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蒼涼，引來杜鵑為她啼血
1945年抗戰剛剛勝利，《良友》立即銜接以前的期數，出版了第172期，刊登了抗戰八年的勝利成果、敵軍受降情況等等。這期雜誌雖為良友人以《良友》名義出版，但未得良友復興公司支持，只出了這一期就沒有了後文，1946年再度宣佈停業。
從《良友》創刊到最終停刊20年間，共載彩圖400多幅, 照片達3.2萬多張, 近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世界局勢的動盪不安、中國軍政學商各界之風雲人物、社會風貌、文化藝術、戲劇電影、古跡名勝等等無不詳盡記錄, 堪稱為百科式大畫報。
且讓歷史照亮現實，上海製造的《良友》畫報相比起今天五花八門的雜誌，可說是走在那個時代的最尖端。除了僅有的幾期刻意采用男性做封面，皆選用當紅明星、名媛當COVER GIRL；介紹巴黎街頭最流行的打扮；報導國內外電影動態新聞；刊登影星如蝴蝶的歐洲遊記，不勝枚舉。《良友》畫報以圖片為主，配以簡短的文字，內容由新聞時事、風土人情、中外電影、生活資訊如服裝、美容等包羅萬有，這樣的形式不單是中國畫報界沒有，在世界上也是前衛的。《良友》那個年代，正值國內多事之秋，每逢大事發生，必派人到前線採訪，以最快速度把第一手資料報導給讀者。由北伐戰爭、9.18事變、西安事變、7.7事變到12.8事變等都用了大量圖文予以刊載，絕非一本消閒雜誌所能駕馭與容納。
《良友》畫報上刊登的廣告還真實地反映了那個年代的摩登上海，雖沒有標榜自己是女性畫報，但卻是當時新女性的生活指南，為摩登女性展現了公共空間裏的時尚範式樣。《良友》出生年代正是上海商業、工業發展的黃金年代，當時滬上風情以及產品廣告在畫報上得以展現。回眸淺笑，百媚千嬌的女子推銷著高露潔香粉；肥嘟嘟的嬰孩捧著寶華牛奶丸；今天小孩還在吃的司各脫魚肝油、家樂氏粟米片，還有號稱上海百貨業三巨頭的先施、新新、永安，攝影器材龍頭柯達、愛克發，桂格麥片、冠生園、廣生行、派克鋼筆的廣告……都曾在《良友》出現。這些廣告的表達手法，適時反映了當時西方現代文明和生活方式。
上世紀的1938年，正當《良友》如日中天的歲月，因抗戰爆發，淞滬大戰國軍失利，上海淪陷，編輯部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第一次遷往香港。不過遷往香港後的《良友》畫報已經沒有了當年的上海韻味，不久也因股東分歧而停刊。時隔一年，1939年2月又在上海復刊，東山再起，在戰亂中一直苦撐到1945年，《良友》在上海終至於停刊。
抗戰勝利之後, 內戰狼煙再起，打得如火如荼，上海灘上已經沒有了《良友》的生态環境。伍聯德先生遂于1947年再次避難到香港，復刊之事幾經折騰，終竟式微。然而，推廣中華文化的火種並未熄滅，時隔7年之後，伍聯德先生於1954年再度以“海外版”的名義繼續出版《良友》，但因大陸易幟，時代已發生滄桑大變，香江的人文環境有別，這時的《良友》淡出國事是非，偏重藝術與美食介紹，已經沒有了當年色彩斑斕，引領中國時尚的上海韻味。
後來的“文革”期間，大陸陷入狂熱的紅色崇拜，香港媒體也分派別，常有歌頌毛氏萬萬歲或“江青同志是偉大的旗手”之類的話題論壇，《良友》仍恪守客觀中立的態度，從不阿世媚俗，趨炎附勢。由此可見，伍聯德先生表現了一個矢志中國文化推廣的地道文化人品味。
時光流轉，到了1968年，伍聯德年事已高，苦撐《良友》已力不從心，遂不得不再度停刊。其間中斷了16年之後，1984年6月，中國政府和英國在北京正式簽訂《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前夕，其子伍福強先生才終於从上海走出國門，到香港繼承父業，再度復刊《良友》。起初，伍福強曾聘請《良友》的老人馬國亮先生擔任顧問，給新版《良友》出謀劃策。馬先生在香港做一陣子顧問後，經由香港遷居美國。
復刊後的《良友》试图延续當年的办刊方略。只不過和伍聯德先生先前的海外版一樣，因為香港的地理環境和時代不同，他們仍偏重藝術介紹，倒也清纯。当年，在黃色刊物及八卦週刊鋪天蓋地，見怪不怪的香港社會，不媚俗不盲從，樹立起正派形象，已是难能可贵。其时，也被同行業界譽為：‘一枝獨秀’和‘出污泥而不染’，实有点穴之谓。香港歷史家柳蘇先生也撰文評價《良友》畫報：“一般的‘八卦週刊’是八開大本式的。同樣開本的有老牌新派的《良友》畫報（它的老家原在上海），走的是較為嚴肅清純的路子。”可見《良友》在香港出版界的定位和影響。千禧年2000之后，王胤先生接手《良友》，因為需要与世俱进，更偏向于現代多媒體傳播方式，也曾陸陸續續地出版《良友》畫報，但主要以懷舊式的內容回顧為主，倒是在紀錄片領域一塊頗有成就，《臺北故宮》系列即是他們近年推出的力作，對於國故整理貢獻殊大。
