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我们对话的时间一再拖延。拖延的原因是我总想等到夏天。可是今年的夏天又一再拖延，今天已经进入六月，好像离真正的夏天依然很远。阅读你的诗歌，感觉你是一个夏天的骸骨迷恋者，单是你诗歌命名中有“夏天”或“夏日”的就有八首之多。我想，如果没有了夏天，我们对话的意义会大打折扣。我很想问一个有些看似不着边际的问题来开始我们的这场对话：如果这个人世间没有了“夏天”，还会有你的诗歌写作吗？
柏桦：多年前我在接受杭州诗人泉子的访谈时，就曾说过：“‘夏天’是我个人命名的一个诗学时间观。夏天是生命灿烂的时节，也是即将凋零的时节，这个词读出来最令人（令我）颤抖，它包含了所有我对生命的细致而错综复杂的体会。如孔子通过流水对生命发出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也通过‘夏天’这个词，对生命，尤其对整个南方的生命发出感叹。夏天即我，我即夏天，犹如麦子即海子，海子即麦子。我所有诗歌密码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是‘夏天’，此词包括了我所有的诗艺、思想、形象，甚至指纹，当然它也是启动我抒情的魔法。”
众所周知，诗歌写作，乃至于我们所说的文学写作，说到底，包含了两种能力，一是感受能力，二是语言能力。也就是说，一个诗人首先得感受到，然后才是写出来，这之间所要求的唯有精确，精确，再精确。而以上这两种能力的获得以及精确性的养成都与我夏天的经历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没有夏天，我不会知道何为写作。
唐小林：看来“夏天”的确触及了你的兴奋点，一打开话匣子就很难收住。不过，你是怎样理解你诗中的那个“夏天”的？
柏桦：敏感的批评家可以在我的所有诗歌中找到大量的我对“夏天”的表述，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或变形的，他们可试着去侦破它。而在我的理解中，即在我的眼里，我诗中的夏天溢满颓废之甜及火之轻逸，其间也溢满了我对生命绚丽精致的流连与感慨。
唐小林：正是你诗中“夏天”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蕴含和韵味，不仅使“夏天”成为你作为诗人的季节性标志、时间性标志，而且也是“夏天”使诗人柏桦成其所是，就象“月亮”使李白成其为李白一样。“夏天”与你的生命、你的诗歌产生了一种本质性关联，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或一幅美丽的镣铐，在无形中指引和规范着你诗歌的核心表达。
你曾经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自传体书中，揭秘“夏天”与你成长时期的特殊关系。是1966那个非同寻常的“夏天”，将革命、暴力、鲜血、尸体、甚至肉体、色情等等强迫性地纳入一个孩子颤栗的心灵。就在这时，你第一次说到“‘美’在鸣锣开道”。你还说：“这些童年经历使我写出了一系列火热而危险的具有重庆基因的夏天之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你的那些关于“夏天”的诗歌，不只是“纯粹美学”的，更是“伦理”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像“夏天”山城潮湿的空气弥漫在你这些诗歌的底部。
柏桦：需知：政治学的本质是美学。我的那些夏天之诗，其中所涉及的夏天的政治之诗，如《1966年夏天》，正好用来证明此点；又犹如我那时对“左边”的态度与命名，它只能是美的，因此我才会说：“瞧，政治多么美/夏天穿上了军装”（《1966年夏天》）。同时,我也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第99页，对重庆市区本能的夏天，有一个完全还原的描绘，那是重庆之夏的肉体之美、赤裸之美。
唐小林：我觉得1989年的春天你诗情如潮，写下了《饮酒人》、《自由》、《节日》等14首诗歌。而到这一年的冬天，你突然特别怀旧，特别的忧伤，你似乎一下被抛置回童年，抛置回1966年那个狂热的夏天，那个让你如饥似渴地成长的夏天。你这时的《教育》、《1966年夏天》等诗，在久久难以平息的感动中，把我带回到那个消逝无声的时代。仿佛只一个没有诗歌的季节，你就沧桑了，你就怀旧了。你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说，这个“夏天”“一种惊人的‘美’在第二次鸣锣开道，我仿佛重返童年，置身于1966年夏天”。但问题是，在你的诗集中，关于这个“夏天”没有一首诗留下。我很想知道，那时，你的诗神哪去了？
