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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张承志

发布: 2015-11-12 15:44 | 作者: 郜元宝



        ——写在十二卷本《张承志文集》出版时

        继2014年东方出版社十卷本《张承志文集》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年又推出编年和开放式十二卷本《张承志文集》,以后新作(包括这次尚未收录的《心灵史》)还将陆续编入。这确实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们可以借此机会重读久违了的张承志,甚至以他为坐标,再说一说八十年代文学及其日后的分化、转向直至当下的现状。
        
        1948年出生的张承志,比共和国年长一岁,今年六十七,将近“古稀”,在过去已是标准老人了。现在说起他的“早期”,好像也颇遥远。但我想强调,倘若将他文学创作的“早期”确定在70年代末(1978年发表处女作《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并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到80年代末(198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金牧场》),看上去虽然有点遥远,中间隔了许多次大大小小文化转折,一代代新人不断冒出,逐渐将张承志们推到“三代以上”,但文学史叙事并不一定遵循单纯时间线索,“后来居上”也并非铁定法则,比如我倒觉得当下许多喧嚣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很遥远很陌生,许多思想和写法甚至很陈腐,而无论张承志的“早期”还是1991年《心灵史》发表至今的写作(中期?中晚期?),不仅记忆犹新,还似乎像一面镜子,常常照见当下文学、文化界以及我们自己,怎么会觉得遥远呢?张承志“早期”备受瞩目,“中晚期”饱受文坛、历史学界、国际政治学界的争议,乃至被当下一律匆忙的读者有意无意地淡忘,换个时髦点的说法,甚至批评界对他90年代以后以散文随笔为主的创作也逐渐“失语”,似乎张承志真的“独自远行”,告别文坛了(如今文坛大大小小的热闹也确实与他无关)。但借《张承志文集》出版的机会,如果真的高兴“重读”一番,你会惊讶地发现,无论如何,他都是当代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轻易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
        “重读”张承志,有两个时间节点可以参考。一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这是他与“新时期文学”各路英豪协力同行、并驾齐驱的所谓“早期”,一是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前后文坛的大辩论和大分裂。张承志本人没有正面参加那场主要由批评家和学者挑起的辩论,但他以“被引用”、“被拥戴”或“被质疑”的方式频频亮相,成了辩论一方高举的旗帜。但说也奇怪,到头来他还是孤独的,并不像许多旗帜那样始终被簇拥在核心。重读张承志,抓住这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非常必要,否则我们就只知道他的孤独,而不知道孤独的张承志与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一直保持着激烈的潜在对话关系。
        张承志“早期”创作的成功,确实主要仰仗真挚激越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崇高美”。        这只要稍微回味一下“新时期”张承志主要代表作《北方的河》,就不必多说什么了。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让那些伟大的哲人去描述北方河流最深刻的一面吧,我可以写这些河的青春。肉体可以衰老,心灵可以残缺,而青春——连青春的错误都是充满魅力的。我就是我,我的北方的河应当是幻想的河,热情的河,青春的河”,“我感激你,北方的河------你用你粗放的水土把我哺养成人,你在不觉之间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同时注入了我的血液。你用你刚强的浪头剥着我昔日的躯壳,在你的世界里我一定将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战士。你让额尔齐斯河为我开道,你让黄河托浮着我,你让黑龙江把我送向那辽阔的入海口,送向我人生的新旅程。我感激你,北方的河。”多像《女神》时代的郭沫若啊!不,比那时的郭沫若更成熟,因为主人公已是“三十多岁的老青年”,经历了“文革”,下过乡,插过队,实地勘探过中国北方主要几条河流的人文地理概貌,调查过湟水沿岸方言,两次游过黄河,熟悉许多河流附近的村庄和居民,并不缺乏闻一多指责《女神》所不具备的“地方色彩”,因此他的抒发比《女神》还要深沉,足以代表80年代特有的虽然包含几分忧思和伤感但基本保持开放、健康、强劲、清新、爽朗、充满希望与憧憬、以为悔之未晚而来者可追的精神风貌。《北方的河》流淌着满涨的青春朝气,你从中嗅不到一点世故、油滑、绝望和暮气。
