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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对社会的责任在于“进谏”

发布: 2015-3-26 08:48 | 作者: 袁劲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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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小平:我总感觉对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要有所把握,作家除了须有敏锐的感知,还特别需要理性的洞察。这让我想到眼下经常被谈论的“作家学者化” 的话题。这一话题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强调小说要讲故事,以至于以为小说就是讲故事的流行观念的一种反拨。但以为作家只要“学者化”了,就能解决小 说面临的很多问题,未免太过乐观。其实,小说的探索就好比高空走钢丝,向任何一个角度的过度倾斜,都会坠入难以想象的险境。
        袁劲梅:我觉得,“作家”是个很特别的头衔,因为它并不受某人所从事的专业或专职限制。高玉宝没上小学,可以当作家,韩寒没上大学可以当作家, 那读了博士,当了学者的人,自然也可以当作家。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有个什么作家的趋势。让作家学者化,或者不学者化,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各色作家都 能有自己的特点,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傅小平:你是否想过:当你在小说中写下很多思考时,很可能其他人已经以各种方式思考过,甚至可能思考得更深入。在我看来,把哲学思考引入小说,真需要作家有绝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又从何而来?
        袁劲梅:如果,我想到的问题,其他人已经以各种方式思考过了,那是很正常的。文革的问题,本来就应该从各个角度去探讨,我最多不过“是英雄所见 略同”。如果,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说,这是很好的。我也没觉得我想刻意把哲学引入小说。我说的那些思考,就是不学哲学,见过了这么些事, 也应该能得出这样的想法。只要面对事实,我对文革和中国传统社会土壤的认识和批判,人人都能得出来,那都是常识。我唯一的能耐就是把这些常识和反思用故事 情节,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傅小平:在你的很多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国民性的问题。我总感觉,鲁迅之后,国民性的问题是被有意无意淡化了的,尤其到了当下,对国民性的理解,实际上已被所谓共通的人性所替代。以此看,你对国民性的持续发问,看似有些不合时宜。
        袁劲梅:为什么鲁迅之后,国民性的问题就被淡化了?是不是鲁迅提出的那些国民性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呢?我觉得不是。用“所谓共通的人性所替代”国 民性的问题,要分开看。哪国人都是人,男男女女也都是人,作为“人”当然是有共通的人性,比如说:爱情,欲望,英勇,胆小……写这些共通的人性,当然是好 的。也是文学应该做的。说不定,也是对文革中的文学,把人分作阶级来写的那种“革命八股”的否定。写共通人性的作品一定会是很好看的,很有价值的。但是, “共通的人性”不能代替国民性问题。否则就是一种回避历史,回避现实的态度。因为,如上所说:文学不光有休闲娱乐的功能,还有探讨生命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功 能。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光描述性爱的细节,它不可能成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的名作。既然是中国人,中国人国民性就应该是一个永远可以发掘的写作资源。
        傅小平:小说中的“丛林”和“返祖”两个概念,特别能体现作家对并不乐观的世界图景的残酷想象。事实上,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等作品,都写到了“返祖”的景象,这使得小说充满了寓言性。相比而言,《青门里志》有更为明确的叙述背景,相信一些读者倾向于做更具体的社会 学的解读。从这个角度看,以“返祖”的概念来总括小说,会否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小说的视界?
        袁劲梅:我想写的就是小说。“丛林”和“返祖”是人性和人的动物性碰撞、挣扎时出现的现象。什么是“人性”,这得定义一下。不少小说把人性当作 人的七情六欲来写。如果说“人性”就是“动物性”,能吃,能睡,能性交,能厮杀,那叫“人”。那么,这和“野兽”也没什么区别。
        如果说“人性”中有动物性的部分,那“人”就要面临一个选择:做“人”还是做“野兽”?这个选择从古到今都不是好做的。但是“人”无法回避。什 么才是人或只有人才独有的“人性”呢?中国的孔子说是“孝”(唯人独有的感恩和爱心),宋明哲人说:“良知”;西方哲人说:“理性”。不管是东方还是西 方,有一点是共同的,人必须把自己和其它动物区分开来。我觉得那一点儿能把人和野兽区别开来的东西,就叫“人文主义”。我们必须全力保持住这个叫“人文主 义”的东西,这才能堂堂正正地,有尊严地做人。
        二次大战后,看到过人类像野兽一样厮杀,西方人对“人性”和“人文主义”做了很多思考。中国经历了文革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残忍,也应该好好做这方 面的思考。《青门里志》是我对“人性”和“人文主义”的思考。如小说中所说:“当人,比当猿猴困难,因为我们要直立行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只能当人。 没有回头路可走。”
        人类社会是走向黑暗还是光明,就看我们对“善”“爱”“正义”这些人文主义精神的坚守了。反正活成动物世界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我们是从那个世界进化出来的。这是我的解读,也是写书时想到的问题。
        傅小平:感觉你的每部作品都是用心之作,但创作量并不大。是不是你在写作上对自己有特别高的要求,不轻易落笔。当然,或许还有别的原因?
        袁劲梅:你说我的每部作品都是“用心之作”,这点,我很同意。作品写得好,自己也高兴,胡乱写上一通,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创作 量不大,那不是因为没故事写,是因为没时间写。我有一个全职工作。美国是一个很个人的社会,我们一个系只有一个秘书,你想做点什么事,立马得到各方的肯定 支持,没人给你打红灯,但是,万事都得自己做。从给访问学者开车去买菜到给毕业生写推荐信。除了上课,哲学书和论文也得写。我认识的所有教授,没有一个每 天只工作八小时。所以,我也没对我自己要求特别高,我就是没时间。如果,我有时间,我就先个睡觉,然后起来就写小说。写到累了,去游泳。这样的日子是我的 好日子。
        写作本来是件愉快的事,像过节。不能天天过,时时过,因为时间少,如果有时间坐下来写作,我就很高兴。过节了,自己给自己添事儿,忙,忙出一桌 菜,看大家吃,很开心。这就是我在写作。为“过节”呕心沥血,命都不要,那有点过分。“过节”,本来不是一件功利性的事情。我只是想,就我这点本事,忙出 几个好菜,让朋友家人开心开心,就好。开心之余,还能说:深刻。那就更好了。
        我最近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暂时定名《三军过后》,当然,如果没话可说,写成一个中篇也行。这次我想写个爱情故事。写爱情故事的人很多,到底能不 能写好,看我的运气了。爱情可以很个人,但是爱情也有时代特点。而且,恋爱故事也是可以常写常新的。为什么这次想写爱情故事,也是因为看了不少爱情故事, 觉得都还不过瘾,就决定还是自己写一个。能通过爱情这个孔看我们的时代,分析我们社会的体系结构和人性变化,一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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