻本身其实还是不够精妙的。
对文学性的强调，真正内行的间谍性质，奸细性质，媒体或者媒质的多种分层，明确的审查标准和含糊的审查标准，以及传播之中的发行困难，等等，这些现象都已出现，并且正在施展它们的综合影响。我已经说过，对寒冷的直接对抗，比如穿棉袄或者生火取暖之类，其实都只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辩证法显示，还是属于一种不够出色的方式，还是属于一种未能抵达美学境界的行为。这里说的美学境界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之意，而是真正的，在任何时代都必须保持的东西。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导致美学启蒙以摆脱单纯政治阐释，而在近十年之间又得以摆脱远离社会和实际生活的危险，强调广泛的关联。而且它所提供的范式已经多种多样，比如廖伟棠的时事品评，蓝蓝个性化强烈的反应，臧棣间接的甚至显得深远的词语呼应……都在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诗，始终在以审美方式呼应一切。当然我们更愿意强调其中对心灵的呼应，一种更为永恒的或者超越哲学想象的魅力。
这样就把一个老问题圈在其中。从语言的丰富性，就可以破除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之中创造的不断缩减的所谓新语，而且还能以偷情或者色情对抗无所不在的监督（个人色情的合法性正是源于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正如李笠重新修订特朗斯特罗姆《给防线背后的朋友》中“高音喇叭”一词为“麦克风”之后所显示的语义变化。麦克风的真正身份，特朗斯特罗姆在1970年4月19日给诗人布莱的信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毋庸赘言。
勒卡雷笔下的目标人物是因为受到伦敦的左派影响而成为苏联间谍的，其中可能涉及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乌托邦信仰的时尚化以及更为广泛的肉体与文化解放运动。这与现在的资本文化和集权政治的共谋具有一定的思想与社会联系。它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具体联系，读者可以参阅更多的书，听取更多的专家的意见，而我们可能更会注意诗人的行踪，比如保罗·策兰，他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命运的反思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可能更值得探究，那就是他存在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他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他1970年4月20日从著名的米拉波桥跳入塞纳河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寒冷的太空之中从此回旋着“东方红太阳升”的主旋律，而后的事实更以强大的存在证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苏联预言并不适合中国。“归来吧，走近一点：/因为那风不会两次吹过/我们/敞开的家园”（孟明译）《保罗·策兰诗选》的最后四行好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透了存在的奥秘。
诗人布罗茨基1971年6月4日离开苏联却非出自间谍的谋划，而是由于苏联政府对“社会寄生虫”的驱逐。1987年，当布罗茨基在伦敦郊外汉普特德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得知自己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他旁边坐着的饭局主人正是勒卡雷。
根据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记载，勒卡雷回忆，他当时看到布罗茨基并不高兴，就说：“约瑟夫，如果现在不开心，那还等到什么时候？一辈子哪里还有开心的时候呢？”布罗茨基临别，给了勒卡雷一个俄式拥抱，说，Nowfor a year of being glib。传记作者解释这个句子的时候，还举了一部澳大利亚电影的名字，A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中文的意思就是危险的一年。虽然我那么爱看电影，但是这部，我却打算放弃。
一个青年诗人的历史之结与情感指向
2009年6月6日，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珠海青年诗人唐不遇，写了一首名叫《历史——致弱冠之年的你们》的诗。我觉得标题叫《历史》，并非偶然，可能是出于一个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诗人深思熟虑的选择。
当一个人生活在记忆之中，打量记忆，分析记忆，探索记忆的内在关系，就会具备一种进入历史写作的可能性。所以历史并非远不可及，它既是灵魂深处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综合，也是此时此刻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交集。唐不遇在十八行的篇幅之内直言这就是历史，既是对某类记忆的高度追认，也是对它在个人生活中施与影响的当下确认，甚至暗示，现实就是历史的延续，现实即将成为同样的历史。唐不遇甚至将言说对象明确地写在副题中——“致弱冠之年的你们”。我知道这是写给我们那代青年或者其中的逝者的。对号入座并非空穴来风，并非自我骄傲，而是一种担当与直面。诗中的“弱冠之年”，既指“你们”的年龄，同时暗含赞美，赞美“你们”因为庄重的个人选择而长成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只有年轻的死者们深知
自己已不年轻，而这首诗的失败
在于每一行鞭痕都已结痂。
弱冠之年离世，这是怎样的哀痛与不幸？“……深知/自己已不年轻”，为什么？死者心智苍老？阳寿终止而冥寿延绵？二十年的想象与哀痛，积怨与责任，浮现与游荡在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煎熬之中……稳重的描述至此一转，转向对某一负面样貌的批评与谴责：“而这首诗的失败/在于每一行鞭痕都已结痂。”鞭痕结痂预示痛苦已然结束，然而痛苦并没有结束。没结束却偏说结束，这是昧了良心的弥天谎言么？这是犬儒哲学的自我麻醉么？这是名利之徒的助纣为虐么？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忘却与自我麻木已然愚蠢至极，何况伤疤并未愈合，而且滴血不止——遮蔽真实不仅是“这首诗”的失败，而且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失败。
当它被署上名，并被夏天
以闷不透风的声音朗读，听众们都在远处
盯着被烟熏成腊肠的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