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北岛与李笠关于特朗斯特罗姆译本、王家新与孟明关于策兰译本的争议，都可以看到与语言相关以及另外一些看起来无关的广泛阐释，自里而外浮现出一个更大的争执背景，涉及个人情感、诗歌修养、审美趣味、道德品质、思想立场（这个问题可能更突出，从王家新的重词认定，从北岛的符号性象征，都可以显示出来）的诸种差异，但是如何在多元政治之中保持一种鲜明的诗歌路向，或者如何在更高标准的诗歌之中体现多元审美基础，似乎仍旧是一个难题，这一难题不仅体现在翻译过程和活动之中，也体现在当代历史进程之中。
复古问题的现代性真相
文学与诗歌可能更适于讲述历史，而新闻与日记更适于表达现在。
这说明诗歌的表达对象具有时间性，而复古努力从积极的角度考虑，可能就是追寻远逝的时间。且不排除对熟悉而稳定的心理回归（因为人对陌生的事物往往心存恐惧）。
2009年在BBC2台播出根据克里斯托夫·里德长达八十页的叙事诗《午宴之歌》改编的同名电视电影。由两个我非常喜欢的英国演员阿兰·里克曼和埃玛·汤普森主演。它把个人记忆与欲望研究组织在一个复杂的双人餐厅聚会之中。其中对过去时间的处理是通过闪回的方式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年轻时期的角色是由另外两个年轻演员扮演的，而其他角色，如已经变老的餐厅老板，不过是在原来的青年演员脸上制作皱纹。这说明记忆的某种特点：熟悉感中存在陌生感，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固然全是来自过去，但是过去的我们完全可能是与现在的我们根本不同的陌生人。这就提醒我们，个别诗人在复古工作中试图寻找历史真相或者理想境界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这样一种完全陌生的回应。
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中，在奇特的利益分派之中，在诗里对性与物质满足程度进行描绘并不鲜见，而将个人放纵置于诗中反映出来似乎更是一种普遍的选择，这一方面固然反映某种大胆的叛逆与亵渎的解放，但是它仍旧属于明显不足的表现方式。那么由此一来，读者就有理由追认复古工作之中存在消极自由的可能性（必须将其与真正的生活奢靡与腐败区别开来），比如柏桦的长篇作品《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可能就在显示，在追求逸乐的表象歧路之中其实隐藏着更多的自由沙砾。
明末清初的社会转型，不仅处于一种民族矛盾的纠葛之中，也处于各种不同文化的博弈之间。柏桦书写冒辟疆和董小宛，用意深邃，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民族归属与文化归属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江南生活方式之中。对这种方式进行政治读解就必与这种社会转型关联，那么也就不难看出，由饮酒、喝茶、闻香、制作甜点、雅集之类活动组成的逸乐也就有了反抗的性质，而亡命、生病则是直接的显示，比如“马嘶草暗、云惨尘飞/如皋城内外风声鹤唳”。
在签署写作日期2007年6月4日凌晨3点之后是较为详尽的作者注释，它与正文（诗）构成一种特殊的呼应关系，而且这种呼应不是单方面的。这种将诗与注释进行结合的文体方式，可能算是一种旷野式样的中文拓展（西川曾经有过类似的努力），而我更加看重的却是它对复古诗中蕴藏的当代深刻性的探索。在我的猜测中，最后两行诗，“我也要把这两两相忘，/也要把这人间当成天上”，恐非真正的结束。斯蒂文斯说过，“想象力总是显现于一个时代的结尾。”弗兰克·克默德说得更重，“结尾现在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东西。”
我们应该察觉部分复古诗其实只是一种对所谓的风雅气息的单纯回归，只是在表面上与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潮流相互匹配。当然也要对此之外的一切予以清晰的理解，某些部分明显属于与国家当代文化战略密切相关的引导性选择，所以就不能以为它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对传统文化的拥抱，而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以夯实国家政权的存在基础为己任。
读者在复古诗中可以看到借古喻今这一传统文学表现形式的当代翻版。在唐代诗歌之中，往往出现汉代的内容，如唐代诗人高适的《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其中的汉代就是唐代，这一方面证明政治禁忌的存在，一方面说明某种文学风尚的沿袭。在内地中文诗中比较少见中华民国和大清帝国的内容，类似柏桦那种水准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如果仅以政治禁忌和文学风尚对此加以解释，那是明显不足的，但是能否找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恐怕需要更多的考察与思考。而在内地中文诗里往往是对更早的与诗歌有关的时代予以密切回应，一般而言，都是指向唐宋帝国、魏晋乱世和春秋战国。这种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清代以降的演变比较相似，比如通行迷恋乡村的诗歌主题，在词语上与古代对应，在思想上又与雅克·卢梭、亨利·梭罗暗通款曲。虽然深刻性相当有限，但却吸引了相当多的追随者，在饮酒咏物的逸乐中获得更为坚韧的历史肯定，同时将个人的失败生活与怀才不遇相提并论。从相似性中寻找类比，而没有或者不愿意在更为广大的范围之内呼应灵魂。
