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面
我第一次见钱钟书先生是在一九八〇年，可以说是相当偶然的机遇。当时我是文革后首届考入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而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既没有收研究生，也很少与人来往，更不用说像我这样的后辈。一九七八年到北京之前，我在四川成都只是个中学毕业生，虽然喜好读书，坚持自学，但毕竟条件十分艰苦，环境相当闭塞，竟从来没有听说过钱钟书的名字。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其可怪可笑自不待言，但也未尝没有另一面的原因。钱先生的《谈艺录》、《围城》等著作，四九年后在大陆消声绝迹，先生自己更韬光养晦，淡泊名利，自甘于默默无闻。其实在那种政治环境里，不求闻达也适可以远祸全身，所以在当时，钱先生的名声在海外实远大于国内。可是到北大后，我在图书馆见到一本旧书，即李高洁（C. D. Le Gros Clark）所译苏东坡赋，译文印象不深，但前面一篇短序是一中国学者所撰，讲唐宋文学流变及东坡赋特点，且不说论述精辟，单是那英文的洒脱隽永就使我大为惊叹，想不到中国人写英文竟有如此精妙者。过了不久我就弄清楚，这篇序的作者就是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我这时才知道，文革后的中国竟然还有如此奇书，而且书的作者还活在我们中间！尤其经过了文革那种读书无用、知识有罪的黑暗年代，《管锥编》的出现更有特别的意义，简直像在宣告天意不欲丧斯文于中华，中国文化经过了那样的磨难，仍然能放出如此绚丽的异彩！也恰好在这个时候，我在北大图书馆读到海外出版的《秋水》杂志，上面重刊了夏志清教授〈追念钱钟书先生〉一文。文革中海外曾讹传钱先生去世的消息，夏先生这篇“悼文” 便是这种讹传的产物。人尚在而悼念之文已刊布于世，这实在是天下少有的怪事。如果不是文革完全闭关锁国的特殊原因，大陆和海外必不至如此隔绝，也就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篇妙文。于是我对钱钟书先生感到格外的兴趣，读过《管锥编》几则文字之后，更对钱先生由衷地敬佩。
一九八〇年六月上旬，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到北大访问，我陪他与北大和社科院一些研究文学的人座谈，兼作翻译。他对我的翻译颇感满意，就要我陪他去见钱钟书先生。我当然知道钱先生不需要翻译，但我很想见见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便慨然应允。北大外事处一位办事员知道后却对我说，钱钟书是咱们国家有名的学者，可是他的脾气很怪，不讲情面，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脸色上立即就表现出来，让你觉得很难堪。他又说，我们可以让你去，但如果谈话中你看气氛不对，最好中途就先走。我听完这话后颇不以为然，因为我有一个也许是固执的偏见，认为学问愈大的人愈平易近人，绝不会无缘无故瞧不起人。话虽如此，我陪同佛克马教授去拜望钱先生时，确实作了随时可能被踢出门去的准备。到了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寓所，先生亲自开门让我们进去。坐下之后，钱先生和佛克马对谈，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语，滔滔不绝，根本用不着我插嘴，而且他也确实没有理会我。大概钱先生以为我是外事处随员，说不定还附带有监视“涉外” 活动详情的任务，而对这类人，钱先生的确是既无兴趣，也没有法子喜欢的。
佛克马先生与他夫人曾合著一本讨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书，钱先生早已看过。他称赞这本书简明有用，但又问佛克马何以书中未讨论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的理论。佛克马辩解说，弗莱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色彩，而对文学本身重视不足。我那时刚好读过弗莱的主要著作，很喜欢他那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包罗万象的体系，觉得佛克马的辩解颇有些勉强，于是说，我刚读完弗莱《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有些不同看法。钱先生立即表现出很大兴趣，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中国现在大概还没有几个人读过弗莱的书。那是的确的，当时北大图书馆就没有《批评的解剖》，我那一本是一位美国朋友远隔重洋寄给我的。钱先生问我有何看法，我于是大胆讲来，说弗莱的理论并不止取源于容格（Carl Jung）的分析心理学，也注重弗雷泽（J. G. Frazer）的神话分析和人类学研究，采用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更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力求使文学批评摆脱主观印象式的品评而成为一种科学。但文学批评不能排除价值判断，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以我对弗莱的主张也有保留。钱先生显然赞许我这番话，对我也明显表示好感。他要送佛克马先生一本《旧文四篇》，也要给我一本，于是把我叫到另一房间，一面用毛笔题字，一面问我的名字怎么写，又问我在北大做什么。我回答说在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钱先生就问我的导师是谁。我答说是杨周翰先生，钱先生说，周翰先生从前曾是他的学生。我于是告诉钱先生，我是作为翻译陪佛克马来拜会他的。我知道这里用不着翻译，但我很想见钱先生，也就趁机会来了。钱先生立即转身招呼杨绛先生说：“季康，把我们家里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 他又对我说：“以后你要来，尽可以先打电话”。
