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与中国思想界精英所主导的东西方对话，其現有量化資料语境是构成思想与情绪表达和交流的主客观环境或因素。客观性因素有当时中国的时间、空间、场景、对象、人事、社会关系、论题焦点等所有可能的外在条件；主观性因素有罗素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各种人物，如梁启超等的思想、理念、性格、职业、修养、家教、处境、心情等所有可能的主体内在条件。
《罗素与中国》一书的作者冯崇义曾评述说：“……罗素不是“东方不败”，到了东方便不尽如人意。他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的中国之行，是一次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酸楚经历。他乘兴而来，因为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厮杀中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以政府嘉宾的身份对苏俄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也使他感到困惑，他因而热望能够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学到拯救“西方文明”的某种智慧。他败兴而归，情由颇为复杂。这绝不是因为他行非其时。恰恰相反，他应邀到中国讲学的“五四时期”，既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在这黄金般的“五四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奔腾咆哮；社会的思想观念像风驰电掣般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人们以极为开放的心灵像海纳百川一样吮吸新知。罗素的酸楚也不是因为东道主对他的行程安排不周。发函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是尚志学会、新学会、北京大学、中国公学四个团体，后由1920年9月专门成立的“讲学社”具体安排，主事的是梁启超、蔡元培、蒋梦麟等学界泰斗。罗素曾游历上海、杭州、南京、长沙等地并发表演说，但主要的讲学活动则安排在位居全国之冠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讲的是《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五个系列讲座。在上海等地公共演讲的题目则包括《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和《中国到自由之路》(临别赠言)等。罗素得到的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听众，而且无论是他的公开演讲还是专题讲学，都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上广为宣传。东道主给他的待遇也相当优厚，负责他的所有旅差费、给他配了专门翻译(赵元任)，给他的酬金使他在北大讲学期间能够租住一所宽敞的四合院并雇用专门的厨师、车夫和家僮……。”[1]
当然，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罗素，不可能象好莱坞的影星，或后现代时期那些歌星球星那样，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有什么直接影响，而只局限于知识精英圈子，但无疑是这个阶层人们的一个良师；不管你是否赞同他的某一观点，你都会感到一种知识与批判的力量。作为中华精英的良师，罗素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的效应？中华精英们与罗素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双向交流过程。本文从中国精英的罗素观与罗素对中国精英的某些评价及其中国观两个方面找出答案。而中国精英的罗素观又从文人精英、政治精英与哲学精英等三个群体的各自角度来探讨上述问题。
这所谓三种精英的分类，并一定完全合理，也许仅是为了行文“操作”和读者阅读的方便。其实不少精英具“两栖”甚至三重身份。其中梁启超就是最典型人物，其顶上的桂冠就有：光绪时代的举人，戊戌变法的领袖，维新派的领头人，北洋政府的高官，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发起人，“新民体”的创立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颇有造诣的著名国学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等等；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非凡的成就，其中以史学尤为显著，故可无愧地誉为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并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罗素来华讲学的背景颇有意味，竟然主要是由文化界代表保守势力的梁启超（1873～1929）等人出面张罗的。正如冯崇义所评价的：“也许有点令人沮丧的是，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创办《新青年》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头阵从而博得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雅号的陈独秀，不是主政并革新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宗旨从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提供舞台的蔡元培，不是借狂人之口控诉‘吃人的礼教’、发出振聋发聩之音的鲁迅，不是呼唤‘赤旗的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从而将—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引上新征途的李大钊，也不是因为倡导‘文学改良’与‘文艺复兴’而顿成明星的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的梁启超。而且，由于梁启超曾是民初‘进步党’的党魁，在五四时期还领导着由‘进步党’演化而来的‘研究系’，因而人们通常也说梁启超邀请罗素是为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张目助威。” [2] 不过在一定意义上，罗素来华的得以实现，恐怕虽以梁启超为主，但还是梁启超与蔡元培（1868～1940）的互补联手行动。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动作。
据考证，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一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翻译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1920年梁启超、张东荪从欧洲访问归来，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磋商，希望对他们组织的讲学社邀请欧美名人来华讲演给予资助。张元济在同年致梁启超先生的信中说：“前面谈讲学社延聘欧美名人来华演讲，嘱由敝馆岁助若干，所有演讲稿由敝馆出版各节已由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办理。自十年分起，每年岁助讲学社5千元，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以后再另作计议。演讲稿既承交敝馆出版，仍照给讲学社版税，此次罗素演讲稿即照此办法办理，另由编译所直接函商。柏格森如可来华，亦统由讲学社聘订，敝馆不另担承，以归画一。” [3]当时，傅铜与王敬芳向梁启超提议邀请罗素来华讲学，梁当即表示同意。梁启超在决定“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的同时，就已经把邀请罗素之事和成立讲学社一并提出。1920年5月，梁启超等人委托傅铜致函罗素盛邀其访华。[4]
