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定某一个文化﹐其实就是看那些从那个文化里走出来的各色男男女女。”
--林语堂<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引子
我说﹕“我们这些文人是害虫。”方世玉瞪了我一眼。
我心里暗笑。笑他那点儿自尊心。文人的自尊心是文人的盔甲﹐盔甲下面有一颗卑微的心﹐这颗卑微的心是<周易>里的一卦﹐动一爻则卦像变。穿蓝衫的变成了穿西装的﹐说中文的变成了说洋文的。这“变”字既是文人的滑头又是文人的聪明。因為求变﹐我们这些文人出了国。
从那以后﹐也就再没有谁来稀罕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拿自己当成个人物。我说我是诗人﹐人家就笑﹐说你是穷酸。还诗人呢﹖田野里拖出个野老汉子来也能吼两句“妹妹你那奶子呀像白饃。”他说他是哲学家﹐人家就更是笑掉大牙﹐说他是假正经。还哲学家呢﹖拉下裤子来看看﹐还不是一根长虫两个蛋﹐看见女人就活。
我们文人那点能耐不就是开会吗﹖文人就是喜欢开会。这会一开就把自己从俗类中提拔出来了。我们开会总是选在大冬天﹐因為省钱。而且每次都在纽约的玛瑞亚塔大旅店开。玛瑞亚塔大旅店的前厅大堂里﹐一长溜儿排着几个哈哈镜﹐放在门厅里让小孩子寻开心。我们这些文人依次从这些哈哈镜面前走过﹐有人看也不看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就直奔会场。我是喜欢看的﹐看我自己﹐也看别人﹐在各种哈哈镜里﹐我们变得非常滑稽。等走过最后一个镜子﹐我还会依依不舍。感到如果没有这些哈哈镜让我们从各种角度看到自己的滑稽﹐恐怕我们还个个以為自己是吴越西施﹐美得不行呢。
没有镜子的时候﹐日子其实挺好过的。看不见自己的滑稽。本来谁也不愿挑剔自己的模样。可后来我们出国了﹐在人家的文化里四处看﹐各个角度都有人家的镜子﹐我们这才看清了自己。我们这些文人在人家国家﹐学着人家洋人的法式活﹐人家浪漫﹐我们也浪漫﹐人家民主﹐我们也民主﹐人家自由﹐我们也自由。这是留洋的目的嘛。可不知怎么﹐咱们学来的样子﹐就像哈哈镜里的人影儿﹐一副东施效顰的样子﹐也就只有逗乐子的份儿。
不过﹐乐过之后﹐要是大家伙儿还能在哈哈镜里发现一些我们自己的遗传缺陷﹐那就真有点儿学问可做了......
第一面哈哈镜﹕ 圈子里的男男女女
1. 我和方世玉
我们开会的时候﹐墙角有两个落地灯﹐银色的灯桿子亭亭玉立﹐扇形的灯座托起两只半遮半掩的“小月牙”﹐像减过肥的唐代仕女﹐梳着扇形的大髮鬏﹐学着自由女神的姿势﹐把握在手里三千年的古锡灯举过头顶。“小月牙”在托灯仕女手上发出牙白色的光﹐均匀稀薄地散漫在屋里﹐在我们的秃头﹐塌鼻子和厚眼镜片上卑微地反着光。文人在牙白色的“月光”里坐成一个圈﹐像是蜡人儿﹐按大小被分成等级﹕教授﹐名教授﹐国际著名教授。在这样有等级的文人圈子里小蜡人儿吹捧大蜡人儿﹐大蜡人端着架子。虽然心里谁也不服谁﹐反正个个活得很有滋味。文人只有在文人的圈子里才重要。所以﹐圈子再小﹐对文人也是必须的。我们吃着五谷杂粮﹐吐出一些圈子外的人听不懂的句子﹐我们就说﹕我们在做学问。
