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归原（上）
发布: 2014-9-04 12:51 | 作者: 袁劲梅
后来﹐刘延磬把她的遗传学理论从生物学扩展到人类社会和家庭结构。她说﹕有一样东西叫“遗传密码”﹐这个东西太厉害。我们生下来﹐带着我们祖先的DNA遗传基因﹐我们的基因里有着我们无法摆脱的遗传密码。如果是带病基因﹐我们就得遗传病﹐你想不得都不行。这是你在娘胎里带来了。生物遗传密码是人的第一组遗传密码。出了娘胎﹐进到家庭﹐家庭就是娘胎的扩大。我们的父母家庭教给我们的是类似与DNA 生物密码的第二组遗传密码﹐叫“道德遗传密码”。人﹐三岁看大﹐五岁看老。说的就是这第二组遗传密码。
根据这个理论﹐刘延磬解释通了一切杨赳有的坏德性。刘延磬宣称﹕一个在有关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在受虐待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从父母家庭那里接受的道德密码是不同的。后一种孩子﹐比如说杨赳﹐是听恶毒话长大的﹐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因為他没有被尊重过﹐他的第二组遗传密码出了毛病﹐有带病基因。他其实胆子很小﹐特要人尊重。人家一说话﹐他的反应首先就是保护自己﹐反对别人。反对别人是他保护自己的手段。因為这类孩子不自信﹐没有安全感。他们小的时候精神上就缺了一块。这其实很可怜﹐是他们的悲剧。读书﹐做学问﹐可以改变他们的表面举止。要想他们做基因修补﹐基本不可能﹐无论他的学历达到多高﹐他学得再多也就只是做学问的技能﹐而不是做人。你再给他写多少情书﹐最终还是无法真正沟通的。什么叫“遗传”﹐这就叫遗传。遗传的力量永远比变异大得多﹗变异只是个别和偶然。
从此﹐刘延磬选择了印度甘第的和平主义对付杨赳﹕从不妥协﹐也从不告他。绝不生小孩﹐也不提离婚。打不还手﹐骂不开口﹐随杨赳怎么暴跳﹐刘延磬总是一个反应﹐站起来﹐拍屁股就到实验室去。杨赳只会暴力来暴力去﹐对和平主义倒没折了。刘延磬的不理不睬﹐他没有法子对付。他写伊媚儿想激怒刘延磬﹐挖空心思说伤害人的话﹐刘延磬常常被他气得半死﹐但绝不回復。她知道只要她一回復﹐杨赳就又有了对手﹐暴力革命的那一套就又可以拿出来用了。有的时候﹐杨赳会来赔礼道歉﹐求刘延磬回去。一副泄了气的皮球的样子。刘延磬又会觉得杨赳挺可怜﹐嘆口气说﹕“有的孩子生下来后﹐身体有残跡﹐缺一只胳膊﹐少一只脚。杨赳是生下来后精神上有残跡。他作為人﹐精神上缺了一只胳膊少了一只腿。是他妈害了他。”然后﹐又跟他回去﹐烧好菜给他吃﹐做汗背心给他穿。可没几天﹐无端一件小事﹐又可以吵出一局从“暴力革命”到“和平撤退”的好戏。每每这时﹐我都劝刘延磬离婚。刘延磬说﹕“没有精力。跟杨赳这样的人闹离婚﹐不知要花多少精力呢。还不如去做实验。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杨赳出来开会﹐刘延磬从来不跟来。哪怕是知道在会上能见到我﹐她也不来。刘延磬是文人里的倔种。而杨赳﹐做哲学居然做的是伦理学。一个动不动就打老婆﹐在美国就该去坐牢的人﹐还好意思次次开会都来读一篇什么关於“德性”的论文﹖在小圈子里﹐杨赳就是个秦二世子婴。
3. 宁香和老殷博士
在纽约的大街上﹐方世玉在和我亲热的时候提到了杨赳。我立刻就把他推开﹕“扫兴。你居然吻我的时候还想着杨赳﹖”方世玉赶紧搂着我的腰道歉﹕“不是吻你的时候﹐是吻你之后。”
“那还不一样﹖”我说﹕“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準想那些俗不可耐的人。”
