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蜀水润隆溪
发布: 2014-9-04 13:16 | 作者: 桑宜川
1982年与朱光潜先生摄于北大燕南园
1982年与钱钟书合影
状元进京，众大师授真经
当下中国是一个「大师」时代渐行渐远的时代，因为颇负盛名的前辈学者大多已经作古。他们的辉煌人生故事已经谢幕，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淮橘为枳」，成为美丽的传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大师远去或是因为时代不同，后学难以成为大师是因为已丢失「沉潜」二字。
1978年初春，考上北京大学外语系研究生第一名的张隆溪进京，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在京城里先后受到了不少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格外器重与提携，实在是一个异数，但与当时的学术生态环境有关，后继无人，国之伤痛。隆溪先生告之，「在北大读书时，与朱光潜先生、钱锺书先生、季羡林先生等前辈学者都有过甚密交往。其中，朱光潜是一个非常低调、厚道的人，有人写文章说他样子像一个小学教员，没有大学教授的架子。他学问好，品性也高洁，非常豁达。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他都受到批判，说他是主观唯心主义。后来他经常对我讲，那些批判他的人总是搬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批判他，其实在他眼里，那些人对马克思的理解还不如他。我有次陪他去未名湖散步，一个骑车的学生把朱先生撞了，那孩子点点头就走了，朱先生也不生气。」这让我想起了林语堂先生的散文语录，他曾说：「世上真正的学问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与导师散步于林间交谈时偶得。」笔者亦有亲身体会，难忘当年在澳大利亚梅铎大学（Murdoch University）师从著名语言哲学家鲁索夫教授（Horst Ruthrof）做博士论文的岁月，确实如此，有时恩师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语，仔细琢磨，便足可引导思路，开豁难题，成就一个学子治学的人生道路。
据隆溪先生回忆：「钱锺书先生很好玩，我第一次去见他时，北大外事办公室的人警告我说，钱先生不喜欢你的话会立即表露出来。后来与他接触多了，发现钱先生是真性情。在我的印象中，钱先生谈吐非常锋利有趣。你看《围城》，他说话的味道就是那样，有时候尖刻、讽刺，但却很有意思，不管谈论学术问题还是评人。这两位先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年轻一代的学生非常关爱。钱锺书经常引用欧阳修的话，『不怕老师骂，却怕后生笑。』」
「我读研究生之前没有正式上过大学，年少的时候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学。也正因为如此，我反而能摆脱一些体制性、学科性的局限，凭自己的兴趣广泛读书，不受专业的束缚。我自少就对传统文化很入迷，读了不少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也背诵过很多古典诗词，而且我还很喜欢传统的绘画艺术；同时我对西方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对希腊神话、悲剧，还有《圣经》、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都抱有极大的兴趣。我这种比较广泛的兴趣与钱先生是有点相似的，钱先生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发现我对中国的传统知道一点，西方的也知道一点，就觉得我这个年轻人与他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不可能与他相提并论，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钱先生对我特别好，我后来的研究其实就受到他很大的影响。钱先生曾经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我看来，这正是他本人最根本的学术立场，这种立场也是我所深深认同的。这就是我后来之所以长期从事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谈到前辈学者季羡林，隆溪先生认为：「季先生为人谦逊，很照顾晚辈，我离开北大后，他还特意嘱咐北大学报给我留个位置。当时北大西语系还有杨周翰、李赋宁等好几位大学者，对学生都好极了。」如今这样的历史机遇，对于一个普通的学子，除了羡慕，早已是可望而不可即之事。
关于当代不出大师的「钱学森之问」，张隆溪说：「这跟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老一辈学者生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巨变时代，传统还在，年幼时都有中国古典教育的经历，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钱先生的家学底子深厚，后来又有机会到欧美留学，兼备中西学之长。对于我们这一辈来说，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你想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都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这一辈年轻人呢，环境比我们好点，但物质诱惑太多，人生选择太多，潜下心来阅读变得很奢侈。」诚如斯言，当代学人面临的尴尬就在于此，但应该说也有优势的一面，生在互联网时代，东西方的知识屏障几乎已不存在。
其实，「大师」的称谓在当下中国已经滥用，各行业的所谓大师层出不穷，车载斗量，被人指称的或是自我命名的，应有尽有，数也数不过来。但是有趣的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至今却还几乎为零，没有人敢随意自称「大师」。《后汉书》中有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美丽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的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上个世纪30年代亦曾说过，「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一个人信息灵通和这个人的学养，很可能是互不兼容的两件事情。要信息灵通，就必须快速阅读大量仅提供信息的指南之类书籍。而要有修养，就必须慢慢去读、细细去品味很少的几本书，那是一些生活、思想和感情都有声有色的人写的书。」另外，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平面化或没有深度」。网络的情形正是如此，如果年轻人想有所成就，得养成读经典和思考的习惯，不要被这个什么东西都来去如风的神马时代牵着走。行笔于此，或许年轻的读者会从中体会到读书做学问的真经所在。
2012年,张隆溪和马识途互道问候
隆溪观点：不薄今人爱古人
隆溪先生认为：「国学这个概念很模糊，钱穆先生早年说过，『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如果把『国学』定位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要防止把『国学』简化为儒学。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是很强的。」说得实在有道理。隆溪先生还说：「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以君臣父子这些尊卑名分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早已失去存在的可能，但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和伦理的价值、文学和哲学思想，依然能超越时间而与现实共存，而且在今天仍然是中国人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可以从《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中汲取营养，这些作品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都存在于此时此刻，与我们没有隔阂。当然这祗是我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更偏爱文艺些，但绝不是说古代的政治、经济等思想不重要。」
「中国在近代以来的遭遇，使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但其实这两方面并非截然对立。自古至今，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包容性特别强，所谓『过钢者易折，善柔者不败』，所以得以绵延几千年。陈寅恪先生举过一个例子，中国律诗理论中四声等音韵的确立，是南齐时沈约等人对佛经中的声调运用而形成的。『五四』以来，西方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养分之一。杜甫曾作诗《戏为六绝句》来总结诗歌创作的传统，我借用两句：『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也就是要既不否认传统，也要注重现代，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接受。如果能采取这样一种开放灵活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乐观地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关于如何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作为一名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又长期在国外生活，隆溪先生说：「以我的观察，西方真正敌视中国、持『中国威胁论』的极端分子很少。我更关注的是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另一种误读，即 『停滞的中华帝国』，说到中国，不是孔夫子，就是兵马俑。包括我知道的一些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研究凝固在古代，看中国还是出于旧有的思维模式。」
「我不太主张过分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事实上，伟大艺术的秘密就在于能让全人类的声音在个体心中产生共鸣，一个西方人不懂东方的儒释道，他也能看懂《红楼梦》中对人性的描写。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希望我们能超越一切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使视野尽量开阔。一旦跨越文化差异，我们就会发现过去不曾注意的细节，找到文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2014年7月19日，在厦门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东西方研究论坛暨2014年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年会”上，张隆溪教授（中）发言，右为美国加州州立科技大学丁子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