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蜀水润隆溪
发布: 2014-9-04 13:16 | 作者: 桑宜川
隆溪评书：夏志清与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访谈中，我还向隆溪先生请教了几个附带的文学问题。我提到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部分现代小说家作了重新评价，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超越政治立场及门户之见，「发掘」了不少当时并未受论者注意的作家，如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李劼人、张天翼等，而这些作家却从不为国内正统话语中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版本所青睐与关注，是鲜少着墨的几位现代作家。原著英文版初刊于1961年，面世三十多年后，第三版1999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翻译本自从于70年代分别在台湾与香港出版后，随即成为港台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具有滑稽意味的是，在国内与境外的文学评论界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不同的评价标准与价值取向。该书的简体中文版直到2006年，才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刊印了国内版，得以与国内读者见面。
何以如此？隆溪先生作了精彩的评述。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不同的社会体制造成的，显然与其不符合当年大陆官方宣传口径有莫大的关系。夏志清先生所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确实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一部极出色的论著。时隔半个世纪，仍旧具有极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极精辟的理论阐释，尤其是在大陆这样一个长期祗有一种声音、一个理论的文学批评环境中，可以说是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诚如斯言，关于此书的鲜明个性，可以张爱玲为例，是夏志清一手捧红了张爱玲，此后各种版本的文学史祗要提到港台和大陆的「张爱玲热」，便略不去夏志清这一笔。而夏志清之吸引我，部分原因也是其赤子之心。现代文学评论极少有这么热情洋溢，带有这么强烈的偏好。这种特点让夏志清的评论少了许多学究气，多了几分人情味。一个文学批评家如果没有偏好，就等于没有文学审美上的趣味。
由此，我想起了在隆溪先生的文集第二卷里读到的一段文字，「在讨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篇文章里，刘康批判了三位学者所代表的三种不同批评模式。他认为夏志清的著作使用形式主义模式，李欧梵使用历史主义模式，刘再复使用人道主义模式，而这三家都自以为摆脱政治的干预，其实他们的模式下面却又暗含了政治假定和目的。」言之凿凿，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历史的撰写很难摆脱政治的干预。如果能摆脱这种干预，堪称真正的史书。
毋庸置疑，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窗，影响深远。
关于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推崇的钱锺书，我知道曾是张隆溪的「私塾」先生。于是便特地请教嫡传经历。隆溪先生说道：「在做学问方面，我受到钱锺书的很大影响。也许本来我是自学的，没有分科分系的约束，因而兴趣非常广，我想这也许是我很喜欢钱先生文章的原因，因为钱先生写的东西是包罗万象的，他的《管锥编》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从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经学，甚至科学等各个方面都讲到了。在做学问的方法方面，我也受到他的影响。譬如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里面，说要敢于独立思考，不要受任何一派的束缚，要兼采众家之长。这对我来说，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就是他在《谈艺录》序言里有一句话，说是『东海西海，名理本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说的是无论东西南北，在学术思想上都有可以互相融会贯通的地方，不能够截然地分成什么南派北派，东方西方。」聆听隆溪先生如是说，我感悟到了夏志清何以要在小说史中极力推崇钱锺书的原因。钱锺书先生海纳百川，穿越古今，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就是因果关系。
隆溪治学：从修身走向立言
张隆溪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是《道与逻各斯》，因为曾获得列文森书奖之荣誉奖，又译成中文出版，所以国内学人知道得比较多。书中针对传统的莱布尼兹和黑格尔式的把非拚音文字汉语视为不同于西方语言之语言的观点而发，也针对当代对黑格尔偏见的批判以此为前提而发。张隆溪认为：「当代批判的错误前提清楚地表现在德里达对西方哲学传统及其在语言问题上的种族优越和语音中心观点的解构主义批判中。」德里达把这种语言观视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并名之曰「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又表现为语音中心主义。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西方拼音文字作为对生动声音的完整复制，镌刻着一种逻各斯中心的偏见，这种偏见赋予言说以高于文字的特权，把逻各斯的真理视为「声音和意义在语音中的清澈统一。」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是纯粹的西方现象，仅仅祗与西方思想相关联；而张隆溪显然倾向于《论文字学》英文译者斯皮瓦克（G.C.Spivak）在译者前言中的意见，认为那几乎是「一种相反的种族优越论」。这即是说，张隆溪既反对黑格尔和莱布尼兹等人的传统的欧洲偏见论，同时认为如今反对黑格尔和莱布尼兹欧洲偏见论的德里达式的当代批判仍是欧洲偏见论，是一种新形式的欧洲偏见论而反对之。
张隆溪反对欧洲偏见论无疑是对的，也是比较有力的。于是，他要「回答黑格尔的挑战和处理所谓东西方之间没有可比性的说法」，于是，他要思考「一个更为基本但必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否逻各斯中心主义仅仅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外在朕兆？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是否确实不同于东方的形而上学？它会不会是一切思想赖以构建和工作的方式？」处理所谓东西方之间没有可比性的说法，寻找「一切思想赖以构建和工作的方式」，即寻找东西方之间的共性。这里衍生出一个方法论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和比较哲学的学理看问题，不同文化间概念的沟通很重要，亦即不同文化间共性的追寻很重要，但差异性的探索对把握不同文明的真谛，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似乎更重要；从差异出发，也更有利于找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贯通是差异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这样找到的共性才更扎实，更站得住脚。
除了上述这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之外，后来张隆溪另有三部英文著作出版。其中2005年康奈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讽寓解释：论东西方经典的解读》），讨论东西方经典的解释和注疏传统，在隆溪自己看来颇重要。此书已译成日文，2015年可望在日本出版，另有阿拉伯文译本，也很快将进入翻译过程。据他告诉笔者，2015年初还有一部新书出版，书名暂时不向外界透露，我们期待着新作的问世。
