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据说，你正是顺着李孝悌的这样一种思考和思路来书写《水绘仙侣》的，并对他充满了感激。
柏桦：是的。不过，我还有进一步的思考，那就是对个体生命所作的一番本体论的思考。人的生命从来不属于他人，从来不是集体性的，你只是你自己。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小乘佛教比大乘佛教更直见性命，我不渡人，只渡自己，因此更具本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反对呐喊与承担文学的原因。生命应从轻逸开始，尽力纵乐，甚至颓废。为此，我乐于选择晚明冒董二人的小世界来重新发现中国人对生命的另一类认识：那便是生命并非只有痛苦，也有优雅与逸乐，也有对于时光流逝，良辰美景以及友谊和爱情的缠绵与轻叹。总之，我想说的是：逸乐作为一种合情理的价值观或文学观长期遭受道德律令的压抑，我仅期望这个文本能使读者重新思考和理解逸乐的价值，并将它与个人真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当然，如果你不同意布罗茨基的说法——“美学高于伦理学”，至少你应以平等之心对待二者，即你可以认为活在苦难里并呐喊着更有意义，但不应以所谓高尚的道德来仇恨逸乐之美。说到底，二者均有价值，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生观或艺术观的选择而已。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你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另一个人也可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唐小林：你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其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和“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传统，本身就内含于清末民初以至“五四”的大文学传统中。具体说来，清末民初，既有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强调“文学”与“群治”之关系，又有王国维首次将美学眼界引入中国的“纯文学”。而在“五四”文学中，既有鲁迅“听将令”的遵命文学，又有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性灵”的文学。只是后面这支传统，慢慢被压抑、被遮蔽，渐渐退出主流。今天，你再次倡导并实践“逸乐”诗学，既是对传统的承传，又是对传统的发现，更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意义不可小视啊。
我们进入“现代”，是和“革命”、“战争”、“斗争”、“专政”等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诗学、暴力诗学很发达。我们太熟悉“愤怒出诗人”，而关于快乐、幸福的诗学，我们知之不多。这不仅是诗学的缺憾，也是我们人生的缺憾。无论采取那种方式，人类最终是通向快乐、自由和幸福。理想中的诗意栖居处不应有血腥。在这个意义上，你的“逸乐诗学”触及到了现代汉语诗学一个致命的要害。
柏桦：你所说的“幸福的诗学”，也是我在《张枣》一文中所触及的“甜”之诗学。譬如张枣诗歌中的那些汉字之甜，更是我迄今也不敢触碰的，即便我对此有至深的体会——颓废之甜才是文学的瑰宝，因唯有它才如此心庝光景与生命的消逝。今天，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轻与甜”将是未来文学的方向，而张枣早就以其青春之“轻与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好远了。而我的《水绘仙侣》也是对“轻与甜”的呼应，或用你的话说，就是对幸福诗学的探访。
唐小林：我也有一种预感，你们，也就是你和张枣的这种对“轻与甜”诗学的探访，是为当代汉语诗歌开出了另一条路，也会极大地激发汉语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向度。不知是英雄所见相同，还是共同语境使然，或者真正是未来文学或诗歌的走向，记得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第一个谈到的就是“轻逸”。还有米兰昆德拉也在多处说过类似的话。
柏桦：我和张枣从一碰面便成了志同道合的诗友。正是我们共同的诗歌语境导致了我们共同的文学理想。彼此声气相投，因此我最能体会他那“轻与甜”的诗歌美学。然而可悲的是有关诗歌之轻又最容易被人误解，在此我仅引来一句瓦雷里话，以表我对轻逸之诗的特别认同：诗“应该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一片羽毛那样轻。”
左右：“政治的核心或本质是美”
唐小林：“江南”问题让我们扯得够远了。我还想和你谈论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左右”。“左右”是方位词，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术语。我发现，在你的叙述中，包括自传中，就是在我们前面的说话里面，你都特别偏爱它们。能否说说其中的原因。
柏桦：如前所述，政治的核心或本质是美，政治之于毛时代当然也不会例外，只可惜人们把它遗忘得太久了。“左边”是一种姿势，它表示不同意，对抗，有时甚至是一种破坏性的“死本能”冲动，但也由于这极端的姿势，从而才抵达了一种眩目的夏天之美。
唐小林：“政治的核心或本质是美”，这个说法很新鲜，很有意思。经过文革后，搞文学的人，对“政治”好像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厌倦。你的这一说法，让我重新审视“政治”。至于“左边”和“夏天”的关系，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不过，我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我的视野中，“左右”既不同于你的“夏天”这个关涉“时间”的词，也不同于你的“江南”这个关涉“空间”的词，它是一种“穿越”，一种“融通”，一种“遇合”。具体地说，一种在时/空、古/今、快/慢、历史/现实、承担/逸乐、肉身/文本之间的穿越、融通和遇合。我这样理解，不知有没有道理：当你的左手牵着这一端的时候，右手就牵向另外一端，行走在左手和右手那个中间的，就是现在的诗人柏桦。
柏桦：又一个有趣的理解！我在另外的地方说过，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无穷无尽的矛盾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张力。我总是不左就右，不快就慢，要么执其这端（重庆之左），要么执其那端（江南之右）。
唐小林：好象还不仅仅是这样。你的“左右”还和你对古今中外文化传统的态度有关。你似乎注定要与某种“传统“纠缠，或者说你一直都在与传统“谈判”、“协商”，想通过你自己的诗歌写作，在传统中为现代汉语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
阅读你的诗歌，我觉得，你在汉语的运用上，在李金发和新月派诗人、卞之琳们的路上试着往前探了一步。他们“化古”、“化欧”，试图使新诗成为闻一多所谓的中西合璧的宁馨儿。而你除了“化古”、“化欧”，还试着“化现代”。什么意思呢？你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的话：“现代汉诗应从文言文、白话文（包括日常口语）、翻译文体（包括外来词汇）这三方面获取不同的营养资源。文言文经典，白话文，翻译文体，三者不可或缺，这三种东西要揉为一种。”其实，你还试探着也将无法逃避的“毛文体”、“白话方言体”带进诗歌。你几乎珍惜所有的诗歌资源？
柏桦：我还没有特别费心地来侦破自己。但我以为我基本上还是“化欧化古”，此外，也无什么新花样。
唐小林：你这样说太谦虚了。你已经有了新的东西。比如你的《水绘仙侣》。
柏桦：也可以这样说。《水绘仙侣》是一个文史兼具的文本，显然也是一个文言与白话共生共荣，相互打通的文本。但它当初的意图是提醒读者“化古”依然是重要的，传统的获得需要花大力气，而这仅仅是一小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