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钱钟书先生
发布: 2015-7-03 06:26 | 作者: 张隆溪
淡薄名利，卓尔不群
钱钟书先生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的确是无人可以企及的。旧式的国学家不懂西学，而近世留学西洋的学者又大多缺少扎实深厚的旧学根柢。许多留学归国的人，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与西方隔绝之后，限于时代和环境，其知识和学术水准往往像冻结的河水，不再汩汩向前，脱离了他们赖以著书立说的思想理论之源头活水，因而逐渐枯竭。听钱钟书先生谈论学问令我惊羡不已的一点，就是他好像完全不受周围封闭环境的影响，独能在深居简出之中明了一切，对西方当代理论的发展了如指掌。一九八〇年六月给我的第一封信里，钱先生就说：“Frye书我虽看过，已二十年前事，记得Wimsatt曾与争辩过。是否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提到？去年见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英语中涉及此问题最好的参考书），屡引Frye此书，说它含有结构主义成分而未鞭辟入里”。 这就是说，钱先生在弗莱的书刚问世不久就读过了（按《批评的解剖》初版于一九五七年），而且还注意到西方学界后来对此书的反应和评论。钱先生不仅饱读中国古代典籍，又遍览西方的经典名著，对当代西方学术发展有明确了解。《老子》四十七章云：“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我向来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事，要说可能，也只是讲内心的神秘经验或宗教体验，不是讲了解天下的学问。钱先生就说过，老子此处所谓“知”乃“知道也”，“非指知识”。[ 同上，450页。] 然而钱先生自己却恰好是在知识方面，在中国当时极为闭塞的环境里，做到了“不出户，知天下。”这一点确实是钱钟书高出旁人的地方。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曾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上撰文，说钱钟书对中西文化和文学都有深广的了解，因此“钱钟书在今日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无人可比的”（Qian Zhongshu n’a pas son pareil aujourd’hui en Chine et même dans le monde）。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十分公道，恰如其分。
对我来说，钱先生的学问自然令我倾心向往，但同样使我崇敬的还有他正直、孤傲的性格。在与钱先生交谈之中，我对后者尤其有亲切的体会。钱先生谈话中常常品评各样的人和事，谈论各类的书和文艺，言语诙谐幽默，然而谑而不虐。初见面不久，他知道我是从四川来的，就问我认不认得吴宓先生。我回答说听过吴宓先生的大名，但我在成都，吴先生在重庆，所以无缘识荆。钱先生闻言颇为我惋惜，说要是我在四川有机缘认识吴宓先生，一定会得益良多。我刚到北大时，李赋宁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使我深恨自己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不过文革时我只是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厂学徒，前后折腾了十年。吴宓先生五十年代后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一直被视为改造对象而受压制，文革中更被反复批斗，受尽折磨，终于含恨而死。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没有见面的可能。
钱先生谈话中不大提起文革，除了在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读到若干情节之外，我也从未在谈话中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有一次偶然谈起历次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钱先生对那种昧着良心、出卖灵魂整人的人，表现出极大的轻蔑。他说四九年以前，他曾经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过批评，但五十年代全国掀起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弄得轰轰烈烈，对《红楼梦》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人，都在一夜之间变成“红学家”，对俞平伯口诛笔伐。钱先生说，在那整个政治而非学术的“红楼梦批判”中，却始终“没有钱某一个字”。他接着又用英语说，“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 “如果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至少有沉默的自由。”] 我知道这句话的份量，因为在政治运动不断，在不少人整人而后又被人整的轮回中，要保持沉默是极困难的事。耐不得寂寞，一发言加入对别人的批判，就立即陷入恶性的轮回，欲沉默而不能。钱先生始终不求名利，甘于默默无闻，与他对政治极清醒的认识分不开。虽然钱先生谈话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他卓然独立，疾恶如仇的品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认为，钱钟书值得人敬佩的不仅仅是他惊人的渊博学问，还有他高尚的品格和独立的精神。