2014年7月19日，在厦门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东西方研究论坛暨2014年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年会”上，张隆溪教授（前排左二）和本文作者桑宜川教授（前排右二）
隆溪的跨越，走向中西文化的融合
笔者留意到，在张隆溪的学术思想中，对德里达、保罗·德曼等后现代理论家关于异己文化的观点多持批评的态度，或可理解为是对后现代理论过分强调「差异性」的一种批判。其实，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而绝对的「差异观」却是在抹杀特性。对此，隆溪谈道：「我最初的研究与我对西方汉学的批评有关。我出国比较早，1983年就出去了，在出国之前，我对西方的汉学并不了解，几乎就没有看过任何汉学家的著作，我倒是看过一些钱先生批评汉学家的文章和书评，仅此而已。但是我到了美国之后，不光是汉学，也不光是美国而是整个西方的学术界都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都非常强调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西方内部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交流也非常频繁，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其实是很难完全区分开的，把它们说成完全、绝对的不一样的文化是行不通的。于是，有不少的西方学者就开始把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因为中国在近代以前与西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接触和交流的。于是，中国就成了一些西方学者研究文化差异的典型，一个绝对『他者』的范例。他们认为西方的反面就是中国，这种过度强调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观点其实是间接消除了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西方人常常会把中国的一切都说得好像与他们正好是相反的，很多西方人认定汉语没有语法，中国人没有抽象思维能力，中国人祗有审美的感觉而没有逻辑思维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非常多。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是非常荒唐的。所以，针对西方人过分强调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我就认为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应该更加注重跨文化之间的交往。」
「他们总是喜欢把东、西方的文化对立起来，这是我对他们的批评，他们的这种态度与19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相比没有什么区别。黑格尔也是这种态度，钱锺书在《管锥篇》里一开始讲『易之三名』的时候就是在批评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中国与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当时说中国与西方不一样是瞧不起中国，认为中国很落后，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态度。当代的西方思想家往往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批判自我的精神，他们也讲中西之间的差异，但表现出了一种新殖民主义心态，比如德里达就曾说中国没有哲学。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刺耳，他其实是说中国好就好在没有哲学，这不像是在批评我们而更像是在赞扬。可是不管批评也好，赞扬也好，态度虽然发生了改变，但这前后两种观点背后的逻辑同样都是错误的。我们才不要看西方人的脸色，高兴的时候就说我们好，不高兴的时候就说不好，但其实在内心还是把我们看成同一个东西，一个永远一成不变的非我异己的东西。」
隆溪坦言：我爱香港
隆溪先生自1983年负笈海外，去哈佛大学求学，人生跨越了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然后从美国到香港的30多年历程，在海外生活了较长的时间，因而有了丰富的个人经历，对其个人的文化认同的影响甚大。隆溪先生坦言：「我现在居住在香港，也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很喜欢香港，但我任何时候都会说我是从大陆来的，但有些在香港的大陆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从大陆出来的。有一次我在香港遇到一位学者，我问她是从哪里来的，我其实早就知道她是从大陆出来的，我本意是想问她原来在国内是在什么地方，可她马上回答道：『我是从美国来的。』我当然知道她是从美国来的，在美国留过学，可是我没有问她这个啊？！她不愿意说自己是从大陆出来的，我就觉得这人的心态非常奇怪，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信心。」
目前，随着两地交流也增多，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应该也是增强了。香港人现在除了认同自己是香港人之外，在更大的层面上他们也会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关于这一点身份认同，隆溪先生说：「很少有香港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往往会强调自己是香港的中国人，他们不会像一些台湾人那样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处处与大陆对抗，香港人不会这样。」我深以为感，「血浓于水」乃自古以来华夏民族所尊奉的价值观念，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都会让人永远铭记不忘。
隆溪先生在香港居住已有十余年，作为学者，对香港文化有着独到而又深透的观察。他说：「香港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特别适合进行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一方面它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都是中国人，一些在大陆都销声匿迹了的传统宗教和习俗，在香港民间却保留了很多；与此同时，香港与欧美的关系又非常密切。此外，香港是华人社会当中最自由的一个地方，这种自由不光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最后，它还是一个很有法制的地方，大家都非常守法，这是很重要的。当然，香港也有它的局限，港英政府在长期的殖民统治期间既不有意推广传统的中国文化，也不向香港人教授西方文化，所以香港的文化水平就整体而言是不太高的。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种说法有点过重，很多香港人为此很受刺激。香港在经济的发达、法律的完备、城市硬件设施的建设上都是世界一流的，可是它的文化却不是世界一流的，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文化是落后的，这种落后是相对于它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而言的。它本来不应该这样的，它可以做得更好。」
笔者以为，香港文化中缺乏大量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中层媒介。隆溪先生赞同地说道：「香港确实缺乏这样一个文化的中间阶层，香港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这个中产阶层在文化上的力量却非常薄弱。香港社会其实有大量的精英人物，很多都是从欧美的名校毕业的；香港的几所大学里现在也有了很多从海外来的学者，其中有不少人是相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