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归原（上）
发布: 2014-9-04 12:51 | 作者: 袁劲梅
在男人问题上﹐宁香﹐刘延磬和我各自代表我们小圈子里的一类女人。宁香满身都是情感。她总是谨慎阴柔﹐衣着得体﹐举止细腻﹐很招男人怜惜﹔刘延磬则眼睛一睁就看见男人骨头里面的东西﹐她黑白分明﹐寧死不屈﹐男人不能轻易征服她﹔我则是个行吟诗人﹐头脑清醒﹐无父无君﹐随心所欲﹐放荡不羈﹐走一路有一路的男朋友﹐但能跟我走一程的基本没有。宁香把男人当成大树﹐要藏在他们的树荫里作小鸟依人状﹔刘延磬把男人当成间谍﹐对他们随时警惕着﹔我把男人当成蒲公英﹐花开了我高兴﹐风吹走了就让它走﹐我再去採新开的。我们各怀了一种女人的自信﹐宁香自信她是香玉﹐总有男人要怜香惜玉。刘延磬自信她掌握着标準﹐没有男人能够蒙混过关。我自信我有幽默感﹐能把“孔雀东南飞”写成“仰天长笑出门去”。
在小圈子里﹐我们三人的爱情生活正处於三个不同的阶段。宁香已赶上中国的现代开放﹐有性有床﹔我还在农民革命阶段﹐一边做着太平天国梦﹐一边给情哥哥纳鞋底﹐绣荷包﹔刘延磬依然停留在封建主义﹐呆在南霸天的水牢里﹐满眼阶级仇恨﹐却出不来。
如果这个世道让我们自己设计﹐宁香就该碰见一个情种﹐那样她就会快乐终生﹔刘延磬就该碰上一个君子﹐那样她也会快乐终生。三个人中间﹐我最臭。我要情感﹐却做不来阴柔﹐我懂逻辑﹐却蔑视原则。所以﹐我就该快乐终生﹐却既留不住情种﹐又受不了君子。我们三个人成了好朋友﹐是因為宁香 没有碰见情种﹐她碰见的男人都是叛徒﹔刘延磬没有碰上君子﹐她守着的丈夫是个小人。我们虽然性情不同﹐爱情命运多有相似。无论如何﹐我们三个人在精神上都是“单身女人”。
我们这些精神单身的文化女人﹐或未嫁﹐或离婚﹐或有家不愿归。我们待在闺中﹐没人可嫁。因為﹐找个洋人﹐他不懂我们為什么要伤春﹐為什么有闺怨﹐為什么不愿到沙滩上把脸晒黑。而我们学术小圈子里的中国男人﹐是衣服架子。如果再有头衔﹐那就是衣服架子上戴了帽子﹐找不到“人”。若给这些“衣服架子”做个X 光﹐立刻就发现他们一身臭毛病﹐丑陋不堪﹐还都是从老家带出来﹐像衣服缝里藏着的虱子﹕在老家会打老婆的﹐到美国也一样打老婆﹔在老家能撒谎骗人的﹐到美国也一样能撒谎骗人﹔在老家会患得患失的﹐到美国也一样患得患失。年老一点的﹐冥顽不化﹐年轻一点的不读<离骚>﹐只吃棕子﹐功利得很。我们就是找一个嫁了﹐不当“精神单身”﹐也未必快活。
在爱情问题上﹐我的头脑比宁香清楚﹐比刘延磬灵活。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爱情梦只能基于一个假设。碰运气而已。能不能在长长的演绎推理中证明这个假设有效﹐就看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有局限的文化前提下作出聪明的假设。
现在﹐方世玉就是我假设出来的北洋水师﹐我假设他“船坚炮利”。
纽约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和方世玉依依不舍﹐情义缠绵。当眾什么也不能做﹐只是告别的时候﹐比拥抱别人更使劲地互相拥抱了一下。像是地下党打暗号。我一回到家就给他用我们戴家文人的方式送了一个伊媚儿过去﹕“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第二面哈哈镜﹕我们七零八落的爱情
1. 圈子外面很热闹
我说“泣涕如雨”并不是真话。恋爱都要恋到“泣涕如雨”﹐那还不如不恋。恋爱就是要快乐。至少精神快乐。光有快乐的爱情自然肤浅﹐可把爱情弄成铭心刻骨的痛苦﹐那不是自找麻烦﹖人哪里有多少时间去痛苦﹖匆匆忙忙的一生﹐眨眼就过完了﹐所以﹐只要一痛苦﹐马上就该丢掉。