柏桦：怎么没有一首诗留下，其中就有一首写于这一年冬天的诗《麦子：纪念海子》。这首诗虽没出现“夏天”这个词，但却是一首夏天感觉极为强烈的诗，它的火热与急速尽是夏天的节律或温度。我想一首诗的夏日气氛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非得在诗中写明“夏天”这个标签。而且《1966年夏天》不就是1989年夏天吗，这一互文性特点，我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已说得很清楚了，你也看得很清楚，尤其是下面你所引来的我书中的话，更见你读《左边》读得很细致呢。
唐小林：我武断地认为，正是在这个冬天经历了“夏天”的回光返照后，你的诗歌开始真正的转向，开始走进“江南”。尽管这之前的“江南”早已进入你的诗歌。你对“江南”的进入，不只是进入了一个地理空间，而是进入了你的另一个诗歌时代。你在冥冥中被另一种诗歌风格所牵引。其实，我要说的是：1989年那个“夏天”由于“一种惊人的‘美’在第二次鸣锣开道”，你的诗风发生了转变。因此，可以总结地说，是“夏天”让你的诗歌怀孕，又是“夏天”让你的诗歌之美如此这般，更是“夏天”使你的诗歌风格再次转变。1966、1989这两个盛大的夏天，就这样将你的生命裹挟而去。正如你的夫子自道：“毛泽东式的抒情激情在1989年6月终于耗尽它最后的元气，也作完它最后的表达，文化革命似乎经历了23年才终于结束。”而你的“夏天”也随之终结。
柏桦：真正的转向是1988年10月的某一天，那天我在南京东郊的中山陵畔写下了《往事》。那是另一副夏天之音，它虽写于秋日，却有着对“夏天最后几个憔悴日子”（马拉美）的缅怀，有一种中年的热忱与荫凉。接着，夏日之美就要渐渐（并非彻底）从我的诗歌中退出了，因要达到《往事》的高度谈何容易。
唐小林：不过，我还想问一个有点麻烦的问题。这两个“夏天”，尽管你的“身体”已经被卷入，但在我看来，你依然在“边缘”，只是你作为诗人的感觉体验、痛苦，甚至某种潜藏的苦难，才抵达了这两个事件的“中心”。而正是这种抵达，反而更能触摸事情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把你1990年前的诗歌，视为一个时代的“诗史”。这是你“亲历”的，与后面我们即将谈到的“诗史”不一样。不管你的“江南时期”，还是你的“后江南”时期，以及2009《史记：1950——1976》为标志的最近一个时期，你的诗风、你的诗学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你的“诗史”特征，则是一以贯之的。不知你以为然否？也就是说，你的“诗”在无意中成为“历史”。
柏桦：我的“诗史”特征？此说有些新鲜。再定下心一想，我以为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有这个特征，他只要捉笔写来，无论他写人还是事，或者是写他自己，都会自然带出一种历史感。诗史特征也是古典汉诗的一个传统，杜甫不就被称为“诗史”吗，其实曹操的诗更是诗史。至于我的诗学观的变化，它太容易辨认了，我本人已多次在各种场合下说过，即我的诗不快就慢，不左就右，再说白一点，我从过去的左边之诗一路来到现在的逸乐之诗。而下一步呢？刚完成的《史记：1950——1976》，又是另一副面相，它既不左也不右，仅是一种毫无倾向的不动声色的写作。
唐小林：也正是由于这种“诗史”的特征，你既是“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同时你也是“异类”：你以看似“颠覆”的方式实现着“建构”。而作为追求“同质”的诗歌史、文学史，恰恰可能将你有意遗忘。同时代的历史，遗忘的正是“异类”和“天才”，这是历史小姑娘的脾气。所谓当代史，就是一部遗忘天才的历史。
柏桦：情况有时也不是这样，常常“同质”的诗人会被遗忘，“异质”的诗人反而会被记住。历史从来没有遗忘过天才，即便是与之擦肩错过了，但它自带的补救系统会时时自动进行扫描，接下来，又会重新定位并找出那些暂时被委屈的天才的真身。用一个文学批评上的“成语”来说，就是“重新发现”（rediscov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