由梁启超的进步党演变来的研究系，后又有张东荪等人的加入，曾企图形成第一大党而参与1918年的国会选举，但败于段祺瑞皖系军阀所支持的安福俱乐部，从此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而转为思想界，并于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任主编。1920年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共同发起成立讲学社，罗素成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梁启超在对张东荪的信中提道，为讲学社事，专门入京，“忽费半月”。[5] 徐新六曾告诉他，胡适诸人对于聘请罗素事，意有不释，当有所沟通。1920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6] 既然从政治运作转为思想探索，组织职能就得为宗旨服务。梁启超本来对哲学很青睐，再加上研究系中张东荪、张君劢等都对哲学也极感兴趣。据说当时邀请的第一人选是这些人最感兴趣的“生命哲学”的开山始祖柏格森，但因故未能成愿。于是王敬芳、傅铜等提议以罗素代之，梁启超认可，并与成立讲学社的决定同时推出。当时为促进新文化运动而设立机构主要有：后来与松坡图书馆合并的读书俱乐部；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多种书稿，并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的共学社；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共同发起的讲学社，它计划每年邀请一位世界知名学者来华讲学。[7]
为什么说罗素来华是梁蔡联手的结果？有一种说法：就连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之任也是梁任公力荐之果。这两位当时被誉为 “影响近二十年全国青年思想”的领袖人物，尽管社会理念不尽相同，但在文化与教育救国的目标下，逐渐走到一起。1918年冬，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力图利用一次大战后的有利国际形势，拜请梁启超在游欧时，敦促西方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于现代教育的重建与振兴。梁启超肩负众望极力游说呼吁，但竟惹上麻烦，被控“干扰和会，企图卖国”。幸亏蔡元培等联名在《申报》等各报上为梁启超辩诬，从而扭转舆论，洗清了后者的不白之冤。
饱受挫折的梁启超下决心摆脱官场上那种“迷梦的政治活动”，而“换了一个新生命”，这就是用思想文化进行中国社会的重建。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转变不仅仅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也与蔡元培开新北大改革之风，促使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影响有关。从这以后，梁启超及其手下便与蔡元培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如当商议怎样办好上海中国公学时，蒋百里提议：“吾辈对此只能取蔡鹤卿之于北京大学的态度”。不久，梁启超等计划创立编译新书的“共学社”，邀蔡为发起人之一，后者报以积极回应。接着，梁启超发起成立“讲学社”，为此，徐新六向任公建言：“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实际上指的是蔡元培、胡适等北大学者教授。果然，蔡元培被聘请为讲学社董事。就在这一期间，作为京师大学堂转变为中国现代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在出发去欧洲考察临行前做了一个重大的活动，就是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邀请英国大哲罗素来华讲学。在梁蔡两人为主的倡导下，当时很快掀起了一股“罗素热”，如“罗素研究会”的创立与《罗素月刊》的创办。蔡元培出国前还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与杜威、罗素和章太炎、吴稚晖、胡适等中外著名学者，专程去长沙参加学术演讲活动。当时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人作记录，供该报自行刊布。师生俩又一次见面了，毛泽东还为他亲录了两篇演说词。毛泽东此时已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正在秘密组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鉴于蔡元培和已故老师杨昌济的友谊，毛泽东每天陪伴左右，谈的十分投机。”[8]
1929年初，蔡元培在上海祭吊梁启超的挽联写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并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因梁启超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政府应明令褒扬抚恤。对此反对的胡汉民，指责“梁与党的立场冲突，反革命，反国民党”，故使此案未获通过。40年代初期，梁漱溟曾说：“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梁漱溟还说，在个人风格上，任公热情天真，蔡先生则含蓄深厚，因而，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任公在空间上大过蔡，而在时间上不及蔡。
虽然罗素来华是主要由梁启超一派所为，当时左翼力量也有推波助澜的架式。1920年7月11日，《申报》披露了罗素来华讲学的消息，并将罗素列为世界四大哲学家之一，称其是大数学家转而为大哲学家，“现在欧洲主张社会改造学说，风动全世界”。《新青年》杂志八卷二号和三号比较集中地介绍了罗素的生平、思想以及被译成中文的罗素的著作；在前一号的封面上刊有罗素的半身像，图注是“很快就要来到中国的大哲学家”；在后一号上登载了张申府编辑的《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执牛耳者，是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性的刊物，它对罗素的介绍当然会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一些刊物如《东方杂志》、《民铎》、《改造》、《晨报》等也都集中力量对罗素进行了很有力度的宣传和介绍。
1920年10月12日，罗素抵达上海。第二天，有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和基督教救国会等七个团体联合设宴为他接风。罗素第一个正式演讲《社会改造原理》是在研究系把持的中国公学举行的。11月19日，罗素到达北京，梁启超代表讲学社致欢迎辞，说道：“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只要是有价值的演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他介绍进来。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那样就买那样。我常说中国学问的衰弱，由汉朝的表彰六艺、罢黜百家。无论他表彰的、罢黜的对不对，总是把思想的自由锢蔽了。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对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讲学社的宗旨。”这番话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异曲同工之妙。接着，他又举出邀请罗素的两个理由：一，“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二，罗素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最后，梁启超风趣地比喻道，我们不仅要罗素点的“金”，更要罗素象吕洞宾那样点石成金的“手指”，即把“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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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罗素访华时在中国公学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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