我们这个学问圈子很小﹐三十来个人吧。在美国能找到三十来个中国哲学家﹐怕也就是一网打尽了。 我和方世玉都是这个小圈子的发起人。我们几个发起人本来互不相识﹐我们先是到檀香山参加洋人召集的“东方哲学大会”。后来我们就结伙到沙滩上晒太阳﹐看蓝天。那天的海浪很热闹﹐像一群一群穿着蓝裙子的大姑娘﹐一路嘻笑﹐你追我逐向沙滩跑来。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摔倒在地﹐跌进裙裾﹐掀起一大圈白色的荷叶边。沙滩上有几棵矮壮的椰子树，在我们头上结满了成熟的椰子，金黄色的，但却没有人留意它们，就像一些不幸的爱情，成熟的时候没有人来採﹐看着就老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在中国的时候见过方世玉。
我们一起卧过铁轨﹗当然﹐我们不是要自杀。我们是要堵住从南边开到北京去的火车。那时后传说有部队从南边调到北京对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大学生。我们的大学在南边﹐我们不绝食﹐我们卧铁轨。卧铁轨也很浪漫。头上是蓝天白云﹐脑袋里是自由爱情。男男女女﹐几百个青年并排躺在铁轨上﹐可能还手拉着手。就算谁也不知道谁的名字﹐那情景怕是终身难忘的。所以﹐我想起来之后﹐方世玉也立刻想起来了。方世玉当时就躺在我旁边。我们不是一个大学﹐有没有互通姓名已经记不得了。但他说他记得我当时说了一个笑话﹐我说做哲学就和做马桶(木头的﹐红色)一样。都是要把事儿做得溜溜圆。不能留缝隙。从前一块板到后一块板要拼凑紧了﹐不能让异物流出来。这样的工作在做马桶中﹐叫“插榫头”﹐在做哲学时﹐叫“写论文”。“榫头”在论文里就是“逻辑”。马桶不能漏﹐逻辑要严谨。我不记得我是不是说过这个笑话﹐但是如果有“马桶”二字在笑话里﹐那保不準就是我讲的。我上大学前在红星马桶厂工作过。
这么一个小小的回忆﹐使当时躺在沙滩上的几个文人都兴奋起来﹐一下子﹐大家都拉起关係来。好像我们都是八百年前的老熟人。于是﹐我们就决定成立一个“华美哲学会”。有个协会帮衬着﹐我们的腰板就挺直了一些。会﹐也可以自己开嘛﹐干嘛总是开洋人的。当教授反正都得作学问﹐得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个“华美哲学会”。这个协会有点像同乡会﹐不过美国人辨别不出来。
“华美哲学会”是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的。单这地点儿就比什么“红楼”﹐“红船”浪漫。我们当时又是决意要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当年孙文一定要搞议会立宪的决心一样大。只是﹐孙文要搞大﹐要全中国都来选议员﹐搞立宪。结果﹐国人落后﹐推翻皇帝可以﹐让他们民主就不会了。孙中山折腾了半天﹐弄出个袁世凯復辟。没有皇帝的日子﹐中国人不会过﹐推翻一个皇帝不过是想换一个皇帝试试运气。而我们是一些留了洋的哲学家﹐与那些不开窍的农民不同。我们个个上知天文下知地里﹐既懂中国又知美国。我们当大学生的时候就梦想着民主﹐自由﹐人性。我们并不想把民主做大﹐把浪漫夸张﹐我们只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搞搞“西化”﹐总是不难吧。平常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大学里﹐看洋同事怎么做民主﹐闹自由﹐谈爱情﹐我们就怎么学着做不就行了吗。就只当是演戏﹐人家怎么举手表决﹐我们就怎么举手表决﹔人家怎么送花﹐我们就怎么送花﹐也总是可以学着演一齣热闹的吧。
这样就有了我们小圈子里的男男女女。