方世玉说﹕“好好﹐只想你一个人。”说着﹐把我冰凉的手拉进他的大口袋里暖和。于是﹐我也抱紧方世玉吻他。我喜欢看方世玉摆下那个在会场上的臭哲学家架子﹐变成一个人。他最好还得会唱情歌﹐会给妹妹头上戴朵枝梔花。让赤条条的香味从我头上直扑到所有过路人的鼻子里去。
我一主动﹐方世玉就变得比我想像地更激进。等他彻底从哲学家变成了一个男人﹐他就叫我做他老婆。
我说﹕“这怎么行呢﹖你有老婆呀。”
方世玉说﹕“不管。你现在就叫我'老公'﹐说﹕你是我老婆。”
我不说。
“老婆”又不是什么浪漫的词儿。一种所属关係而已﹐像一个布锁扣﹐盘在男人的长衫上﹐男人可以把她係紧了﹐也可以把她忽略了。“当老婆”的游戏是刚从田里赶回来的男人和等在炕头上的寡妇相好偷情时玩的。这样的情话是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们戴氏文人的辞典里的。戴氏文人若说情话﹐定是要引诗作赋以寄情怀﹐譬如说﹐在这种时候﹐他们会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他们比较旧﹐说“性”和“情”这一类私事﹐都得隔一层纱看﹐那样才美。他们要的是那种若及若离的味道。我身上的戴氏“风骨”潜意识里怕也是在等着这样的情诗呢。
可方世玉比他们新﹐说起话来不阳萎。上来就把一步三探的永叹调给简化了。当然﹐我能理解﹐环境不同﹐“情诗”的念法也就不同。这是在美国﹐过日子像赛跑一样。半年一年才得一次开会的机会﹐没时间绕弯子。我虽然不习惯方世玉的这种洪秀全﹐朱元璋式的求爱语言﹐但也是可以喜欢的。“当老婆”﹐“当老公”直捣性爱问题的实质。不留余地﹐归属感强。
于是我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就当精神上的。”
其实﹐我谁的老婆也不想当﹐自由对于我和爱情同样重要。恋爱為什么一定要恋到把一张脸变成一个终点站﹖一辈子呆在一个站牌下﹐等着永远也不可能再来的下一班车。看一张脸看到死﹐那还不烦死了﹖他方世玉人到中年﹐突然又有了当“黑马”的冲动﹐还不是因為在同一张站牌下呆腻了。他就是投身事业﹐着书立说﹐怕也不能把雄性荷尔蒙软化成德性护肤霜。
这就是我在爱情问题上的“头脑清醒”。我只谈精神恋爱。换一种说法就是﹕只做精神老婆。不涉及床屉俗事﹐做爱至接吻止。
我把我的原则告诉了方世玉。方世玉就跟我讨价还价﹐说﹕“能当真的就当真的﹐不能当真的再当精神的﹐精神的当不成﹐也可以以兄妹相称。”
没等我回答﹐方世玉突然警惕起来﹐说﹕“看﹐那是谁﹖”
原来﹐当“精神老婆”也有危险。得和打游击战一样紧张机智。我本想嘲笑方世玉“叶公好龙”。可这时我也看见在马路对面的黑影里站着两个人。
那两个人一个是我读博士时的要好同学宁香﹐另一个是个老头。那老头可不是一般的人﹐是老殷博士。他们都是来圈子里开会的人。老殷博士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老前辈﹐在我曾经读过书的大学里当中国哲学教授﹐他方头方脑大方嘴﹐长了一个“回”字脸。他和宁香之间的关係在圈子里是不宣而知的秘密。
说老实话﹐当我看见了马路对面的宁香和老殷博士像两根冰棍立在马路上时﹐爱情像在冰上滑了一跤﹐有一种滑稽感觉。原来爱情都是大同小异。我和方世玉的爱情也没啥惊天动地。和宁香﹐老殷博士一个水平。看来﹐谈恋爱比纺纱织布还容易﹐不用有经纬﹐有机会就行。只是也真难為了老殷博士﹐大冬天的﹐居然也有和方世玉一样的热情﹐若再把年纪作為参数考虑进去﹐老殷博士爱恋宁香﹐比起方世玉还更有勇气。
方世玉压低了帽子﹐然后问我﹕“宁香為什么要跟他好。他都可以当她爸爸了。”我说﹕“人家的事。我不谈。”