我教书的这所古老大学在美国西部。美国西部天大地大﹐人心宽敞﹐想要“泣涕如雨”也不能泣涕长久。其实﹐所有的小肚鸡肠﹐勾心斗角都是空间狭小造成的。一回到西部辽阔的蓝天底下﹐抬头一看﹐连太阳都像一粒大情种﹐红脸堂﹐好心情﹐天天热情高涨地在蓝天上招摇过市﹐明明白白让人活个痛快。
西部的天地在我们的小圈子以外。圈子外面的日子很热闹。
校园里来来往往走着的都是正当恋爱季节的美国大学生﹐他们在校园当中放流行音乐﹐男男女女笑起来一点也不营营苟苟。他们都还年轻﹐像冰激凌一样“酷”。他们不用偷偷摸摸去搞婚外恋﹐他们看见我就大叫﹕“戴博士﹐您过得好吗﹖”
大学校园是爱情的根据地。在这里﹐我永远有谈恋爱的热情。从纽约回来以后﹐方世玉又发明了一个新词﹐他不再说﹕“害虫又活了”﹐换成“真想云雨一番”。那“云雨”的典故﹐据他说﹐是出自水泊梁山好汉们的风流韵事。这使我在潜意识里不停地把水泊梁山想像成一所大学校园。那里有一群年轻力壮的好汉和一些放荡不羈的娘们﹐他们敢杀严婆席﹐敢吃人肉。他们劫富济贫﹐杀人留名。他们闹出了一方天地﹐却又等着被招安﹐好把他们在水泊梁山排出的座次合法化了。爱情在那块水泊上﹐是雾气腾腾﹐上下翻滚的“云雨”。
无论在哪所“校园”﹐壮男少女们做的事儿实质一样﹐但一个明一个暗。粱山的“云雨”总是有点鬼祟﹐不像美国的校园里﹐爱情是明朗的红太阳﹐乐呵呵地掛在脸上。
我当然品味过咱们自家九曲一迴肠﹐苍茫三千年酿造出来的“云雨”酒。可美国西部满天无云﹐我也自然就想把爱情的红太阳掛在脸上。我在两种爱情文化的夹缝里扭身踢腿﹐断然挣扎出一个光明结果﹕我给我的洋学生们大讲中国的爱情故事。讲的时候虽然有一种酸溜溜的滋味﹐心里还嫉妒我的洋学生们爱得明朗﹐但我毕竟也是把爱情大口讲出来了。
那一个学期﹐我至少给学生讲了一百个爱情故事。一到上课举例子﹐不管扯上扯不上﹐我都以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為例。听得洋学生个个眼睛圆﹐嘴巴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男女四岁不同席”的民族﹐暗地里却也风情万种。
有一天我上逻辑课﹐讲“两个逻辑命题里的连接中项”﹐突然灵感来了﹐对着满教室天真浪漫的美国学生说﹕什么叫“两个逻辑命题里的中项”﹖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懂了。我们中国有齣爱情戏﹐叫<桃花扇>。戏里有个艺妓叫李香君﹐还有个官人叫候方域。李香君和候方域之间的“桃花扇”就是“中项”。李香君血染桃花扇﹐候方域见扇思美人。那把“桃花扇”从前一个命题传到后一个命题。心至情至。这就是两个命题间的中项。
学生们一个个兴趣盎然﹐说﹕戴博士﹐你也别讲逻辑了﹐今天就给我们讲讲“桃花扇”吧。这个要求正中我下怀。那时﹐正是柳树胖了﹐松树也胖了﹐胖胖的春天挤走了骨瘦如柴的冬天的好季节。校园里﹐洁白的梨花在红太阳底下说开就开得满树都是﹐如同云鬢轻挽的娘子﹐正等着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呢。我心里正想方世玉想得厉害﹐恨不得他就是那个儒雅的候方域﹐我就是那个多情的李香君。学生一嚷嚷﹐我正好借古喻今﹐借人喻己。
于是﹐我从李香君和候方域一夜合欢﹐题诗扇上﹐一定终生。讲到李香君苦等候方域﹐毁容拒婚﹐血染桃花扇。候方域在战乱中得到香君托人送来的桃花扇﹐却没有找到李香君。最后﹐两人颠沛流离﹐多少年后偶然相遇﹐拿出桃花扇一诉衷情。却被说道的法老夺了扇去﹐撕得粉碎﹐还痛斥两个情种道﹕国已不存﹐君已不在﹐你两个痴虫居然还谈男女私情﹖﹗那候方域便突然猛醒﹐不等李香君反应过来﹐当着李香君的面﹐就换下衣服﹐当了和尚去。那李香君居然说﹕好。自己也当了尼姑。