有时需要比较文学复古与民族主义（而真正的民族主义与真正的世界主义也要进行相应的辨析与确定）的异同，如果不能区分，那么形式相似性带来的作用可能就会使文学复古变成一种户外旅行之类的冒险。尽管它可以预测一些风险的存在，但是仍旧不能完全避免覆灭的极端命运。我这里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相关的社会危险与历史教训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从策略的角度考虑，民族主义需要的也就是复古诗的表面而已，而复古诗呢，可能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需要的存在。它可能专注于诗歌本身，专注于语言本身，比如从字词有限的尝试开始，直到句式的部分挪用。尽管它已经意识到这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用法，但是古代汉语句式在获得某种令人困惑的合法性的同时，却在逐渐侵蚀本就不够强悍的意识馅饼。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必须从纯诗的思考框架之中跳出来，以历史与政治的眼光重新打量写诗这份工作，或者仅仅是采用暂时性的，临时性的思考方式，比如换位思考，以坚纯诗之志。
从孟明台湾版译本《策兰诗选》的文言字词（当初肯定是出于一种特殊考虑，但在内地版中却将文言字词彻底替换为现代词汇。变化出自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再从诗人萧开愚的文言节奏和构词法（他的思想方式之中还有新唯心主义的创新）对部分青年诗人的文本影响，确实可以从更为积极的角度看待复古诗的问题，但其面临的历史测试仍旧比较严峻。
我将有限的希望寄托在现代性上，但是我也注意到，现代性自身面临的反思与批评也已不少，而且有些已经具备相当深度（且不说情感成分）。不管是从现代性的意义生成来说，还是仅仅作为技术方法与解决框架来说，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使复古诗的危险性得以降低，正是因为它的糅合作用才使复古与现实取得关联。而与现实有关往往更有意义。当然我并不排斥复古诗本身（我喜欢单纯的审美），但是我更愿意强调现代性居于其中的作用。
我们也应看到复古诗之中现代性的作用与反作用。这个问题的关键取决于诗人对现代社会的认知程度有多深，而复古恐怕也只能是表面化的。当然，如果能够达到新儒家或者当代佛家的认知深度则另当别论，比如杨键的某些作品，从语文角度来看，几乎少有古代汉语的痕迹，而发力于自然之心，比如“这意味着，/祖母在1960年饿死以后继续在死去。”再比如张曙光的作品《和僵尸作战》，这虽然与他曾经写过的复古诗形态不同，但是其中现代性的光泽却是相同的，如“……自然少不了/知识分子，阴暗，秃顶，拿着一张报纸，边走/边在思考。/当手中的报纸被打掉/他会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匆匆地赶路……”这首诗取材于网络游戏“植物大战僵尸”，张曙光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游戏与现代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他处理这种经验的方法无疑属于现代诗，而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完全适用于复古诗的处理。
而诸如解构反讽这样的后现代方式更是有着广泛的用武之地。
然历史元素如此明显，解决方式又可以简单地归于类型化，那么从现在来看，问题似乎是单纯的，甚至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成问题的不在作品而在阐释，这就将祸水引向诗歌批评。怎么对复古诗作出解释，怎么使之与当代社会，与日常生活或者个人回忆产生联系或反应，而非囿于一种历史虚构，一种在想象之中达到的对历史真相的探询。虽然这样的暗示价值不可估量，但是就如文学批评对东欧文学曾经关注的一样，不必说的太细太多。不仅作品如此，本应细致的诗歌批评也该如此。何况对当代历史与新闻的追寻呢？在这里可以找到一种属于策略性的成分，但是我们更愿意把这些策略当成一种中国人固有的修辞。
当然也有更为坦荡的表白，复古诗与中国人的自我传统强调有关。说起来简单就那么简单，说起来复杂就那么复杂。这就是批评面对的问题，而写作和作品似乎不用为这上面黏附的东西负责。暗语、象征、修辞迷宫，都有着自然的合法性。而古代诗以及古代文化资源这些中国人得天独厚的东西怎么会浪费呢？只不过某些说法明显不合实际而受到批驳，而正常的说法至少可以把它们归结为阅读，归结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尤为注意的是这本没有高下之别，恐怕只有贪恋异国情调的读者才给予这些作品名不副实的评价，而自己非常清楚它们的真正便宜在哪里。这与英文字汇的进入并无本质的矛盾，因为现在衡量写作看中的已经不是文化色彩和文化符号（在公共文化领域中竟是一种追求），而是表达的合理性。
2011.10.17-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