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对社会的责任在于“进谏”
发布: 2015-3-26 08:48 | 作者: 袁劲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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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你迄今为止的写作，都带有浓厚的理性思考和哲学思辨的味道。这当然能增强小说的深度，但很难不留下“概念化”、“主题先行”的痕迹。事实上，即便是米兰·昆德拉的写作，也不时招致这样的质疑。
袁劲梅：过去人写小说，用文言文，之乎者也。那也叫小说。现在人写小说，以写人的故事为主。也叫小说。大作家托尔斯泰就是个哲学家，他的小说， 大段大段的哲学思考；萨特和西蒙·德·波伏瓦是哲学家，也是杰出的作家。有人写小说充满诗意，有人写小说情节紧张。这些都叫“小说”。从古到今，也没人规 定小说必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只能写故事情节，不能写思想。若有谁在文学教课书里给小说下了一个定义：说小说不能有这个痕迹那个痕迹，那不也就是一个“定 义”吗。哪有定义限制小说写法的事儿？定义只能最大程度上概括某一类事物。小说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好看，没叫人书本一打开就睡觉，就行了。
如果有读者质疑“概念化”和“主题先行”，我对这样的担心很感谢。别人说你有问题，你就会警惕。有人担心比没人担心好。不过，我对我自己要求不 高，对“小说”的理解也比较宽松。在我看来，我写的“哲学论文”和我写的“小说”的区分是：我写的哲学论文，全世界最多七个人看，大多数人若拿起来，看到 第三行就睡着了。因为，那是清理“概念”的游戏。没有情节，不带人情味。要是我写的是这种东西，我就叫它“论文”。我写的小说至少能有七百人看吧，七千七 万当然更好。而且，大部分人不会一看就睡觉。要是我写出了后一种东西，我就叫它“小说”。有“哲学论文”作对比，我对我写的小说很有信心。定义“小说”这 种文体，还得靠作家的作品，不能靠文学教案。
傅小平：正是一部部具体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一时难以定义和归类的作品，在不断突破并拓展小说的疆域。我想，这在文学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过去根本 不当小说看的作品，结果可能成了后世眼里典型的小说，并且开启了小说的另一种传统，这也是小说这种文体之所以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袁劲梅：小说不过也是探讨真理和生活真谛的一种方式。作家写小说之前不思考，那是在说故事会，闲聊天。那是文学的另一种形式，文学的另一种功 能：休闲功能。除了休闲功能，文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记录生活，回答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两种功能我都喜欢，在这条路上，有很多挑战，我得好好想，创 作的乐趣和探讨生命的乐趣一致。如果，有人提醒我：你没有来得及顾及到每一个读者，有人看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啦，我就会放慢一点，尽量把思考变成细节，用形 象一点的语言来表达故事。因为，我的本意当然是想顾及每一个读者的。
傅小平：作为写作者，你的部分价值取向或公开或隐蔽地体现在 《青门里志》中的《科安农-苏邺风观察日志》里。事实上，这本虚构的书分担了你很多理性的思考。因为，“日志”虽然写的是两位主人公对黑猩猩和博诺波猿的 观察，但和人类行为的对比，使这种观察具有很强的对照性。
袁劲梅：你这个理解很有意思。把对我们的动物亲戚的观察作为对比写，是小说写到一半时决定的。这样分开来，时间转换，地点跳跃的困难就回避掉 了。小说的结构设计，比小说的情节叙述更难。分开之后，有黑猩猩和博诺波猿的行为作对比，文革中的群体暴力和盲从等行为，不用多讨论，读者就自然懂了是怎 么回事。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哈佛法学院来的教授。他领导一个研究所，研究如何用和平手段解决人类的冲突。他还用博诺波猿的“没有战争，只有性”的社会行 为做例子。黑猩猩和博诺波猿有97%-98%的基因和人类相同。人类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之一。说人类是世界的中心，是我们人自封的。整天在人群中转，看来看 去都是人，很容易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人的。其实不是。没有其他物种共存，人类也就和恐龙差不多了。人不能挤在一起，在自己群体里互相折腾，互相鼓气，就以为 自己真是世界的统治者了，这是夜郎自大。为什么非要等到地震海啸来了，才认识到人的渺小？正确认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是人的理性责任。