我的美国学生对这个忠孝节义的故事结尾百思不解。我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克瑞斯举手说﹕这个故事违反逻辑﹐前后自相矛盾。既然两人爱得要死﹐又有了机会团圆﹐怎么会突然各奔东西﹖他们断了私情﹐与国与君又有何补。克瑞斯的好朋友杰夫解释说﹕候方域一定是得了忧鬱症﹐被老法师一骂﹐犯病了。李香君本来就 是个性冷淡﹐所以说﹕好﹐自己当尼姑去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我说﹐你们别笑。你们要觉得你们懂逻辑﹐你们就改写<桃花扇>﹐改出一个合你们逻辑的结尾来。可以得额外分。学生们交头接耳﹐兴奋不已。纷纷去图书馆找<桃花扇>﹐做研究去了。到了下午﹐克瑞斯来了。问我一个问题﹕李香君裹不裹小脚。这事我没研究过。想那李香君是明末清初的人﹐我就随口说﹕裹。一会儿﹐杰夫又来提问﹕候方域是道家还是儒家。这事我也没有想过﹐从那忠孝节义的结尾看﹐怕是儒家了。我就回答说﹕儒家。
再次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改写<桃花扇>的结尾交来了。五花八门。有的说﹕李候二人应该起诉法老毁坏他人财物。让法老罚款赔钱﹐他们正好要钱办婚礼﹐买房子。还有的说﹕李候二人应该长吻不止﹐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士兵和情人团聚时一样。对法老的扫扰﹐他们回头说一声﹕你住嘴﹗然后继续吻他们的。反正都很合美国情人的恋爱逻辑。
克瑞斯的结尾不仅考虑到逻辑问题﹐还考虑到文化背景。实在是让我惊吓不已。他说﹕候方域出家当和尚可以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中国女人是裹小脚的。女人脸漂亮不漂亮不重要﹐要看脚小不小。克瑞斯附了十来张小脚的照片和调查资料。然后接着说﹕中国男人喜欢女人脚小不仅是因為他们认為脚小好看﹐而且因為﹐女人脚小﹐站立不易﹐她们大腿根的肌肉就会比正常人发达﹐男人每次性交﹐都如同在和处女性交。不仅如此﹐裹得好的小脚﹐在脚指折断处和脚跟之间﹐有两指缝隙﹐那也是男人的寻欢之处﹐对男人很重要。李香君在长年的战乱流离中﹐為了行走方便﹐拿掉了裹脚布﹐脚变大﹐变平。对候方域的性诱惑没有了。又因為他们深爱过。此时﹐候方域的最佳逻辑选择就是出家当和尚。
克瑞斯说的这些裹小脚理论﹐我是闻所未闻。美国学生的研究能力真是惊人。歪打正着﹐我还不得不承认﹐克瑞斯的理论直道出中国文化文质彬彬﹐君子淑女面具下的男权生殖崇拜实质。田﹐是要男人耕的。还要子子孙孙耕下去。对一个农耕文化来说﹐崇拜男权生殖就是农民自己家的宗教。
杰夫改写的结尾也是非凡不俗。他说﹕戴博士说候方域是儒家﹐我不能完全同意。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种描述﹕没有哪一个成熟的中国人是纯粹的道家或儒家。他们是一半一半。谈恋爱的时候他们是道家﹐出门见人的时候他们是儒家。年轻的时候是儒家多﹐道家少。年老的时候是道家多﹐儒家少。他们会变。可以因时因地根据需要变。候方域的突然变卦﹐符合中国男人一半一半的性格。他被人一骂﹐场合变了﹐他立场就变了﹐他就变成了道德伦理的人格化身﹐把女人丢了。他虽是出家当了和尚﹐环境一变﹐有小桥青山﹐说不定他又会变回一个情种的面貌。
