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我认识钱先生时，正在北大计划写论莎士比亚悲剧的硕士论文。历来讨论悲剧人物，都强调他们在性格上总有什么弱点，因而在道德意义上应对悲剧的发生负一定责任。弗莱在《批判的解剖》里认为，悲剧之产生不一定源于悲剧人物的道德弱点，而往往是他们所处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在各种冲突中首当其冲，造成必然的悲剧结局。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great trees more likely to be struck by lightning than a clump of grass”（大树比草丛更容易被闪电击中）。[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207.] 我觉得这不同于过去的很多说法，颇有新意，便打算以此作为我论文一个基本的理论依据。我写信向钱先生请教，他很支持我的看法，但又写信给我说：弗莱那句话“实是西方旧喻。如十七世纪法国名史家Ch. Rollin, Histoire romaine, Liv. VI, ch.2 [我译为英文]：‘The highest and loftiest trees have the most reason to dread the thunder.’ 这个意思就是希腊古人所谓‘Cut down the tallest poppies’（Herodotus, V.92作Periander或Thrasybullus语，Livy, I. 54作Tarquinius语），亚里士多德Politics, Bk.III, ch. 13 & Bk. V, ch. 11两次引为例证。琐屑供谈助，也许能增进你对西方大经大典的兴趣”（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三日信）。钱先生为我提供了更多例证，使我立即可以把弗莱的理论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理解得更深入。其实弗莱这个比喻，钱先生论李康《运命论》时有类似的讨论，指出《运命论》“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数语，即老子所谓“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亦即俗语之‘树大招风’。”[ 《管锥编》第三册，1082页。] 这正是弗莱所见出的悲剧性，而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也早有明确认识。后来我写论文就引用了《管锥编》，并按钱先生的指点增加了几条材料，作了进一步发挥。
从认识钱先生开始，我在学习上就不断得到他的指点和鼓励。不仅在北大学习时如此，后来在哈佛学习以及在往后的研究和写作中，也是如此。从钱先生的谈话和书信中，从他的著作中，我得到许多启发，受益无穷。其中也许最重要的两点，一是钱先生信里所说“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伏，敢于独立思考” 的原则，另一点就是《谈艺录》序所谓“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的观念和研究方法。钱先生读书和讨论问题的范围，总是超越中西语言和文化界限，绝不发抽象空疏的议论，却总在具体作品和文本的互相关联中，见出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谈艺录》序里的两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也许对理解东西方文学和文化有最深刻的意义。有不少人，包括西方一些学者和汉学家，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将确实存在的文化差异推向极端，使不同文化成为互相排斥的二项对立物。这样的人往往一句话就概括整个中国，也概括整个西方，我常常觉得他们敢于那样简单、绝对地概括中西文化，多半是因为他们读书没有钱钟书那么多，眼光也没有那么开阔远大，无论对中国或是西方，都了解得很不够。这种无知产生出来的勇气，真不知为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往来，增设了多少无谓的障碍和困难。
钱先生用自己的著作最有力地反驳了东西方文化对立论。有一次我问钱先生，为什么《管锥编》和《谈艺录》不用现代白话，却用大多数读者觉得困难的文言来写？钱先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样流毒就可以少一点。”[ 最近见余英时悼念钱钟书先生的文章，也提到钱先生曾说用文言写作《管锥编》，“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见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1998年12月24日《中国时报》。] 然后他又认真解释说，《管锥编》引文多是文言，不宜处处译为白话，而且初稿是在文革中写的，环境和时间都不充裕，不如径用文言省事。不过我总认为，此外还另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管锥编》开篇批驳“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 《管锥编》第一册，1页。] 钱先生用文言撰写《管锥编》，又广引西方文字著述，凡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等问题，无不涉及而且作细致深入的探讨，这就有力证明了传统的中国语文，即文言，完全宜于思辨。这不仅驳斥了黑格尔的无知偏见，奠定了比较研究的基础，而且为我们跨越文化界限来认识我们的传统，在不同文化的相互发明中研究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最佳的典范。
