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张承志
发布: 2015-11-12 15:44 | 作者: 郜元宝
二
重读张承志早期小说，我们还会发现，即使在他和“新时期”文学主潮最合拍的时候，他也已经开始频频将目光投向自己也并不清楚的别处，比如他反复叩问的“北方的河”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文化象征？他反复思忖的“黑骏马”或日后由他命名的“蒙古长调”究竟代表中国北方民族怎样一种“灵性”？“北方的河”的精神文化象征，“蒙古长调”的“灵性”，和张承志本人非常看重的另一篇小说《北望长城外》中普通农村手艺人“阳原丁二”所代表的并不夸张并不传奇的素朴刚劲的汉民族精神传统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阳原丁二”在张承志小说人物谱系中是否孤立无援？这些潜伏在张承志早期小说中的未知数，评论家们说不清楚，张承志本人也理不清头绪。但是，等到他从蒙古草原和阿勒泰牧场转向荒凉的“西海固”，逐渐寻到回民文化之“根”，接连写出《残月》、《九座宫殿》、《西省暗杀考》直至《心灵史》之后，一切谜底全部解开了。
1991年《心灵史》之后，他转向散文写作，同时也离开主流文坛。小说在他全部作品中只占了很小部分，这次12卷《文集》小说只有3卷，散文随笔数量惊人，篇幅已远远超过小说。 文学界对此见仁见智很正常，但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妨分几个小问题来谈。
首先，张承志放弃小说而选择散文随笔，有他自身创作轨迹可寻。上面提到他80年代小说的一些未知数，这里不妨就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化素养与90年代文体转向的关系再多说几句。张承志1972年结束内蒙乌珠穆沁草原插队生活，考入北大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翁独健先生研究蒙元史和北方民族史（这在《北方的河》中有真实反映），1981年硕士毕业，分配到该院民族研究所。1983、1986、1991年三度赴日本访学做研究。虽然1978年处女作《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发表后一直创作不辍，但他作为学者的身份始终很确定。这次《文集》有不少属于他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信还有更多类似的学术文章尚未收入。张承志小说题材来源，一是早期红卫兵和知青经历，二是他成为学者之后接触到的中华古史材料，以及北方民族历史与现实，这其中一小部分与知青经历重合，大部分超越了知青经历，比如他后来作为“前定”所认同的在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居住的中国回族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族群。还有一部分题材也是他成为学者之后获得的，即海外求学经历（先是日本，后来扩张到西亚、中东、西班牙、摩洛哥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这些小说材料来源，小半是成为作家之前过去生活的记忆，大半是学术研究的发现，而当下中国小说读者所熟悉的主流社会生活信息量相对不足，因此他的小说和读者接受之间容易脱节。他由学术发见进而走出书斋，深入甘肃、陕西、青海、新疆、云南等地回民社会及其历史的调查，乃至完成全方位皈依，根据这部分学术/生活经历写出的《残月》、《九座宫殿》、《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小说，一则将小说、历史和宗教融为一炉的写法与文坛主流相去甚远，二则题材本身的敏感性多有牵制，三则类似“西海固回民”的生活几乎依靠他独自一人竭力要在“当代文学”体制中力争一席之地，这在“体量”上与主流文坛汉族文化主导（后来发展为都市和青春写作主导）的小说主潮难以对话，更无法抗衡，所以他的小说越写越少，直至基本放弃，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次，这种文体大逆转也是张承志有意的选择。90年代以后，不仅他的信仰生活发生根本变化，文学观念也有极大的修正。他已经不把文学局限于旨在与主流社会世俗生活瞬息变化保持及时对话的小说，更不愿为了市场需求，凭借“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的原始积累，靠粗制滥造和装神弄鬼，与过去的文学界同行们分一杯羹。无论在信仰生活层次，在人际交往领域，以至在文学观念上，张承志从9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宣告与主流文坛疏离，最后真的从主流文坛“分化”出去，消失于习惯追随主流文坛动向的读者的视野之外。放弃小说而选择散文随笔，表面上是一种文体转换，骨子里是根本的精神分化与立场转移。