杰夫的结尾也真是深刻。他不但是从人性的生理角度来解释李候悲剧﹐还想从中国人性的社会学角度来解释这一悲剧。那“变”字就是中国男人最不可理喻的地方。他们大概是种了三千年地﹐在一个农耕社会里日日靠天吃饭习惯了﹐天变人变﹐于是把“随机应变”当成文化基因代代遗传下来了。他们论<易经>﹐立辩証之说﹐把那个“变机”百般合理化﹐叫作“变化即新生”﹐再佐以例证﹕“枯禾生蒂﹐老夫娶其少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少夫”。稀奇古怪的变态性关係要由着它们“生蒂”“生华”﹐好好的儿女情长﹐倒要绳之以忠孝节义。
我的这些洋学生﹐眼睛像镜子﹐他们循着另一套逻辑规则行事。我们的文化里有多少违反人性的地方﹐有多少不合理性的地方﹐还有多少虚偽的地方﹐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能解释為什么。但是﹐他们的眼睛可以把这些怪现象拣出来。因為他们没见过。他们指出来奇怪的地方﹐都值得我做一个文化反思。他们改写的<桃花扇>篇篇值得一读。他们理解的“符合逻辑”就是符合人性。他们的结尾都想从人性上把<桃花扇>改写通了。可偏偏中国爱情的结尾不必符合人性﹐却要符合关係﹐符合需要。实用得很。
我暗自感嘆在人性问题上﹐世界上不知还有哪一个文化比咱们这个农民文化更荒唐﹐更虚偽﹖在这个文化挥手一擼﹐任你捞起一个什么傢伙都可以用来与人性作对。别说钱呀权呀礼呀仪呀的﹐就是“德性”自己也多是可以用来对付个人的﹐而不是用来解救人的。我们嘴一张﹐眼一睁﹐个人就成了人力车伕﹐给钱拉车﹐给权拉车﹐给八竿子打不到边的亲戚朋友拉车﹐还要给忠孝节义拉车。一个贬低个人的社会只能靠等级和忠心来维持。这样一来﹐我们的人性只能是裹着的小脚。我们让爱情悲剧换着法子一个接一个重复地演着。再在扭曲的人性里﹐看出“文化美德”来。
2. 我和方世玉的农民革命
我给方世玉讲了学生改写<桃花扇>的故事。我说﹕“方世玉﹐咱俩恋爱﹐什么目的也不要有﹐只要合人性。”
方世玉说﹕“那是﹐那是。你是现代女性。独立得很。”
我说﹕“我还没到'现代'﹐刚刚超过卓文君而已。你若变心﹐我回头就走﹐不会给你写<白头吟>。”
第二天﹐方世玉打电话说﹐ 他查了<白头吟>﹐读了三遍。很好呀。原来那司马相如也有过二心。亏了卓文君“愿寻一心人﹐偕老到白头”﹐一赋挽乾坤。“你也要这样对我才好。”方世玉说。
我说﹕“那你就不知道我了。我从小到大的毛病就是'喜新厌旧'”。
方世玉说﹕“我不喜新厌旧。我恋旧。”
我本想点穿﹕他厌了他老婆﹐但话到嘴边没说。变成﹕“农民'恋旧'﹐亏你还有农民本色。等农民修成了文人﹐就染上了'爱新'的怪癖﹐只当'旧桃'一换成'新符'﹐就是能天地一新。这喜新厌旧的毛病﹐是我祖上的落草秀才留下来的遗传病。基本没治﹐拿来闹一次两次农民革命﹐拆一两片房子﹐或许还能有振臂一呼的功用。”
方世玉说﹕“跟我好了以后﹐你就不准换了。从现在起﹐我有权力嫉妒所有跟你好的男人。”
“那就得看我们的农民革命是否成功啦。”我说。
方世玉说﹕“那是一定要成功的。你还要為我养下一群儿女。”
我哈哈大笑﹕“恐怕那都是化悲痛為力量生下的一群'精神儿女'吧﹖你不是才娶到了一个'精神老婆'吗﹖”
方世玉说﹕“你这个狐媚子﹐真是让我喜欢。这样看不见﹐摸不着﹐实在让人想得难受。还是不想算了。等写完手上的这篇论文再想。”说完掛了电话。
方世玉电话刚掛﹐我又给方世玉打过去﹐说我想他。方世玉说﹕怎么办呢﹖我说﹕没办法。然后﹐方世玉就开始说下流话。说现在就想进去。说想把他自己全部装到我的身体里来﹐也想把我全部装到他的身体里去。