文学是人的作品，“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作为生物进化论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一开始就没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的理论基础之一)明确分 开。到今天，还更加严重。这点，文学是有责任的。我们总觉得如果自己竞争性不强，就会失去生存地盘。我想：当我们正确认识了人在地球上的位置后，社会达尔 文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地盘会减少。和平和环保的声音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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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从你的言说中，可以看出哲学的重要影响。这在你的小说写作中也有明显的反映。比如，你的小说通常都有题记，而在某个章节前，一般都会引用哲人的话，整个章节和这些话又保持了呼应。不妨谈谈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你的写作？
袁劲梅：要说“哲学”对我写小说的影响，应该有好有坏。先说好的：我会看出问题所在，且知道如何分析问题能有出路。我常对学生说：“当哲学家的 好处是：有人付钱让你想问题。”哲学家对人性的深刻追究，让我观察人的时候喜欢一直看到人的细胞或者基因，才甘心。更重要的是，我的专业是逻辑，在构思小 说时，不会逻辑混乱，也不会多说废话。
再说不好的：教哲学，教逻辑是我的工作，是非做不可的。也并不是所有哲学问题都能和文学相干。所以，我从事哲学工作，实际上也是对文学写作的一 种牺牲。台湾作家东年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这样的人，离开中国可惜了。”他的意思是：你这么喜欢写中国故事，却离开了中国文化环境和中国文学的土壤，还 想独个儿搞中国文学，真是憾事。我心里是同意他的。住在没有文化环境的地方写中文小说，能把中国字都写对，我就很高兴了。
傅小平：依我看，也未必全然是遗憾。很可能，是哲学让你的写作如此不同。比如，你的小说还遵循了哲学论文写作的风格，有了开场，就必然会有结论。我想，你是否在追求一种形式还有实质上的圆满。
袁劲梅：你的观察是对的。我有时候是故意用了“开场，故事文本，结论”这样的结构。既然不同作家有不同作家的风格，谁也没规定小说该怎么写，那 么这种写法就算是我的风格啦。还有一层是潜意识里的东西，说出来就是：我这样写，也算是对没有哲学系要我到中国教“符号逻辑”的一种反抗。逻辑课是美国大 学的必修课之一。我们的大学生不学。那么，逻辑的好处我就示给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看吧。而且，我觉得，这种结构也很适合我写从问题出发的小说。
傅小平：一般的理解，作家写作只是提出问题，怎样理解和解答是读者的事。而你反其道而行之，不止是提出问题，更是试图解决问题。
袁劲梅：如你所说，“作家写作只是提出问题，怎样理解和解答是读者的事。”但我不是还是逻辑学家吗，光提出问题我不甘心。凡我提出的问题，我觉 得我是有能力讲清楚的。我就多做了一步，成了：我用故事讲清楚的问题，该怎么理解是读者的事了。要是读者不拿我当作家待，就拿我当逻辑学家待，我也很高 兴。
柏拉图有一段名著，叫“洞穴”。讲的是：人们住在自己的洞穴里，面壁而坐。火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到墙上，他们天天看着那些影子，就以为那是真实。 有人走出了山洞，发现，原来光在外面！这个人叫“哲学王”。“哲学王”走出了洞穴，看到了真理的光。他回到洞里，告诉洞里的人：墙上的那些影子是假象，光 在外面。可没人相信他，反而打他骂他。关于这段故事，我和一群中国大学生有过一次讨论。大学生问：哲学王既然已经看见真理的，那不就行了吗？他为什么还要 回到洞里去，那不是回去找打吗？我告诉大学生：按照柏拉图的理想，“哲学王”走出洞穴，只是他哲学旅程的一半；回到洞穴里，告诉别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 假象，是他追随真理旅程的另一半。所以他别无选择。
傅小平：有没有一种可能，“哲学王”在洞外面溜达一圈再回去，用讲故事的方式对洞里的人婉转地说出真实。说不定能让他免了这一顿打？
袁劲梅：古希腊的哲学家没有回到洞里去讲故事。苏格拉底回去了，逢人就提问，直提到对方自己终于能看见了真理为止。结果，是洞里没有见到光的大 众把他判了死刑，说他误导年轻人。在死刑执行之前，苏格拉底是有机会从监狱中逃跑的。他的学生要帮助他，劝他越狱。但是，苏格拉底没有逃跑，选择了死亡。 他认为，如果他越狱，他就破坏了法。尽管对他的判决是错的，他也不愿破坏法律。如果，他逃了出去，成了逃犯，他就得躲着藏着，再也不能公开讨论真理了。让 他过不能追求真理的日子，他毋宁死。因为，那样苟活着，还不如死亡幸福。后来，亚里士多德在讲到苏格拉底的选择时，说到有两种幸福：一种是猪的幸福，一种 是人的幸福。苏格拉底不愿意仅仅活着，有物质满足就行了。幸福是一种灵魂的感受，任何物质都填不满。对苏格拉底来讲，正义的人才是幸福的人。
苏格拉底是为追求真理而死的西方哲人。他当时不认识中国的庄子。庄子会讲故事，“逍遥游”“齐物论”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讲。绕来绕去，不跟你直 接讲真理(道)，跟你讲“坐忘”，跟你讲“万物与我为一”，讲与其当庙堂里的死神龟，“宁生而曳尾于涂中”。我崇敬西方哲人对真理的执着，也喜欢中国哲人 对生命的参悟。我想，如果苏格拉底和庄子能通上一回话，庄子恐怕会说：苏兄呀，你寻了那比生命更重真理，你的幸福感觉是不是就和得“道”相似？苏格拉底恐 怕会说：庄周呀，你忘记肉身，不屑功名，从北冥逍遥到南冥，用生命在泥涂里折腾，是不是在寻找人的灵魂？
东西方的智慧应该在某一点要可以相通，在另一点上又互补。所以，我讲故事，用故事绕来绕去，说道理，说“得道”，也“寻找人的灵魂”。但是，倘 若我急急忙忙想把我看清楚的真实告诉读者，没有遵守文学常规，那就请读者原谅。我毕竟是吃了西方“哲学王”点火开灶烧的这碗哲学饭，要了西方哲学的好，也 得了它的迫不及待和直截了当。但这就是我。读者喜欢我的作品，说不定还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直截了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