这种分化和转移始于90年代初，经历过那场以“人文精神讨论”发端的激烈争辩的读者还会记忆犹新。但必须指出，分化和转移在有些人那里似乎一蹴而就，在张承志这里却从未止息。按照那些自以为已经完成分化和转移从而心安理得各就各位的人们看来，今日张承志只是独自凭吊古战场的退伍老兵，而在张承志本人精神发展脉络上，他的战斗正未有穷期；他还在不断发现新领域，不断开辟新的问题和文体的空间。他放弃了作为小说的文学，却获得了作为散文随笔（严格来说应该叫“杂文”）这种更加直抒胸臆无所拘束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大量创作始于1989年他从海军政治部创作室退伍而转为自由作家之后，恰如鲁迅从小说到杂文的转折最终完成于离开北京的教育部和大学，从厦门、广州辗转来到上海而成为自由作家之后。
三
大致梳理过张承志的文体转向、思想立场的转移及其与主流文坛的对话关系，就可以绕过评论界的所谓“失语”，重新看待他“中后期”作品的价值，包括这些作品的所谓“文学性”。
首先，他的小说将文学、宗教和历史融为一炉的写法，使大部分习惯于就文学谈文学、就小说谈小说、缺乏基本历史兴趣和宗教关怀的批评家和读者望而却步。他们将张承志的小说想当然地排除在他们想象的文学共同体之外，这不仅不能证明张承志的作品缺乏文学性，反而暴露了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有多么狭隘。这一点其实不用多说。世界文学史上，伟大作家都具有恢弘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宗教情怀，不能一见作家涉及历史和宗教，一见宗教和历史学界对这个作家提出学术上和教义上的质疑，就望而却步，宣布这个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以此来掩盖批评的怯懦与无知。就拿《心灵史》有关“金积堡之役”的历史叙事来说，史学界有强烈质疑，本来十分正常，正如俄罗斯人也不会完全赞同托尔斯泰《哈泽·穆拉特》对当时车臣叛乱的叙事。史学问题可以交给史学界去争论，但历史小说《心灵史》和《哈泽·穆拉特》一样还有文学的一面，即还有托尔斯泰和张承志借历史叙事所寄托的主体心灵那一面。忽略这一面，将《心灵史》或《哈泽·穆拉特》完全作为严格的历史叙事来对待，就不能说是一种全面的解读。当然张承志不是托尔斯泰，马化龙不是哈泽·穆拉特，清政府和左宗棠部队也不能和当时沙皇政府和俄罗斯前线部队同日而语，而托尔斯泰也并没有在这部历史小说中像张承志那样同时处理比历史还要复杂的宗教问题。张承志曾经想用一篇《哈泽·穆拉特》的读后感来为《心灵史》辩护。幸亏这篇读后感最终没有写成，否则又会扯得太远。把有些问题交给读者去思考，比作家站出来自我辩解，应该更好一些。《心灵史》的信仰叙事也是一个令文学批评感到极端头痛的问题。事实上，文学批评者可以一般地表示理解作家的宗教信仰，甚至把宗教信仰作为文学的基本追求之一，但即使最激进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也不一定非要认同张承志的“哲合忍耶”，不过这并不妨碍文学批评者客观地研究作家在表达批评者所无法认同的信仰时所展现的文学的才华。
其次，小说和散文随笔（杂文）的轻重关系，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有一个奇怪现象，一谈到现代杂文的文学性，似乎就只有鲁迅一人，别的作家杂文要么归入“鲁迅风”一笔带过，要么根本不谈。看上去这似乎是在竭力推崇鲁迅杂文，其实是在巧妙地孤立鲁迅杂文，阉割鲁迅杂文，使鲁迅杂文及身而没，后无来者。如果我们不承认文学史这种巧妙的骗局，那么鲁迅之外的杂文也可以谈谈。即使鲁迅之外不再有杂文（绝非事实），这个现象（或者对这个现象的歪曲）也值得探讨。鲁迅杂文是文学，别的作家杂文能不能也写入文学史，由此构成一条流传有序的杂文史线索？如果有这个文学史意识，张承志散文随笔（杂文）的文学性也就可以得到认真对待，不必以“文学等于小说”的狭隘观念将他的杂文排除在外。
当然关键要看他的杂文写什么，写得怎样？我觉得，张承志杂文成就丝毫不下于小说。他的杂文既保持了小说语言的刚劲华丽，和形象与细节描写的质感，同时吞吐大量知识，令人读来饶有趣味。
更重要的是杂而不散，即在看似庞杂的文章中始终瞄准真正为他所关心的中国和世界的紧迫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为了思考这些问题而展开的想象，以及不断学习和运用的知识（他更喜欢称之为“常识”），不出四大范围。
首先，《清洁的精神》礼赞中国历史上的“刺客”，猛烈抨击当下精神坏死症，《美文的沙漠》阐述他对汉语之独特美感和丰富内涵的认识，他甚至认为自己“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就与这些刺客和美文有关。