其实﹐宁香的事我很清楚。宁香也是旧文人家庭出生。母亲唱过旦角﹐父亲拉京胡。宁香原本是个画家。长得诗情画意。每天化淡妆﹐眉毛一根不乱﹐发卡的顏色和胸针搭配。性情极敏感﹐一碰就哭。她的爱情故事很长﹐但都大同小异。她告诉我﹐她妈年轻的时候就想唱成名角﹐可没成。所以坚决不準宁香从艺﹐却又用了她自己在京戏班子里苦练功夫﹐出人头地的思想管教宁香。对宁香极严格。每天早晨天不亮宁香就要起床﹐先去小菜场买新鲜鱼和小菜秧﹐準备晚上的菜饭﹐然后煮豆浆﹐做煎饼等一家老小起了床吃。大家都吃早饭的时候﹐宁香背英文﹐因為宁香不吃早饭。她妈的理论是只有饿着肚子练﹐功夫才能到肚子里去。偏偏有些功夫﹐比如说艺术﹐不是苦练就能练出来的﹐要灵气。刻苦是可以学的﹐灵气却学不来。宁香从来不贪玩﹐素描画了一大堆﹐基本功不错﹐可总是笔下无神﹐放不开。宁香长大后﹐怪她妈用她那京戏班子里的一套﹐把自己的灵气给打磨掉了。所以﹐宁香对自己的绘画事业从来没有信心。
宁香的父亲倒很温和。拉了一辈子胡琴﹐也没拉出什么名堂来﹐到后来就把拉胡琴当作修生养性的功夫。每天﹐拖个马扎往园子里或马路边一坐﹐地下铺一张报纸﹐报纸上放杯香片茶﹐就能嘰呀嘰呀地拉起来﹐像人家老人打太极拳﹐做气功一样。宁香从小就只跟父亲亲。一到谈恋爱的年龄﹐宁香一律爱上的都是有点年岁的名人﹐常常是单相思﹐贴几张名角的照片在自己的闺房里看看了事。
宁香先是学了国画﹐后来出了国﹐到了美国中部﹐又改学油画﹐爱上了自己的油画教授。做了很多葱油饼给人家吃。那位美国教授的太太也是油画教授﹐并不知道宁香在暗恋自己的丈夫﹐也分着吃到了不少葱油饼﹐还请宁香到他们家去玩。玩得宁香痛苦不堪﹐没毕业就离开了油画系。一离开学校﹐宁香立刻发现一个画家出国﹐原来什么也干不了。于是宁香又转了行﹐来哲学系学美学。一年一年做着﹐总也不毕业﹐兴趣不在学问上﹐恋爱倒没少谈﹐老殷博士是她转到哲学系后的情人。
老殷博士也是有家小的。所以在这爱情的问题上宁香和我多了一份共同理解。宁香是上海人﹐她要一种实实在在的﹐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爱情。譬如说﹕在黑黑的汽车里静静地坐着﹐但是必须手握在一起。或者﹐她走在前面﹐她的情人走在后面(这个情人现在该是老殷博士﹐以前是别人)。她停下来拉起情人的手﹐悄悄走过别人家的窗口﹐停在她的闺房下面。抬起头看着她那个日日等待着的窗户﹐还有窗口的台灯流下来的菠萝色的光﹐然后说再见﹐说完了又依依不舍﹐手还牵着﹐最后﹐像两个影子一样滑进她那间暗暗的闺房。关了灯﹐拉上窗帘﹐就着一条细细的﹐薄纸一样的月光﹐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一个人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当然应该是她﹐另一个人就开始哄﹐拥着她倚在那个铺着象牙色床罩的单人床上。象牙色床罩边缘上掛着粉红和银灰相间的穗子﹐每一根都很多情﹐都很细腻。宁香想要的爱情就像那些穗子。不大﹐却柔软细密﹐每一根都可以放在手心里感受。每一根都有一个结果。这就使我一直怀疑长着“回”字脸的老殷博士如何能胜任他的角色。
老殷博士是从陕北农村出来的。先到了台湾﹐后来到了美国。搞“易学”成名﹐学问倒是做得挺大﹐可总端着中国祖师爷的架子﹐洋学生没有愿意亲近他的﹐他也记不住洋学生的名字。记不住学生的名字倒也难不到他﹐老殷博士可以给学生改名字﹐把“斯维福特”改成“特富”﹐把“马修斯”改成“马死”。反正他对着斯维福特和马修斯多叫几遍﹐那“马死”就自然被马修斯认去了﹐而“特富”也自然不会没人要。
