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学历的岁月
发布: 2016-10-06 20:41 | 作者: 叶扬
父亲在四十年代末自己编过一本《古文辞初编》，其中主要是桐城姚鼐《古文辞类纂》里比较短小的文章（大部分不到一页），再加上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中几篇同样短小的文章和《战国策》里的十来个选段，一共一百二十多篇。父亲自己用毛笔抄好，装订成一册。在我选读《礼记》之后，他就用这部自己编选的集子教我古文了，记得上来第一篇就是韩愈的“杂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以前念四书、《左传》、《礼记》时，父亲只是用家里平时通用的方言朗读，到了教我念这些古文时，父亲换成了吟诵的调子，抑扬顿挫，非常好听。我后来一生钟爱韩昌黎的文章，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还没来得及把父亲的选本学完，我就进了中学，跟父亲念书，暂时告一段落。后来是到了文革期间，我失学“逍遥”在家，才跟父亲“重操旧业”。说老实话，当时父亲尽管是逐句讲解，但我还是没有能完全领会。到了文革期间，我把小时念过的《四书》、《左传》、《礼记》统统重新读了一遍，不懂的地方，随时去问父亲。也许因为年龄增长了的关系，很多以前完全不懂、似懂非懂、和半懂不懂的，才多少弄明白了一些。这一次的“温故而知新”，后来觉得一生受用，不过这是后话了。
顺便说一下，父亲曾多次说过，要想念古文，世俗流行的选本《古文观止》，万万要不得，因为选得不好。他认为《左传》是必读的经典，不该入选；诸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甚至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这一类的文字，以桐城的标准而言，太甜俗、太滥情（英文里所谓sentimental）；还有一些文章，比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不能说不好，但不符合严格意义上“古文”的标准；后面选的一些归有光以外的明人的文章，如刘基的“卖柑者言”之类，他更是以为“上不得台盘”。父亲并不是不喜欢骈文，只是觉得两者完全属于不同的文类，不能混淆，像庾信的“哀江南赋”，他就十分喜欢，还专门给我讲解过。
这一路来，父亲教的都是经书和古文，而诗呢，他却没有多教，仅限于《古诗源》里选出的十来首，记得念过“孔雀东南飞”。快进中学前，父亲给小姐姐讲苏东坡的诗，我也跟着听了一阵，大部分都是我父亲自选的东坡的五言古诗。父亲常说写诗当从五古入手，写熟了，再及其他。至于诗的选本，父亲除了沈德潜的《古诗源》和《唐诗别裁》等传统的选本之外，也是笃守桐城家法，颇喜欢姚鼐的《今体诗抄》。曾经受业于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挚甫）的近人高步瀛所编选的《唐宋诗举要》，后来重版，他也觉得选得不错，但他对坊间流行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则向来是嗤之以鼻的，觉得选得太糟。父亲念诗，总是用的我们老叶家世代相传的旧式吟诵，古体诗和近体诗调子不同。因为常听父亲吟诵听惯了，我至今不忘。可惜古文吟诵的方法，高下抑扬，变化较多，我未能完全掌握。
话说回来，父亲虽然恪守桐城正宗，然而为人绝不冬烘古板。他从不反对我去阅读从唐人传奇到四大奇书、以及各种中、西小说，而且曾经一再让我细心精读《聊斋志异》。他对于蒲松龄的文字，推崇备至。对于我们七个兄弟姊妹的教育，父亲完全任从我们各人自己的兴趣，从不干涉。大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二姐、二哥都是由上医毕业的大夫，三姐在复旦物理系念的本科生、研究生；只有在圣约翰拿了英文、政治两个学士学位、后来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大哥，以及同从复旦外文系毕业的小姐姐和我，一共三个孩子，念的文科，勉强可以算是“克绍箕裘”的。父亲唯一的遗憾，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学成工科的。这当中还有个小故事。二哥比二姐小一岁，两人同一年从中学毕业。二姐因为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立志长大了要学医。二哥本来也想去学医，一听二姐说要去考医科，不愿跟她一样，就报考了工科，考进了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父亲十分高兴。念了不到一年，那个系迁入南京航空学院，二哥跟着去了。又过了没多久，居然又要搬到西安，并入西安交大。二哥念了一阵，本来已经觉得工科实在不合自己的兴趣，一听说又要远迁西北，考虑之下，当机立断，退学回家，重新报考大学，结果还是考入二姐所在的上医，绕了一个圈子，比二姐晚了两年毕业。总算两个人后来一主内科、一主外科，专业不完全一样，可是父亲原来满心希望能有一个学工科的子女，却没有能够实现。
跟母亲、大哥念英文
在我开始读孟子的那一年，母亲郑文渊开始教我英文。母亲在出嫁前念过几年上海的教会学校，英文很好。前几年读外祖父的日记，见到在一九一三年九月三日那一天，有“中照送小虎入三马路学堂”的记载，随后数年，也常常提到母亲上学的事。“中照”是外祖母的名字，“小虎”则是母亲的小名，因为她生在壬寅年。日记上说起的那一年，母亲才十二岁，她就读的学堂，叫作“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就是著名的中西女中的前身。我大姐还保存着一份母亲在学校的成绩单，是一九一六年一月卅一日结束的那个学期的，十门课里，得了八个A、两个B， 上面还有中西女塾第二任校长连吉生（Helen Richardson）的亲笔英文签名。
母亲一开始教我，当然先从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教起：印刷体、手写体、加上大、小写，先得学会这一百〇四个“天书”。记得我一开始用练习本写手写体大、小写的字母，从上往下，我几乎没有一行写正了的，而且有时候斜得离谱。写完了交给母亲，她用红笔批改，偶尔我写得还可以，她就在后面写上一个“Good!” 我就很得意。写完了好几本练习本之后，开始慢慢教字、词、句、篇，用的是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第一册。手写体的英文字，继续练着写，换了一盒英文字帖，里面都是狭长的字条，写着成句的手写体英文。第一张字条上的句子记得最牢：“这是一本书。那是一支钢笔。” （“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en.” ）还没等到练完那一盒字帖，母亲因病（胰腺炎）住进了华山医院。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父亲带我去医院看望她。恰巧她不知为什么要换个病房，还是要送进手术室作检查，由护士放在担架上躺着走，鼻子里插了管子，脸色苍白。我心里很害怕，紧紧跟在担架旁边。母亲微笑着轻轻跟我说：“乖乖的，要听话！”我连忙点头答应。几天之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母亲就去世了。
母亲郑文渊女士（1902-1956）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她是作者的英文启蒙老师
进入五十年代之后，父亲没有再出去做事，一家九口人的生计，靠大哥在光华的教职维持。我四五岁的时候，大哥辞去了光华的教职，以“主万”为笔名“下海”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自由职业”，继续担当养活全家的重任。本来我其他几位兄姐的英文，在他们先后进学校之前，主要都是由他教的，轮到我的时候，母亲见他翻译太忙，就把教我英文的事揽了过去。母亲去世之后，大哥重新接手，由一九五七年初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秋天、我进五四中学念初中为止，前后五年多的时间，为教好我的英文，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一九五九年我侄儿叶尊出生，大哥初为人父，成天还忙于翻译养家，但教我英文的事，他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帮助我打下了一份扎实的英文基础。
作者童年时代与其长兄叶治（笔名主万，1924-2004）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