可是﹐奇怪得很﹐小圈子一有﹐圈子里的人马上就有了排座次的问题﹐接着八股腔也出来了。三十个文人聚到一起﹐立刻变成了一群<红楼梦>里的贾政。叨嘮来叨嘮去的都是功名。连见面问个好也成了﹕“怎么样﹐你又发了几篇论文﹖”或者﹐“在几流杂誌上发的﹖”再多谈几句﹐就越发酸溜起来﹕“又有人请你当主讲学者了吧﹖”开会的时候﹐圈子里的人又一个个拉长一张苦脸﹐皱着眉头讨论“詮释”﹐“本体”煞有介事。这时﹐我又觉得好笑得很。“同乡会”要这么严肃干什么﹖于是﹐我就会突然冒出一两句自讽自嘲的鬼话来煞煞风景。
我是我们这个文人圈子里的一粒老鼠屎。自从年轻时做过马桶﹐我的本色就是“臭”。小圈子里的文人坐在那里﹐个个严然如纽约的帝国大厦﹔我则是纽约的地铁站。他们爬到云里﹐我钻进他们的肚子里。钻进文人的肚子里﹐尊敬就没有了。我从小就生在文人堆里。我们戴家号称“文坛耆宿”﹐祖上有朝廷命官﹐前清举人。老樟木箱子底下总还可以翻出一两件带着绿色铜锈的古玩。我家那点老文人底子传到我这辈份﹐怕已是十八代了。我对文人的德性了如指掌。别看文人在那里玩着“形而上”﹐一钻进他们的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形而下”。
好文人当然有﹐他们不是早死就是跳了汨罗江。
我曾经对方世玉抱怨﹕圈子里的人怎么玩来玩去依然是玩中国人玩的老游戏。既不幽默﹐又不浪漫。出了国﹐旧文人的两袖清风﹐隐逸山林的洒脱劲儿﹐他们没沾染上﹔洋文人的风情万种﹐爱狗爱猫﹐他们又学不来。你听听圈子里问来问去的三个问题都是些个什么问题﹖可笑得很﹐那也算是个什么价值标準﹖就和我们戴家过去找私塾先生的考题一样﹕“写过门联几帖﹖”(“你发了几篇论文﹖”)﹔“贴在何等贵人府上﹖”(“在几流杂誌上发的﹖”)“有无受俜為他人私塾主师爷﹖”(“有没有人请你当主讲学者﹖”)。三个问题一问﹐先把等级给分出来。
方世玉笑而不答。推了一下眼镜﹐摆出一副学究的样子﹐走了。
方世玉在圈子里是有位置的人﹐叫“著名儒学家”。又因為是在美国教书﹐一回国﹐还可以在“著名”前面再加上“国际”二字。他一说话﹐圈子里不少人的头就对着他点﹐脸上也浮着笑﹐像一盘盘黄油油的向日葵。所以﹐我也没指望他敢和我一样“臭”。但是﹐第二天﹐方世玉突然给我写来一封情书﹐不知為了哪一点﹐我从“臭”升级成了“臭豆腐”﹐居然有人爱上了。方世玉情书里说﹕
《柏拉图》的某页上讲﹕有一匹黑马﹐他的理性是一把韁绳。第一天﹐黑马
要跑去找他的美人﹐韁绳拉着他的鼻子﹐黑马挣脱了韁绳﹐跑到了他的美
人那里。第二天﹐理性把韁绳扯得更紧。黑马挣不脱。烦躁不安。最后﹐
黑马挣得鼻子流血﹐挣断了韁绳﹐还是跑到了他的美人那里﹐在美人的膝
下美美地睡了一觉。
这份情书让我眼睛一亮。原来那天夜里方世玉是辗转反侧﹐把我当作窈窕淑女来想着了。我从来不拒绝爱情﹐人能爱才叫活着。于是﹐那个和我一起卧铁轨的方世玉立刻变成了一匹有血有肉的黑马﹐从一群酸溜溜的文人中嘶鸣而出。方世玉就成了我的男朋友。
“黑马”和“美人”是个开头很好的故事。不酸不俗。方世玉像个热烈的煤球﹐把一种当美人的好感觉暖暖地吹给我。我也立刻热成一个煤球。我说﹕“倘若你方世玉明天被发配到渔阳﹐我明天也跟到渔阳﹔倘若你方世玉后天跳了汨罗江﹐我后天也跳汨罗江。”方世玉哈哈大笑﹕“哪有那么悲惨。我这就想带你去罗马﹐去埃及呢。”
罗马﹐埃及自然是去不成的。所以我们就到了纽约开会。
方世玉有老婆有孩子。他当我的男朋友是偷着的。爱情一染上“偷”的色彩﹐天生就比大堂相亲多了一些浪漫。一浪漫就有故事﹐开会是我们见面的故事。我们有会必开。可是﹐在会场上见了面﹐他又要和我装成授受不亲的样子。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我们先后从会上溜出来。他拿帽子遮着眉毛﹐我拿围巾蒙着鼻子﹐像两个侦探先后滑进一家不显眼的小中餐馆。小餐馆的墙上贴满了照片。都是一些到此地吃过饭的大小名人﹐没一个是哲学家。发黄的几张是黑白照﹐有点年代了。彩色的照片似乎都是四五流的电影明星﹐有很招摇的大腿和脱到脚腕的黑丝袜。俗气得可爱。我们在这些大腿下找了一个最黑暗的角落坐下来。才坐下来﹐方世玉就说他对我的不认真很生气。他说﹕“你总是嘲笑我们文人干什么。有能耐去和中国的贪官斗去。我们是害虫﹐他们是什么﹖”