方世玉一打“性电话”﹐说的倒都是地地道道“哥哥妹妹”的情话。“情”字没有装饰﹐直译成了“性”。“土”得可爱﹐还和现代人的“性开放”同根。可我又觉得俗气。觉得这不是农民革命成功﹐是西门庆潘金莲復辟。怎么我们转来转去还在老圈子里没走出去﹖出去了﹐又能到哪里去﹖换成宝哥哥﹐林妹妹﹐也不过是用我们戴氏文人的辞典﹐把同样的话说得酸一点而已。譬如﹕“想”是可以说的﹐“性”是不能说的。哪怕真做了也不能说。要是非常想说﹐也得枴弯摸角地说出来。说成﹕“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方世玉的好处是不急着赶到“现代”或“后现代”去。他有学问﹐学问长在肚子里﹐不需要把头髮染成五顏六色﹐枝枝椏挑挑着摩登大旗。学人忌讳华而不实。在我打断他关於谁进到谁里去的“性电话”之后﹐他换了一句极其实在的话儿﹕“我就想给你洗头髮。”这话儿虽然有点滑稽﹐依然不是戴家文人期待的情诗﹐但我非常喜欢。方世玉解释说﹕“我也没别的企图﹐我就想心疼你。”这下可是让我感动。一个男人爱你﹐又没有企图﹐只是想心疼你。还有什么爱情能比这个爱情更爱情呢﹖这一句体贴的台词配得上我对一句“上邪﹗我愿与君长相思。”
于是我也开始表忠心﹐嘴一张﹐说出来的又是戴家文人拐弯摸脚的怪话。我说﹕“你是三百年不醒的大醉﹐我是等你三百年的女乌龟。”
方世玉听不出我的戴家幽默﹐他说﹕“你应该说﹕我是三百年不醒的大醉﹐你是等我三百年的小妹妹。”
我顿时目瞪口呆。这句情话太煞风景。一个三百岁的老太婆﹐满脸阡陌交错的老皱纹﹐嘴巴成一个黑洞﹐坐在墙角﹐握着枴棍﹐等着另一个满脸皱纹的老酒鬼﹐口水巴拉地醒来。这幅情景实在不美。远不如老酒鬼旁边趴着一个身上长着绿毛的女乌龟有趣味。于是﹐我的“臭”劲上来了﹕“方世玉你根本不懂情诗﹐我说'女乌龟'就是'女乌龟'。”
方世玉就笑﹕“好好好﹐你是乌太太﹐我是乌先生。”
方世玉会了幽默。我也笑起来﹐说﹕“不对﹐我不是乌太太﹐我是子虚太太﹐你是乌有先生。”
有了“子虚太太”和“乌有先生”﹐我们的精神恋爱在子虚乌有之乡如同土地革命﹐哄哄烈烈﹐如火如荼。不久就真生出一些“精神儿女”来。先是我生出一些情诗﹐方世玉生出一些论文﹐后来﹐我又生出了杂文﹐方世玉则连字典也生出来了。
因為心情好﹐我们很快“儿女”成群﹐然后我们就一起夸奖自家的“儿女”比别人家的俊﹐我们生的“儿女”登在了一流的杂誌上﹐有几个脖子上还挂了小金牌。人家的只登在三流四流的杂誌上﹐几天就随着那些杂誌变成了垃圾。
在对待我们“精神儿女”的态度上﹐我和方世玉稍有不同。方世玉比我更娇宠这些“儿女”﹐认為只要是他生出来的﹐那一定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人人都应该来瞩目一回。他那个态度当然要比我更有帝王之气。我要求不高﹐全世界能有七个人来读我写的哲学论文﹐再有七个人来读我写的情诗﹐我就心满意足了。
谈论这些“精神儿女”﹐给他们“正名”﹐“排座次”﹐其乐无穷。这似乎可以是我们百玩不腻的游戏。可玩着玩着﹐我突然觉得我们成了两个老范进。巴巴地等着文章“中了”。也没在“精神恋爱”中恋出多少人性来。
方世玉不同意﹐他说﹕“我们怎么会像范进呢﹖我们是刚得了天下的刘邦呀﹐看﹐我们把我们的'精神儿女'安插到关键的哲学要寨上﹐看着它们摆着小样儿﹐為我们'守四方'。这多叫人得意﹗我们看的见﹑吃不着的爱情昇华成果子啦。这还不浪漫﹖”于是﹐我就同意了。我倒不觉得我们的爱情有了多少浪漫﹐但是﹐经方世玉一点拨﹐农民革命成功了的好感觉也从我头顶上油然而生。
后来﹐方世玉的哲学果子依然一个接一个地往外结﹐我的却越结越少。方世玉怕我不走学术正路﹐就一封一封给我寄情书。他的情书比他给我的“性电话”和“妹妹情诗”还要惊世骇俗。他给我寄他写的哲学论文﹗动不动就来一篇﹐厚厚的。如同送给我的玫瑰花。他还在论文的菲页上写﹕“给我的美人”。这就弄得我不看他的“情书”就对不起他啦。公野鸡抖开羽毛指引母野鸡干正事。论文就是方世玉功名卓着的红翎毛。我就是那个点头啄米﹐不停称是的灰母鸡。為了爱情﹐我真的读他的论文。一读就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