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 院士证书
实至名归：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来举国关注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与颁发诺贝尔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平行的机构，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还有一位获选华裔外籍院士张隆溪。作为观照，后者获选的学术含量更为厚重。对此，隆溪先生介绍：「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和皇家科学院是两个并行的机构，都成立于18世纪，前者更倾向于人文学科类的研究。2009年2月，他们先发给我电邮，通知我当选了，然后又邀请我去斯德哥尔摩演讲。因为候选人都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而入选的祗能有一两个，所以从提名到评选过程都很保密。学院会要求现任院士们阅读推荐人的学术作品，然后一半以上投票通过才行。我在国外出版了一些英文著作，比如《道与逻各斯》、《强力的对峙》以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等，还有一些发表在刊物上的论文，主要谈中西方跨文化理解的问题。当选院士，是学院认可了我的学术成就。」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来一些媒体的炒作，隆溪说：「我个人认为不太正常。诺奖祗是瑞典这个国家设立的，并不能代表全世界，人家也没说要代表全世界。尤其文学奖，由很小的一个委员会决定。这些委员不可能去读全世界所有的著作，他们懂德文、英文、法文、瑞典文，所以文学作品有没有翻译成这些文字，是能否参评的首要条件。关键的是，这个奖是奖给个人，而非一个民族和国家。中国作家能得诺奖，这肯定是值得高兴的事，但不用上升到没得奖就是中国人受了歧视、得了奖就是中华民族受到了尊重的高度。听说有人建议莫言领奖时穿唐装扬我国威，这就有点过了。近代历史上，中西方文化不平衡，我们一直处于弱势，所以期盼得到别人承认。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国人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把这些事情看得更淡，不紧张，也不狂热，心态更加从容。」
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学者，隆溪还说：「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坏，因为在二战时，他们就知道中国人是盟友。其实我更关注的是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另一种误读，即『停滞的中华帝国』，说到中国，不是孔夫子，就是兵马俑。要改变这种印象，最根本还得中国自己有变化。我曾经出过的小册子《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希望我们能超越一切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使视野尽量开阔。一旦跨越文化差异，我们就会发现过去不曾注意的细节，找到文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最终改变这种误读。」
章学诚先生曾说过：「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我读隆溪书，观察到的「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不是死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阅读，并由此结出了硕果，洋洋洒洒的四卷本文集，构成了张隆溪学术的主体结构。他撰写的那些文论，牵涉学术的事理，如同钱锺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与文献研究庶几近之，远非浮词空论所能比并，应该就缘于他早期的读书记忆。
隆溪治学：从立言走向大家
2013年，笔者的台湾文友、秀威出版公司总编辑蔡登山先生慧眼识珠，倾力出资，出版了《张隆溪文集》（四卷本）。之前，还延请武汉大学博士、作家韩晗先生担任主编，文集的封面设计及装帧精美，学术品位甚高，由此匠心凸现。这四卷本文集囊括了隆溪先生早年从事西方经典文论研究以来，几乎全部有代表性的汉语学术著述，其中包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同工异曲》、《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等，宏观地展现了隆溪的学术思想发展沿革。
如今，隆溪已成为人文学界为数不多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华裔学者之一，至今仍是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唯一健在的华裔院士。2013年9月，他又获得另一项荣誉，被选为欧洲学院的外籍院士。祗可惜国内学界对于其学术思想的介绍、述评的文章仍然相对比较匮乏，有待于今后的改善。宏观地来看，隆溪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迹可寻，早期的读书经验及至从北京大学到哈佛大学，并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的教职。在这一过程中，他既完成了学业，也转变了身份，逐渐从一名「中国的外国文学介绍者」发展为「海外的世界文学研究者」，在这期间，他的代表性著述就是由三联书店于1986年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这本文集是隆溪先生早年在中国大陆《读书》杂志上刊登文章的结集，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有代表性的国外文艺理论译介著述之一，该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的20世纪欧美文论，显示出了他丰富的外语阅读、深厚的中文功底与对于新理论的好奇，亦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大陆学界现状的了解。
迄今为止，《述评》仍是隆溪的代表性中文著述之一，尽管在隆溪三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一直未曾放弃中文写作，用中文写作的时间并不多，祗有进入北大的1978年至1984年这短短七年，从1986年开始，张隆溪逐渐开始用中英双语发表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传统：活的文化》（1987年）、《他者的神话：西方眼中的中国》（1988年）等等，在这些成果在当代中国与西方学界均产生了一定反响。但纵观今日张隆溪的学术写作，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阶段中，张隆溪已经开始从「述评」转向了专门领域研究，尽管这种研究依然是一种探索性的。
1989年以后，隆溪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在二十多年来的学术生涯中，他主要用英文著述，出版了多部英文专著和多篇英文论文，这些著述奠定了他在国际学界的声誉和影响。他也间有中文论著。2006年出版《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力图站在人文科学的高度来诠释文化的差异性。纵观隆溪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的脉络，其开端以对钱锺书（1910—1998）的研究与评价为主。其代表著述包括《游刃于语言游戏中的钱锺书》（1991）、《自成一家风骨：谈钱锺书著作的特点兼论系统与片断思想的价值》（1992）与《怀念钱锺书先生》（1998）等。但实际上由于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格局的斗转星移，使得张隆溪的跨文化研究体现出了对钱锺书「中西文化中共同存在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学术思想的赓续。