与钱先生谈话，更多的当然是轻松愉快的内容。在《谈艺录》开篇叙述缘起时，钱先生记诗友冒效鲁敦促他把平时讨论诗文的话写下来，说“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我相信，凡认识钱先生，听过他上下纵横地讨论古今学问的人，大概都会有此同感。记得李达三先生和我去见过钱先生后，大为赞叹，觉得钱先生讲话字字珠玑，但言语随生随灭，实在可惜。他要我学做鲍士威（James Boswell）纪录约翰生博士（Dr. Johnson）的言谈举止那样，把每次与钱先生谈话的内容都详细记载下来。然而我自忖并无鲍士威之才，对钱先生的学问不能了解万一，更不能胡搅蛮缠，随时到钱先生那里上门叨扰，强言聒噪。然而当年谈话虽无笔录，某些片段却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例如有一次谈起俄国形式主义，钱先生肯定其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的影响，又说这种影响通过后来到耶鲁任教的韦勒克，在英美新批评中也得到发展。初版《谈艺录》讨论文体递变时，钱先生已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并十分赞赏施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认为文体演变是把不入流之体裁忽然列品入流的看法。然而对当时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批评形式主义那本书，即《文学与革命》，钱先生虽然不赞成其基本论断，却认为其文笔不无可取。他尤其欣赏托洛茨基批判一些作家有自恋情结（narcissism），连一字一句都舍不得割弃的话，以及那段话中一些尖刻讽刺的比喻。
钱先生记忆力惊人，常常在谈话中随口引用各种语言的各种书里有趣的地方，有时还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书来，立即找出原文给我看。他家里藏书好像并不多，但往往有外文的新书。钱先生声望在外，文革后海外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对国外情况的了解，能远胜于他人。按杨绛先生的说法，钱钟书作为“书痴”颇有“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将饮茶》校定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53页。] 钱先生也托人在海外购书。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在香港《广角镜》发表，便以采购国外新书代替稿费。钱先生的《也是集》在港销行颇好，他在信中就说：“又有买书基金矣”（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信）。钱先生读书之多之勤，的确无人可比，这正是他能洞察一切的根本原因。不过来看望他的人多了，也成为一种负担，使他不堪其苦。他时常报怨，有时也自嘲以解。例如他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说：“十日前有美学者夫妇惠过，携其儿来，儿感冒未痊，传染内人，即波及我，咳嗽引起哮喘，‘闭门家里坐，病从外国来’”。这很风趣的叙述表明，钱先生对远道来访的人，在报怨中亦含谅解；但对于一切虚名和一切官场应酬，他就尽量退避。由官方安排来求见，往往会遭拒绝或婉谢，但他是个热心肠并极讲情谊的人，在私人朋友的交往中极为率直慷慨。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达三先生（John Deeney）通过官方渠道见钱先生而不能，就到北大找我，我给钱先生通电话之后，立即与他骑自行车到三里河，与钱先生畅谈了一个下午。北大在一九八〇年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想请钱先生任顾问，由我先去游说。钱先生回答说：“我的牛脾气，大约你有些认识。一切‘学会’，我都敬谢挂名——唯一例外是‘中国古典文论学会’，那是因为郭绍虞先生特派人来送手颤墨枯亲笔函件，不得已只好充‘顾问’”。使我感动不已的是，钱先生在信中说因为和我的“私交”，决定“一定要有你的私人信附在公函里，我才会破第二次例”（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信）。
我在此想强调的一点是，钱先生把“公”与“私”亦即“官”与“民”清楚分开，最能显出他孤傲的性格和独立的立场，而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钱钟书其人及其思想。钱先生答应担任北大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之后，又应允把早年一篇英文文章改写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交北大《国外文学》发表。只是国外文学编排太慢，延宕时日，倒是香港的《抖擞》捷足先登，在海外先登载了这篇文章。
文革结束后，钱先生到欧、美、日本去访问过，后来国外不少大学以最优厚的条件邀请他，他却一概谢绝。一九八四年底，普林斯顿大学重提邀请讲学一事，我那时已在美国，高友工先生就让我代为打探，并对我说，听说钱先生有想出来看看的意思。钱先生回信幽默地说：“言老僧思凡下山一节，恐出讹传”。他又告诉我，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顾问及法大使皆邀请访法，他概“以‘老懒’（un vieillard paresseux）为词敬谢”。既谢绝了法国，也就不好接受别国邀请。钱先生非常风趣地说：“《旧约》中Isaiah言埃及人云，‘their strength is to sit still’（忆Emerson, Journals中曾以此语形容老大之中国），窃谓老年人当奉为箴铭”（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信）。[ 信中引文出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上帝说埃及人：“他们的力量就在于稳坐不动。” ] 他不仅拒绝去国外，法国政府要授予他勋章，嘉奖他“中法文化贡献”之劳，他却“以素无此劳，不敢忝冒，嘱院部坚辞”（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信）。钱先生淡泊名利如此，其气质品格与世间追名逐利甚至沽名钓誉之徒，真所谓天壤之别。
