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与梁启超
发布: 2016-6-30 22:05 | 作者: 丁子江
在此以后，罗素的讲学地点主要被安排在北京大学，虽然实际的事务工作多由讲学社中如总干事蒋百里及梁的其他一些重要助手来处理。罗素回忆说：“我讲课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十分优秀的高等学府。校长与副校长都是热衷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士。”[9] 中国最初的印象对罗素无疑是美好的，他回忆道：“西湖的古文明，其绝顶之美，赛过意大利。一至此我才了解，文明的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人！”“与欧洲相比，我们觉得中国充溢着哲理的、平和的气氛。”“中国应当保存文明和礼貌、坦诚和谦和的脾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质，此外还需加上西方的科学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应用于中国的实际问题。”
梁启超本人当然对罗素访华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后来他指出：“英人罗素回国后，颇艳称中国的文化，发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们这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变成了美国的‘丑化’。这一点可说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国人切实敏捷，诚然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他移植过来，使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他们的少数学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总想为他们别开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经是积重难返。象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些什么哩？唯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或是怕那宇宙间的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的悽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从前西人唯一维系内心之具，厥为基督教，但是科学昌明后，第一个致命伤，便是宗教。从前在苦无可诉的时候，还得远远望着冥冥的天堂；现在呢，知道了，人类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天堂更渺不可凭。这种宗教的麻醉剂，已是无法存在。讲到哲学吗，西方的哲人，素来只是高谈玄妙，不得真际，所足恃为人类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没有。”[10]
罗素来华讲学后，其著作《社会改造原理》、《罗素的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中国问题》出版，以后不断再版。从此罗素的“占有冲动”与“创造冲动”的生机主义理论以及柏格森（代表著《创造进化论》），杜里舒、倭坚的生命哲学以及稍后的泰戈尔对东方文化的颂扬，开始成为以梁启超、张东荪、梁漱溟、张君劢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论述社会改造的知识学和理论依据。
1921年2月，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文中，梁启超拥戴张东荪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并加以补充或发挥。梁启超主张，产业幼稚的中国欲振兴实业而避免资本主义之害，唯有采行协社主义，此法最中正无弊，而且随时可行。[11]
张梁二人的主张，遭到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痛击，其代表作如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等。李大钊认为，行会社会主义即使在英国也缺乏实践价值。在阶级斗争的现代社会，难以通过和平手段而实行劳动者管理产业，此即行会社会主义在英国难以实行的原因。[12]
1920年，罗素与多拉·勃拉克到达北京后的留影。
1920年12月6日，陪同罗素的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920年1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19日，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对张东荪加以声援，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
冯友兰回忆到：在袁世凯的暴力之下，国会不能行使职权，国民党失败了，与之对立的进步党也不能不跟着垮台。研究系就把它的活动从政治方面转到学术方面来，办了一个学会，叫尚志学会。它名叫学会，实际上还是原来那班人主持一切。《哲学评论》就是尚志学会主办的刊物，原来主编是瞿世英（菊农）。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的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讲演。“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杜威在那里讲实用主义，还有两位教授讲新实在论。因此这两派我比较熟悉。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总起来说，新实在论所讲的，是真理本身存在的问题，实用主义所讲的，是发现真理的方法的问题。所以两派是并行不悖的。”[13]因此冯友兰根据罗素和杜威等人的观点，在他的《人生哲学》回答了当时哲学界及一般思想界所讨论的问题，广泛地讨论了一般哲学问题；从宇宙的构成到文学艺术以至宗教，都作了一些解答的尝试。[14]
作家刘德桂在《宣統皇帝》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栩栩如生的描绘，也许只是一种加工后的演绎，但也可看出一些罗素访华的某些侧面，其中包括梁启超，先摘录如下：
……
皇上，起来吧，我有要事。”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对着溥仪的脸道。
溥仪翻开眼皮道：“有什么要事？”
“有一位世界上现如今最闻名的思想家要到宫中来。”
“噢。”溥仪的眼睛睁得大了点。
“他的名声还在现在的法美总统之上，其他的国家元首就更不用说了。”
“是谁？”溥仪坐了起来。
“是罗素。”
“他不是来了好几个月了吗？记得是梁启超邀请的。”
“是的，皇上，可他还在中国，没有走，他不见到皇上他是不走的，他说若是这样的话就等于没来中国。”
溥仪在以前埋于报纸堆中，是知道罗素的，他来中国引起了中国的轰动，那时候，不论大报小报，都报导罗素的行止，他的学说被广泛介绍。今天听庄士敦说他要到宫里来，不能不说这是一针兴奋剂。
“庄师傅，这事是你安排的吧？”
“说对了一半，这主要是罗素的意愿。”
……
“听说有个叫罗素的要来，是怎么回事？”端康问载沣道。“我已问过了陈师傅和庄师傅，罗素的名声很很大，能来宫中拜拜拜见皇帝，也是咱们的荣荣荣耀，陈师傅说，这对皇帝养身子也有好好处。”
端康太妃道：“既然陈师傅这么说了，那应该是妥当的。不过，我听他们读报时是经常读到他的名字的，这个人主张什么社会主义，要什么自由，会不会对皇帝有不好的影响呀？”
“陈师傅说过这事了。说这罗素主张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又说，这罗素反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罪罪恶。”
“这话倒是对的──什么社会主义皇上也不懂吧？”
“不会懂的。”
端康太妃道：”那好，宫中要好好接待他。”罗素访问紫禁城，受到上自太妃王爷皇帝，下到内务府、宗人府、师傅乃至太监们的欢迎，这在紫禁城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因为他是个有争议的人。
御花园的楼阁上，溥仪端坐着，他的面色由于兴奋而有些红润，眼睛也有了神采。
他头戴瓜皮黑帽，戴着眼镜，穿着一般的袍褂，显得很朴素。
不一会儿，罗素到了。
“皇上，这位就是伟大的哲学家罗素博士。”庄士敦指着走在前面的高个子长脸大脑门的英国人道。
“欢迎欢迎。”
溥仪站起身，往前走几步。罗素忙上前握住溥仪的手道：”庄士敦师傅过奖了，不过，他在皇帝陛下面前这样夸奖我，我是非常高兴的。”
“先生来中国已很长时间了，在中国引起的轰动，我是知道的……”
“皇上，”庄士敦道，”还有其他客人呢。”
溥仪笑起来：”我和罗素先生一见如故。”
庄士敦介绍了同行的人：勃拉克女士、赵元任教授，孙伏园教授、蒋百里教授，还有……
溥仪道：”这位就不用介绍了。”
“梁启超叩见皇上。”说罢，他跪下来。
溥仪连忙道：”快起快起，这样太不好了。”
梁启超站起身来。溥仪道：“以后就不要行这些礼节了，不然，还以为我又怎样怎样了呢。”
梁启超道：”我永远忠于皇上，是臣子！”
溥仪道：“坐吧。”他转身向罗素说道：”先生见此，有何评价？”
罗素道：“犹如我见到了女王陛下，自有崇敬之情。”
说得溥仪喜滋滋的，道：”我哪里能和女王陛下相比，犹如太阳和星星。”
“皇帝陛下，我从你的气色身体，看到陛下的高贵，也看到了陛下的忧郁，甚至还有恐惧、自卑，等等。刚才陛下的话也反映了这一点，我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点儿？”
“我从庄师傅身上早就学会了直率。”溥仪面向其余的人道：“各位学界泰斗都是学贯中西的，恐怕都不喜欢曲径通幽处的那种谈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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