其次，《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清理他对日本的认识，他关注一般“反日”“仇日”的中国读者忽略的日本民族在近代军国主义和岛国意识之外的另一面，赞扬70年代初日本极端左翼“赤军”对中国和巴勒斯坦的声援，讴歌以一人之力长期不懈状告日本教科书歪曲侵略亚洲各国事实的那位普通日本教授，感谢为帮助孙中山革命和印度独立而奔走不息的日本志士，当然也包括对他所钦佩的日本歌手冈林·信康的英雄老去表示遗憾（《第三只眼睛》），对日本中国研究界的某些倾向痛下针砭。
第三，《波斯的礼物》、《咖啡的香气》、《鲜花的废墟》等对波斯和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上下求索，旨在弥补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努力向西方列强（欧美各国）学习而对整个阿拉伯世界严重的知识匮乏，并试图矫正由于这种知识（“常识”）的匮乏而导致的在国际政治和道义上的偏差（《向常识的求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这当然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比如他认为，“大中华的骨子里，从来就没有多么尊重过波斯、蒙古、突厥、阿拉伯。从洪钧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忙碌的，大体上只是一个介绍和追撵西方的过程。”（《波斯的礼物》）他特别重视被阿拉伯人唤作安达卢斯（Al-andalus）的穆斯林的西班牙，“从公元８世纪到公元１５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结果、并且凋零的地方。所以，安达卢斯一语也意味着那个历史时代。我对它深怀兴趣是自然的；因为它不仅是穆斯林战胜了西方、而且是整个东方唯有一次的战胜西方、尤其是文明战胜西方的一段历史。”为此他化了半年时间访问该地区，行踪涉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三国，2005年出版了总结这次漫游的散文随笔集《鲜花的废墟》，他说该书“举意”，“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他宣告“古代并没有结束。安达卢斯，它的辉煌与黯灭、它的建树与含义、它的失败与教训，正是在今天，才更需要传达给朋友”，因为以美国为首的“ 新帝国主义”如今正举着昔日十字军和殖民主义的黑旗来实行对东方的控制和压迫（《鲜花的废墟·小引》）。
第四，就是许多读者熟悉的《致先生书》、《再致先生书》等一再向鲁迅表达钦佩和感激之情。实际上，关于中国传统（包括美文传统），关于日本的认识，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蔓延的欧美知识霸权，张承志这三方面的思考都沿着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轨迹努力往前延申。当然他将欧亚作为整体来思考其相互关系的宏大地缘文化政治视野早已溢出周氏兄弟的范围，某种程度上接续了晚晴得风气之先的一些学者的“西北地理之学”，以及现代以来陈寅恪、翁独健、季羡林等的研究路向。
之所以称张承志在以上四领域上下求索的文章为“杂文”，是因为他自己也清醒意识到这毕竟不是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在更精密纯粹的学术研究到来之前的呼吁和探路。但即使是呼吁和探路，他也不惮于掩饰自己的倾向，不惮于在第一时间公布自己的大胆猜想，不惮于指出这些工作与当下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这些内容无法容纳于精密纯粹的学术研究，只能诉诸充满文学想象和情感的“杂文”。借用他对《鲜花的废墟》自省性评价，“说它是学术书言之太过，所以我总说这是一本求学笔记。只不过，它是一部情感浸透的笔记”。“情感浸透的笔记”不正是“杂文”的精髓吗？
张承志“杂文”的内容，许多已经在90年代以前小说中崭露头角，只是“杂文”让这些思考更自由，张承志也因此在知识视野上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严肃作家。他在语言上有相当准备，大胆驰骋于中国、日本、东北亚、东亚、中亚内陆、欧美、阿拉伯世界各种问题领域，不为中国知识界所拘牵，也不为欧美知识霸权所慑服，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作家。这样的作家固然在中国极其罕有，就是当今世界，恐怕也并不多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