一九八二年五月，钱先生在信中提起除与国外来客应酬之外，“还有无数费唇舌的事（要我出来做名誉‘官’），谈了几次，我还是坚持不干。他们在想‘折衷办法’，明后日还要来疲劳轰炸” 。六月廿八日来信，说这是些“梦想不到的事” ，并且化用莎士比亚喜剧名言，用英文以犀利的笔法写道：“Some are born mandarins, some become mandarins, some have mandarinate thrust upon them.”[ “有人生就是官，有人入仕做官，还有人被硬逼为官。”这句话来自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第二幕第五场，但原文不是讲做官，而是说身份的高贵：“Some are born great, some achieve greatness, and 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em”。] 所谓“官”，即指要钱先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这种事自然由不得读书人自己做主，经过反复劝说，“疲劳轰炸”，据说由胡乔木以清华同学和老友的名义出面，终于把这顶官帽戴在钱先生头上。记得与钱先生见面时谈起此事，他说这官实在是尸位挂名，他既不要秘书和办公室，也不管事。钱先生还说，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对“副院长”一词有绝妙解释。“副院长”之“副”在英文是deputy，读音近似“打补丁”，所以他说，他只是个“打补丁”院长，强为装点门面而已。钱先生说完此话，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他那爽朗的笑容，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虽然不得以做了“官”，钱先生对“官” 却嘲讽如故而且自嘲。例如经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迈纳（Earl Miner） 等人提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在一九八五年聘钱先生为名誉会员。这一名誉非常难得，是世界各国最有成就的人文学者才能享有的殊荣。钱先生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来信说，他本欲“告院方发电代辞，而院方以此乃纯学术组织，且与本院有业务交往，命弟接受。纱帽在首，身难自主，不能如Valéry赞Mallarmé 所谓：Pauvre et sans honneurs, la nudité de sa condition avilissait tous les avantages des autres”。[ 这是法国作家瓦勒利赞诗人马拉美的话，意为：“虽穷困无名，然其一无所有之境况使其它人的一切荣耀竟相形见绌。”] 《谈艺录》补订本出版后，我在美国无法购买，去信向钱先生索书。他回信说：“原为足下保留一本待签寄者，一不甚相识之高干登门恳索，弟遵守‘老百姓畏官’ 之法则，只好献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信)。从这字句之间，足已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官”之态度，但我也能领会，随着钱先生的名望愈来愈大，他不能不应酬的各方面人物也愈来愈多。钱先生在同一封信里就说：“《谈艺录》不意成畅销书。《中国书讯》及《广角镜》十月号报道可见一斑，然弟本人所受各方纠缠及压力，记者辈未知万一也”。以钱先生那么丰富的学识，那么冷静的头脑和对人情世态那样深刻的洞悉，任何虚假都蒙骗不过他的法眼，任何浮名都不可能引起他半点的兴趣，无论什么官位、荣誉和头衔，在他都毫无价值。
钱先生不求名，也最怕人吹捧。我把钱先生谈话中涉及比较文学的一些意见，归纳整理成一篇短文，登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通讯》第一期上。这是北大学会几个人自己编辑的油印刊物，不算是正式出版，所以此文的写作曾得到钱先生首肯。但这篇文章后来在《读书》一九八一年十月号上又正式发表，钱先生在同年十月十六日来信就说：“弟丁宁《读书》勿发表日译序（因已被《广角镜》索去），今不特发表，且配以大文及复旦某先生之文，大有orchestrated campaign之嫌。傍观齿冷，谤议必多。编辑者好热闹，害人不浅！”[ 信中所指系《围城》日译本序。两个英文字意为“精心策划的鼓吹宣传” 。] 此后有人约稿，要我写关于钱先生的文章，我便不敢贸然行动，先去信通报。钱先生极力劝阻说：“足下可作文之题目不少，何必取朽木枯株为题材！”(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信) 既然钱先生这样说，我也只好搁笔。国内后来兴起“钱学” 热，承董秀玉从北京寄给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钱钟书研究》，后来又有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钟书研究采辑》。我总觉得，钱先生大概不赞成“钱学” ，不过有那么多真诚崇敬钱先生的人研究他的著作，对我也颇有触动。我很想写文章加入，但钱先生的“禁令” 仍然在起作用，便终于没有多写。只有一篇谈钱钟书语言特点的文章，写成之后在台湾《当代》一九九一年十月号上先发表，然后才影印了一份寄给钱先生。此外还有一篇，谈钱钟书著作方式兼论系统与片段思想之关系，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号的《读书》上发表。前一篇文章，钱先生似乎还满意，后来三联书店出版陆文虎先生编的《钱钟书研究采辑》，就把它收进了第二辑里。后一篇文章钱先生以为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