佛克马先生和我捧着钱先生赠送的《旧文四篇》，满心欢喜。那天下午的谈话十分愉快，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向主人告辞，钱先生和杨先生客气地一直送我们下楼来，待汽车开动之后才回去。我这次见钱钟书先生的情形，与外事处那位先生的事先警告恰恰相反，证明我认为博学多识与虚怀若谷成正比的信念大致不错。回到北大后，我立即写了一封信，对钱先生表示感谢敬爱之情。我记起佛克马在谈话中曾盛赞钱先生博采东西方典籍，为比较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钱先生却立即辞谢，说他做的不是什么比较文学，只算是“折衷主义” 。那天谈话全用英语，所以钱先生说的是eclecticism，而这并不是一个好字眼，我于是在信中称赞钱先生谦虚。没有料到星期一寄出的信，星期三就得到回音，是钱先生星期二（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写的。此信两页，漂亮流畅的行草，用毛笔写成。钱先生在信中感叹说，三十年来“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 。至于“折衷主义”，他说十九世纪以来，eclecticism已成贬意词，所以近世多用syncretism一字，但他又说：“‘Eclectic’乃我似‘谦’实傲之谈，故我言法国‘大百科全书’（实即Voltaire，Diderot）之定义：‘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伏，敢于独立思考（ose penser de lui-même），取各派之精华’。” 这句话后来我一直牢牢记取，钱先生也用这一原则来鼓励我。我说想作文讨论弗莱的理论，钱先生在信里就说：“尊文必有可观，放胆写来即可，不必多请教旁人，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 英语谚语：“厨子太多做不好汤”。意谓“人多反而误事”。] 得到钱先生这封信，我深感鼓舞，立即又写一封信，报告我在北大研究莎士比亚戏剧。这封信星期四寄出，星期六又得到钱先生覆信，而这一次是英文，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时间是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信虽不长，却写得极为风趣。例如对我那点西方文论知识，钱先生故意先表示“惊讶”（astonishment），然后似乎像夸奖我说：“You are easily the best-read man in this field among my acquaintances”（在我认得的人当中，你在这方面可能读书最多），但立即又自嘲而且嘲讽似地加上一句：“of course, I am a bit of a recluse and don’t know many people”（当然，我迹近隐士，并不认识很多人）。接下去谈到莎士比亚研究，钱先生问我是否看过一本荒唐而又机警有趣的书（a silly-clever book by Murray J. Levith, What’s in Shakespeare’s Names?）此书以莎剧人物姓名作文章，说《亨利四世》中那个滑稽的大胖子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拿自己的姓氏来玩文字游戏，因为莎士比亚意为“摇动长枪” ，而福斯塔夫意为“落下棍子” ，二者实为一人（According to Levith, Falstaff is Shakespeare’s pun on his own name: “Shake-speare, Fals-taff—a shaking spear transmogrified into a falling staff”）。于是钱先生开玩笑说，“I therefore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Falstaffian research”（我祝你的福斯塔夫研究成功）。这封信的语气似调侃而复亲切，既像忠厚长者对后生晚辈的勉励，又仿佛熟朋友之间的玩笑嬉戏。后来我发现，读钱先生写的信或与他谈话，和读《围城》或他别的作品一样，都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无论哪种知识，何等学问，在钱先生胸中都熔为一炉，所以谈话作文，出口道来便妙语连珠，意味无穷。钱先生非常重视“文字游戏三昧，”[ 《管锥编》第二册，461页。] 所以他绝不会板着面孔讲官话，却往往在严肃的议论中忍不住说顽皮话、俏皮话，话里处处闪烁机锋和睿智，常常会让你忍俊不禁。
我注意到钱先生给我写的头两封信，一封用文言，另一封用英语，于是我也用英文工工整整写了一封回信，谈我打算作的毕业论文。我的英文竟得到钱先生赏识，而自此以后，我便常常与钱钟书先生见面，不仅多次去三里河登门拜访，而且经常有书信往还。从一九八〇年六月最初认识钱先生到一九八三年十月离开北大去哈佛，以及后来在美国多年，钱先生总共给我写了五十多封信。我一直把这些信珍藏起来，因为这当中纪录了对我说来极为宝贵的一段经历，可以带给我亲切愉快的回忆，也可以从中永远吸取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