我在一九八三年十月离开北京去美国，临行前不久和妻子薇林一起，到钱先生那里去辞行。钱先生给我很多鼓励，并送我上下两册的一套《全唐诗外编》作为纪念。钱先生的题字中有“相识虽迟，起予非一。兹将远适异域，长益新知。离情固切，期望亦殷”等语。我看见这几句话，随时感到无限亲切，但又同时觉得无比愧怍。我们这一代的人（所谓“老三届”），生长在传统文化几乎灭绝、现代文化未能建立那样一种青黄不交之际，再加上求学时期遇上文革，失去十年的光阴，所以既无国学的根基，亦无西学的修养。尤其在钱先生面前，是连作学生的资格都没有的，然而钱先生对我却特别厚爱。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卞之琳先生开玩笑说我是“钱钟书的死党” 。钱先生故意把这玩笑直解，大笑着对我说：“钱某还在，你活得还会更长，怎么能说我们两人是‘死党’呢？”我听了这话深为感愧，因为做这样的“死党”是要有条件的，而我还不够这样的条件。钱先生给我题的字里，“起予非一”当然是溢美之辞，“期望亦殷”四个字，在我只觉得有相当沉重的分量。然而与钱先生接触，我深深感到，他对老辈和已经成名的人要求较高较严，而对后辈则往往格外宽容。我记得他曾给我看一个小本子，是某工业大学一个年轻学生读《围城》的笔记，手抄成一册寄给钱先生，钱先生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对《围城》最好的评论。我相信，钱先生欣赏的是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真诚，他们的评论纯粹出于对《围城》兴趣和爱好，而完全没有个人利害的关联，没有以此出名的打算。杨绛先生曾说钱钟书“痴气”，并对其种种表现有生动的描绘，我总觉得，钱先生对年轻人特别厚道甚至偏爱，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就是这“痴气”的表现之一。与钱先生谈话时，我常常感到在大学者钱钟书之外，还有一个真挚得可爱的钱钟书。他喜欢说笑话，说完了自己也大笑，笑得很得意，很开心，那神态有时候简直像玩得快活的小孩子。
杨绛先生的笑则显得温和，幽雅，使人觉得十分亲切。记得我和薇林在一个夏日去三里河拜访，杨绛先生手里拿一把宽窄适中的羽毛扇，一面说话，一面轻轻摇着，从容，恬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与我们读《干校六记》时的感觉相当吻合。《干校六记》在香港《广角镜》发表后，我从杨绛先生那里借来杂志，先睹为快。我觉得《干校六记》那细腻的笔调，那种从一个“弱者” 的眼里看周围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写法，那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调和风格，都是杨绛的特点。虽然她以抗战时期创作的戏剧最为有名，但《春泥集》里几篇论《堂吉诃德》，论英国小说，论《红楼梦》以及李渔戏剧理论的文章，也写得极好，可以和钱先生的《七缀集》合观。杨绛先生身材弱小，的确给人“弱” 的印象，但在我看来，《干校六记》第一记里的一句话：“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才让我们看明白，杨绛先生其实是格外地坚强。后来陆续看到她更多的作品，尤其是《洗澡》和《将饮茶》，都显得举重若轻，在平淡中出深意，使人觉得有无尽的韵味。
我在一九八三年离开北京后，虽然在美国有比较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但随时怀念在北京能向钱钟书先生请教，与钱先生直接交谈的机会。我深深感到，尤其对于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有钱先生指点远胜于其它任何便利和条件。好在虽不能见面，通信中还可以常常向钱先生请教。我在读德国哲学家伽达默的《真理与方法》时，给钱先生谈过我的体会。钱先生在一九八四年底的一封回信里说，因为我“上信来告正读Gadamer，弟上月初因取Gadamer，Jauss二人书重翻一过，觉漏洞颇多，他日有空，当与兄面谈之(包括Derrida等之logophobia)”。[ 原信“面谈”二字下，钱先生加了着重号。信中提到的人名先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和尧斯，后面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德里达批判他所谓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钱先生戏称之为“逻各斯恐惧症”。] 没有想到离开北京，一别就是十年。一九九三年春我回北大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因为在学期当中，要赶回加州大学给学生考试，前后在北京只停留了五天，而恰好钱先生患病，竟未能见面。又过了五年，应清华大学讲学的邀请，我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再到北京，本来以为可以到医院去看望一次钱先生，却不料钱先生在十二月十九日仙逝，使我永远失去了再见一面的可能。因为钱先生留下遗言，不要任何纪念仪式或活动，九八年年底的北京似乎特别冷清。不过清华大学有一些同学闻讯之后，冒着北京冬天的寒冷，一大早用白色的纸折了上千只纸鹤挂在校园里，用这种别致的方式静悄悄地纪念他们崇敬的老清华校友，值得一切爱中国文化的人引为骄傲、感到自豪的钱钟书先生。
在人一生的道路上，会有很多机缘，很多转折。我在北京能够由一个偶然的机缘认识钱钟书先生，又常常与钱先生见面交谈，书信往还，这在我是极大的幸事。我知道，钱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这是在理性上必须接受、在心理上又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我也知道，钱先生在我心里是没有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