良友書店，中國文化的守望人
回望歷史，上世紀20-40年代，《良友》曾經有過整整二十年的輝煌，抗戰勝利後並沒有徹底消失，數次避難香江，斷斷續續地經過了多次停刊又復刊之變故。1972年，《良友》的創始人伍聯德先生，一代名士辭世，除了朋友，身旁竟無至親送葬。其時，伍聯德先生尚有三子，據說均在大陸上海居家，不能前往奔喪事哀，因為時值中國內地的“文革”甚囂塵上，階級鬥爭如火如荼，赴港交通完全斷絕。所幸的是，他的誼子劉應榜（彼德）先生挺身而出，主持葬禮，為他辦妥了後事。此番義舉，彰顯了“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中華傳統，令我素然起敬。右圖是1972年劉應榜先生在香港《良友》畫報社做學徒時與伍聯德先生先生的合影。
不久之後，劉先生去國萬裏，只身來到了加拿大溫哥華定居，並在唐人街開辦了一家良友書店，恪守養父庭訓，致力於傳承良友文化，據說是海外以“良友”冠名的唯一書店。如今四十多年又過去了，良友書店依然在國際風雲變幻中悄然生存，延續著伍聯德先生矢志推廣中國文化的初衷，筆者以為她是如今加拿大，甚乃是海外最有中國文化底蘊的處所之一。每次我到書店作客，均與店家劉先生和劉太太交談，讓筆者心裏湧動著一種滄桑感，言談中彼此總有那麼一縷縷抹不去的悵然，因為好景畢竟不在了。但是我卻以為，只要心還在，心未死，《良友》就還在，她的文化火種還在人間，假以時日，遲早她還會重出江湖，發揚光大，重樹她的人文品牌。下圖是筆者與<良友書店>掌櫃劉應榜先生伉儷的合影，及劉應榜先生向筆者贈送伍聯德先生于1972年臨終前尚未完成，後由他親手續編出版的《錦繡中華》良友版大型畫冊，特錄於此，是以為念。
20世紀上半期，是中國現代期刊發展的一個高峰期，商業雜誌的短暫繁榮應和著市民群體的閱讀趣味，迅速構建起都市新女性矛盾糾結的媒體形象。她們追求經濟獨立、戀愛自由，卻在職場中飽受傳統婚戀道德的困擾，《生活週刊》的“信箱”開創了以公共平臺為新女性支招、解惑的獨特局面。而在以《良友》為首的都市畫報宣導的摩登生活方式中，新女性的家庭生活成為公共議題，充實著市民讀者對新女性形象的文化想像。這一時期，新女性的影像從閨房中的私人珍藏，一躍為雜誌上的“大眾情人”，記錄了平民趣味對新女性形象鑒賞的歷史，為現代中國傳媒敍事鋪墊了一段精彩的華章。
據良友書店老闆娘劉太太說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同步另起了一個爐灶，也開辦了一家上海版的《良友》畫刊，由胡新亮任總編輯，且具有軍方背景，與香港的同名畫刊在海內外讀者中爭寵。但是無論文字還是圖片，都在體制內的話語框架中，呈現著太多的“紅色”，《良友》的原汁原味消失殆盡, 辦刊風格不在，遠非從前可比，實在令人惋惜。
不言而喻，在今日中國大陸行事，但凡與國家軍費開支粘邊，資金來源將是十分豐足雄厚，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國文化機構所無法比擬的，只可惜銀子再多也買不來良友文化，買不來具有深厚人文學養的辦刊人。因為世上的許多事情之成功不是可以用銀子堆出來的，尤其是辦《良友》這樣高品位的文化畫刊，豈是當下鑽營功利的浮燥之輩可以成就的大業？從創刊的那一天起，《良友》就是一份純文人創辦的畫刊，從不與官商為伍，更勿用說與軍餉关联。其實，《良友》的輝煌時代在1945年伍聯德先生南下香江時就已經永遠劃上了句號。中國古語中有“淮橘為枳”一說，正是最好的註腳。
人在天涯海角，我分明看到了一座承載著《良友》、承載著老上海的記憶空間，那就是加拿大溫哥華唐人街上的良友書店。上世紀的四十年代，民國蔣公介石先生曾題詞“文化先鋒”，筆鋒蒼勁有力，為《良友》畫上句號，觀之實在為《良友》慶倖，不枉了天地文墨一場。如今良友書店裏的清茶一盞也醉人，清而悠遠，香而彌久，淡至無有間，只有心如故。與店家分享午後的靜謐時光，往事悠悠，茶香嫋嫋，墨香淡淡，任那一葉淺綠的嫩芽，一箋的思緒，在一泓清澈的心泉裏溢出。
2013年3月26日完稿於加拿大溫哥華楓林谷
備註：桑宜川 加拿大華裔學者，本文部分照片由加拿大溫哥華良友書店掌櫃劉應榜 (彼德）先生伉儷提供，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