经历了这些思考与积累，隆溪开始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诠释中西文化，试图以跨文化研究为范式，进入到世界性的学术语境当中。这既得益于他对本土经验的审辨，也是他基于国际视野这个大背景下的思考。
宏观地看，隆溪在晚近时期的主要学术思想，主要由《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到《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再到《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下文简称《同工异曲》）这三部学术论集所串联，充分反映了张隆溪对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反思。张隆溪主张超越中西文化差异，试图以「求同」来寻找总体规律，这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已臻成熟。在《西方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2004）、《沧海月明珠有泪：跨文化阅读的启示》（2005）、《天与人：基于跨文化的视角》（2009）、《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2010）与《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2010）等篇什中，可以看出张隆溪摈弃了对文化差异、冲突的关注与分析，转而建构「求同」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这一价值取向与世纪之交的东西方文化碰撞息息相关。它们彼此也并非各自独立，而是有着难以详细界定并相互影响的模糊性，作为发展的脉络，它们共同构成了隆溪的学术思想体系，形成了张隆溪学术思想的鲜明特点。
作为一位华裔学者，与其它非华裔学者相比最明显之处在于：本土经验会贯穿隆溪学术思想的始终。因此在隆溪学术思想中，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的研究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分量。早在1979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就反映出了他较好的国学功底。赴美之后的张隆溪，虽然将大量时间与精力致力于西方文论的研探索与述介中，但仍未曾放弃对中国传统文论及其学科史的研究。不但先后撰写了朱光潜、杨周翰与钱锺书三位学者学术思想的研究论稿，亦将传统诗学的若干观点、传统文本的重新解读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范畴中，完成了如《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2007）、《中国古代的模拟思想》（2006）等著述，形成了其学术思想中较为独到且重要的一面。
張隆溪文集第一卷
张隆溪，中西文化的摆渡人
因此，张隆溪基于「跨文化」的「求同」思想，为传统中国学术在今后指明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已足可开辟一个学科：张隆溪研究。即如何在与西方学术碰撞、比较的过程中，寻求到普遍性的共同性并加以审理、总结，使其成为人类文明智慧的普适规律，并促使传统中国学术迅速融入到世界语境当中，而不是刻意强调并放大「非此即彼」的差异性，造成文化传播、人际交流中更大的沟壑。
长期以来，我们编写「世界文学史」鲜有将「中国文学」置入这一范畴中。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期以来被当做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否定与超越，却少有学者认为这应是世界现代文学运动的重要一环。如施蛰存与卡夫卡（Franz Kafka）、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与李金发等等，彼此相差不过二十年左右，但之间许多共性却被忽略掉了，或者说单纯从微观的某个共同点出发，忽视了他们在早期全球化语境下的共性，但实际上基于「求同」的视角完全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功绩与努力。
隆溪先生曾如是论述这一问题：「文、史、哲不仅要包括中国文化的内容，而且必须包括中国之外其它文化的内容。我们脱离世界范围来孤立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对中国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有真正的了解，也不能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和时代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张隆溪与钱锺书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张隆溪自己也认为，「（钱锺书）总是超越中西语言和文化界限，绝不发抽象空疏的议论，却总在具体作品和文本的互相关联中，见出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并且，他还引用了钱锺书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来表明自己基于历史与时空的学术观。
所以说，张隆溪是一位「站在先贤肩头的思考者」。除了钱锺书之外，张隆溪还继承了陈源（陈西滢）「跨中西文化」的研究思想，但却超越了作为新壁垒的「雅俗」之辨；也赓续了陈寅恪对「历史观念」的源流的比较，并从中「求同」，但对于「跨语际」的研究又从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阐释学的层面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学术观。这让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林语堂先生的语录「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幽默文风和治学宗旨，谨以这番话语来写照隆溪先生的学术历程，表达笔者的感佩之意于万一。
在厦门会议期间，笔者有机会与隆溪先生多次交谈请益，感受大家风采，并深切体悟到，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位几近于虔诚的读书人，爱书，读书，评书，译书和写书是他最大的人生乐趣，官宦仕途与他无缘。在当今不少国内大学里正泛滥着学术泡沫与学术浮躁之风时，隆溪先生在学术上的踏实用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而且越走越好，成就斐然，尤显空谷足音。
隆溪先生是一位为人厚道的学长，从他笃学慎思，宽容谦让的品行，让我感悟到了中国儒家传统中人文精神的积淀。我以为正是这样平和的用世心态，不阿世，不媚俗，使隆溪先生把握住了真正的治学之路，用大多数国内学人一生浪费掉了的光阴成就了今天作为海内外知名的中西语言文化研究家的一世功名。
人杰地灵的巴蜀大地是隆溪先生的故乡，正是那块土地养育滋润了他的学术灵气和思想。应该说他是已走出盆地，走向了世界，领军士林，与国际学者展开广泛对话，为数不多的几位当代中国人文学者中的一员。这自然是四川，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内陆大省的骄傲，因为几千年来的四川文明发展史，应该有她代代承载并向外传播交流的许多因子。
2014年8月6日谨识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听涛斋
备注：本文辑录的张隆溪先生话语，多为根据厦门会议访谈的录音资料整理而成，因为时空所限，发稿前未来得及字斟句酌，向先生当面请教并核对。如有文字暇疵，笔者愿承担疏漏责任，敬请方家指谬是荷。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