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张承志有没有局限性？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位置？
我想任何人都有局限，要看是什么局限。作为作家，张承志的局限显而易见。他一直在中国北方游走，未能深入东南沿海市民生活圈和文化繁盛之地；他也一直游走于中国北方和西部的边地，不肯像鲁迅那样沉入到更多数的国民中去；他的文辞十分用心，尽量追求刚劲质朴雄壮华丽的效果，但往往仍然伤于直露和粗糙。《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甚至还可以被有些读者读解出大男子主义和恋母情结呢。而即使晚近作品，其峻急往往还是未能与理性充分调和，所以总显得不够老到，他拒绝一般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定义而自己加以定义的做法虽然有其特殊理由和背景，但表述上确实不够周全谨慎。可这些能说是他的局限吗？这样的局限，哪个作家能完全避免？避免了这些局限，还是真实的张承志吗？
其实真正值得一说的是张承志的另一种“局限”，就是他为何那么容易被人看出他的“局限”？他的“局限”为何不像别的中国作家那样似乎永远说不清楚，甚至不许别人乱说？这实际也与他在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独特位置有关。他的位置太独特，所以他的“局限”也太明显，甚至他的“局限”就取决于他的独特位置，而他本人又并不惮于掩饰这样的“局限”和这样的独特位置。
众所周知，我们早已习惯于称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直接当下的中国文学也被冠以同一名称。但细究起来，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乃是未加分析的模糊想象的共同体，其主体向来只是汉族作家用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写作的优先关注主流汉族社会的文学，以及一小部分完全汉化、失去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作品。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很大程度上甚至还局限于几个直辖市和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省份。倘若执念于此，张承志只能以他的“前期”创作进入“中国当代文学”，90年代以后小说和杂文在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很难找到适合的位置。
所幸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模糊想象的共同体内部的多元构成。比如有些作家（余华）可以先在国外发表英文随笔，有些作家（阎连科）的小说可以只在海外或台湾地区发行中文版。张承志1986-1993年在日本以日文出版、至今尚无中文版的四本著作也属这个范畴。与此同时，王蒙《在伊犁》和《这边风景》不仅书写新疆边地，还在文化和语言上出现维汉“混搭”，另外阿来《尘埃落定》等作品对川藏结合部的书写，马原对其西藏经验与想象的呈现，与张承志《心灵史》都不可同日而语，但也都不无联带关系。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过去使用汉语写作取得优异成绩，但也可能重新返回自己民族语言，如新疆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和延边朝鲜族作家郑世峰。过去的当代中国作家或中国文学概念已经受到上述跨语言跨文化写作的挑战，由未加分析的模糊想象的共同体分化为彼此不同但依然紧密关联的一系列不同范畴。“当代中国文学”的概念因为出现了这些多种因素而有所扩大，又因为这种扩大反而变得更加清晰。
在更加扩大和更加清晰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张承志的位置便不难确认。尽管《心灵史》被他的一部分回族同胞尊为圣者之书，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如夏志清所说的现代中国作家共有的“感时忧国”。无论他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还是中后期散文随笔和杂文，都清楚地显示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激进批判立场。他顺理成章地追溯这种批判立场的源头到鲁迅那里，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尽管他现在是一部分中国伊斯兰的精神领袖和阿拉伯世界孤独的道义援助者，但他的中国立场和中国认同始终十分坚定。即使在思想最激烈的90年代初，他也始终强调中国作为其祖国——不仅在政治而且在文化血统上的——牢固认同。虽然据说他通晓日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和蒙古语、满语、哈萨克语等中国北方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但日常写作主要还是依赖汉语，并明确宣布他其实是在汉语的“美文”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母语”，由此从内心深处涌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美文的沙漠》）。他固然几乎无休止地批评当下文化的极端世俗性，但他认为从先秦“刺客”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有一条贯穿的“洁”的高贵精神传统，因此“谁也没有权力对中国妄自菲薄。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贵的洁意识便同时生根”（《清洁的精神》）。
我十分理解张承志为何那么看重一般读者容易忽略的短篇小说《北望长城外》。这篇小说塑造的善良质朴单纯勇毅的普通农村手艺人“阳原丁二”的形象，可以看做张承志对他心目中汉民族世俗文化积极面的一个总结。在他看来，汉民族世俗文化积极面与世界文化最高价值并无二致。这样的小说只有一篇，弥足珍贵。张承志说，在司马迁《刺客列传》之后，鲁迅“不放弃”，写出了《故事新编》的《铸剑》。也可以说，在鲁迅《故事新编》的《理水》、《非攻》（不必提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或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之后，张承志“不放弃”，写出了《北望长城外》。这些旨在“传畸人于千古”的杰作，讴歌正史不载也罕见于主流文学的“中国的脊梁”。它们并不刻意追求传奇化，却一律被庸常之辈目为惊世骇俗的传奇。
张承志的目光始终投向多元共生而生机勃发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根，因此他始终反对文学的简单政治化，始终坚持认为他不是在任何“抗议”的意义上写作，而仅仅是在文化精神上“为着备忘”而写作（《墨浓时惊无语》）。把这样的张承志从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抹去，那将不是张承志的损失，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损失。
2015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