        《北方的河》起句“他一直望着那条在下面闪闪发光的河”有点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开局气势,但从新疆大学毕业回京报考人文地理学的主人公在无定河谷搭乘的挤着“满满一车老农民”的解放牌汽车,更像王蒙《春之声》描写的从北京赶回阔别二十多年故乡的岳之峰乘坐的那辆“闷罐子车”。两位作家对精神复苏万物滋长时代生活气息和社会风尚的概括生动鲜活,至今读来犹感神旺!《北方的河》发表于1984年,再过一年,“小说新潮”涌出,“寻根”、“先锋”、“新写实”先后成为文坛主流,像《北方的河》那样真挚饱满的抒情方式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乎“新时期”成为一座在风雨中逐渐剥蚀的过去时代的雕像,而作为“新时期文学”高峰之一的张承志那种青春浪漫的抒怀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难以复制。
        我想多说一说1981年发表的《黑骏马》。这部小说带着蒙古草原的独特风味,但它在新时期小说家族中并不孤立,某种程度上是那时候中国几代作家共通经验的呈现。比如感恩和亏欠的主题,归乡与离乡的叙事,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以及蒙古老额吉之间传统与现代的伦理冲突悲剧(批评家季红真称之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乃是普遍的时代问题,我们在叶辛《蹉跎岁月》、路遥《人生》、韩少功《西望茅草地》、王蒙《在伊犁》、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张贤亮《绿化树》、张炜《秋天的愤怒》、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莫言《白狗秋千架》中都看到不同方式的呈现。在“新时期文学”中,城乡两地知识青年(或知识分子)与从小一起长大、患难与共、但终身只能在传统伦理社会坚韧生活的姑娘或乡亲失之交臂的爱情与亲情,以及他们各自必须面对的目前的现实与未来的盼望,不正是80年代读者最熟悉的“人”的处境吗?
        但张承志写得更美,更辽阔,最深刻。比如,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失散多年之后的相聚,如果与莫言《白狗秋千架》结尾“小姑”邀请“我”到野地相会做一对比,情节相似,但给人的阅读感受是多么不同!其次,白音宝力格扑向苦涩的草地、充满伤痛委屈羞愧感激的痛哭,宛若路遥《人生》中高加林带着在城里的失败和屈辱,带着对乡村恋人如今已成他人之妇的刘巧珍的羞愧,带着对慷慨接纳他的宽厚仁慈的故乡的感激和对新生活的憧憬而扑向故乡泥土痛哭失声,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文字。另外,白音宝力格多少次骑上昔日“夺标常胜的钢嘎·哈拉”如今已垂垂老矣的“黑骏马”欲求尽情奔驰的心情,和张承志称为“老大哥”的王蒙在《杂色》中描写的四十多岁右派曹千里的精神状态也如出一辙。张承志和王蒙区别很大,上述描写(包括《黑骏马》中指责即将移民美国加拿大的人高喊民族振兴和王蒙《相见时难》对“海外华人”的思考),尽管都极其相似,但各不相同的心理背景和人生经历也不容忽视。王蒙是带着“少共”的“胎记”和被平反的“右派”的双重记忆(也可说是双重资本)踌躇满志地去旧迎新,张承志则是带着当时并不值得炫耀的“红卫兵”、“知青”的记忆而仍然需要在“新时期”为过去正名辩解,为当下和未来拼搏。尽管有许多不同,但那时候尚未明显分化的中国文坛各路英豪心理沟通集体跃进的趋势,较之如今各自为战、筋疲力竭、面目全非,不是依旧十分迷人吗?
        《黑骏马》的结尾还让我想到鲁迅的《故乡》。鲁迅笔下归乡又离乡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小说结尾思忖着侄子宏儿和闰土儿子水生的将来,白音宝力格则思忖着他如果结婚,生了孩子,将会和索米亚可怜的私生女其其格如何相处?他会像父亲当年把年幼的他放心地交给老额吉那样,将儿子交给错失的初恋情人索米亚抚养吗?上文之所以特别提到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是因为张承志的笔无论如何奔放,也不会像莫言那样,让瞎了一只眼而自觉破相的“小姑”哀求昔日恋人“我”为她在婚外生下一个和哑巴丈夫的哑巴儿子们不一样的正常小孩。不,崇尚“清洁”的张承志不会这么写。他写得更美好。白音宝力格和索米亚在索米亚丈夫出外的五天五夜守在一起,始终没有非分之想,有的只是跨越阶层、遭遇、昔日情感伤痛的巨大鸿沟而如今仍然相互尊重和信赖的精神交通。这恰恰是《故乡》中的“我”渴望和闰土之间发生的联系。张承志的“新时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源头密切关联,或许也是他当时备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虽然《黑骏马》的读者大概很少会想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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