我心里正在柔情似水﹐就拿手去捏他的手﹐算是道歉。他就势拿起一张菜单﹐遮着我们俩的头﹐在我的嘴唇上狠狠地亲了一下﹐算是对我道歉的回答。我耳朵里嘎噠响了一声﹐像是头上那些大腿的鞋袢子解开了一个。亲完后﹐方世玉说﹕“这样不行。我们得找个地方。”又回头向门口张望了一下﹐“你这个狐媚子﹐不能碰。一碰﹐我的'害虫'就活了。”我就笑。文人的“形而下”首先由“害虫”表现出来。“害虫”是一支独立大队。自说自话﹐想活就活﹐跟农民的没什么两样。
方世玉是农民出生。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爱吃烤兔子﹐焖野鸡。最好﹐再来点二锅头。当他们啃着黑呼呼的烤兔子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可爱的。像田野里的玉米﹐活着。人按照本色活着的时候﹐我们才能评价他/她的可恶与可爱。我就喜欢看方世玉啃野兔子的样子。他在我家院子里架起一堆木头﹐把野兔子烧的滋溜响。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说﹕“香。这才叫兔子。”看他啃过几次野兔子后﹐我就把他当成了洪秀全。有的时候﹐他把大脚往我面前一伸﹐说﹕“捏一捏脚”。我还会把他当成朱元璋。尽管我反复解释我是真的喜欢他的那种来自农村的朴实﹐但方世玉依然不愿意我叫他“洪秀全”或“朱元璋”。他说他是贾宝玉﹐是罗密欧。
我与方世玉在小餐馆里吃了一些金黄色的锅贴和酱红色的猪大肠。方世玉就领着我到在纽约的大街上去逛悠。逛了半个小时﹐没有找到可以亲热的地方。纽约的冬天﹐天黑得早。繁华的街道高楼林立﹐像积木搭起来的虚幻世界。外地人走在这些高楼下面﹐就自然产生了一种卑微的“火柴棒子”的感觉。街道两边竖立到半空中的窗户像一块一块麦芽糖﹐在“火柴棒子”们的头上泛着甜腻的灯光﹐把慾望﹐艰辛﹐好运气都翻译成一样的黄金顏色﹐晕染到黑暗里去﹐像雾。让人觉得那就是生命卖出的好价钱。
方世玉和我绕来绕去终於走到了一条偏僻的街道﹐灯光顿时少了。两边的高楼成了两排挺拔的大黑牙﹐把我和方世玉压在它们的影子里慢慢咀嚼。我们两个人是两片小小的檳榔叶﹐落进城市的大嘴里。没人注意我们﹐我们却有一肚子紫红色的热情恨不得全都挤出来。一路上﹐有几个缩着脖子的纽约人和我们擦肩而过﹐脸都是冻豆腐的顏色﹐显然不如我们精神。走了一会儿﹐方世玉说﹕“我们得回到会场去了。外面太冷。”我说﹕“不回去。冻死在一起也比被那些论文烦死好。”方世玉说﹕“你来开会﹐总是要听论文的。”我说﹕“那是你。我走到哪里都只要两件东西﹕爱情和自由。”方世玉就笑﹕“杨赳的论文写得是不像东西。整个都是胡说八道......”
我赶紧打断方世玉﹕“别﹐别提论文。我们是出来谈恋爱的。”方世玉哈哈大笑﹐把我一把拉到路边﹐在两个楼房之间的牙缝里长长地吻我。这种做法让我觉得很野﹐像钻进乡下的高粱地里﹐那些楼房就是一片顶天立地的红高粱﹐把哥哥妹妹藏在它们神秘的土躁味里。可是﹐方世玉松开我的嘴唇﹐立刻就说了一句煞风景的话﹕“他那个大学不怎么样。”
“谁﹖”
“杨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