老殷博士整天低着头想心思﹐他自己有一个想当然的天地﹐叫“形而上学”。他在这个天地里想着《周易》﹐想着“本体”。想着想着﹐就能把没戴帽子的钢笔插进白衬衫的口袋里﹐然后胸前顶着一块从钢笔肚子里流出来的蓝黑色“本体”﹐在系里走来走去。有的时候想累了﹐上课的时候也能头一歪﹐天塌下来不管﹐先做一个庄生化蝶梦。边幅﹐又不是边界﹐当然没有必要修好。鞋子﹐不过是“履”﹐拖沓进了教室﹐就可以踢进课桌底下﹐由它们八字洞开﹐“履”贤下士去。
有一次﹐老殷博士的儿子把两块绿色的口香糖放在他的座椅上﹐老殷博士那天新穿了一条白绸裤﹐他站起来去给研究生上课﹐屁股上一边黏了一块。老殷博士说起话来每个字儿都在大方嘴里东撞西撞几下才能撞出来﹐学生听起来是一串唔嚕﹐唔嚕的声音。学生告诉他屁股上有东西。他“唔﹐唔”一手拉一个﹐把两块口香糖从屁股上拉了下来。第二天﹐又去上课﹐白裤子上口香糖是没有了﹐屁股上一边一块绿印子。
宁香和我的一大乐趣就是讲老殷博士的奇闻逸事。学者似乎都该可笑。所以我们俩一块儿嘲笑老殷博士的怪异﹐并非出於不尊重。
八十年代开始﹐老殷博士经常回大陆﹐陕北的乡下亲戚就叫他捐钱办这办那。老殷博士捐过两次﹐每次五百。算是衣锦还乡。后来再来要﹐就只给五十。再后来就不给了。反倒过来开始从中国赚钱。老殷博士到中国讲<易经>。<易经>要叫我看﹐是中国农民投机心理的经验总结。天说变就变﹐事说变就变﹐抓到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农民抓机会要有一个指南﹐<易经>就是这个指南。準不準﹐碰运气。经验看了一万个﹐概率总有一个吧。抓机会就是求概率。那会儿中国人人从商﹐个个都想抓机会。老殷博士到中国大讲<易经>很受欢迎。讲着讲着﹐老殷博士就开始办大学。一办就办了一个大的﹐叫“中西世纪大学”。“中西世纪大学”有一间办公室。没有教室﹐没有教授﹐没有校园﹐只有一个校长﹐就是老殷博士。但“中西世纪大学”在中国大陆却有许多学生。那些中国的学生中很多都是官。“中西世纪大学”可以给他们发“美国硕士”文凭。在中国当官需要文凭。“中西世纪大学”可以製造文凭。各取所需。这也是易学妙用。
文凭是谁製造的﹖我製造的。我那时是博士生﹐在系里当助教。做一个叫“儿童哲学”的项目。每个学期都到小学去教小孩子哲学。学期结束了﹐我就用一个可以设计贺年卡和新闻小报的计算机软件﹐给小孩子印一张用罗马字写的“哲学家”证书。都是哄小孩子高兴的玩艺。老殷博士看见了﹐叫我也给他设计一个用罗马字写的证书。我还只当老殷博士突然发了童心﹐要和小孩子们凑热闹。我就把给小孩的证书稍加修改﹐给他做了一个。等到他把这个了不起的罗马字证书復印了六十份﹐装裱一新﹐发给那些来参加“毕业典礼”的中国官员学生时﹐我是目瞪口呆。我做的那个哄小孩子的玩艺﹐竟然也可以被老殷博士拿去哄中国的官员﹐而这些“证书”还将被这些官员学生带回中国去哄他们的上司或部下。
这可就是老殷博士的不地道啦。文人作假和文人偷书可不一样。文人作假叫“舞弊”﹔文人偷书叫“好学”。老殷博士大胆地舞弊﹐比起孔乙己偷书﹐可称作“大手笔”。老殷博士还敢把这“大手笔”就这么名目张胆地写在“回”字脸上﹐人倒因為那种明目张胆有了他的特色。宁香反而说他不是两面派。连“坏”也敢写在脸上。
我当时坚决反对过宁香跟他恋爱。那时候﹐我和宁香都是留学生﹐一人坐在一个鞦韆上﹐你荡过来﹐我荡过去。风像丝绸一样﹐微微皱着﹐时展时开﹐搭在我们的肩上﹐系在我们的头发上﹐在我们的耳边悉嗦作响﹐把我们的裙子吹得飘呀飘呀。宁香身上的柠檬味就飘过来﹐很好闻。
我说﹕“老殷博士办的那是什么大学呀﹖买空卖空。这才是叫'投机商'。你能跟他好吗﹖哪天他把你也变卖了。再加上他那么大把年纪﹐当你爸爸都可以了。你让他叫你爸爸什么﹖'哥'还是'弟'﹖”
宁香不说话﹐犹犹豫豫地嘆气。说﹕“你知道我的故事.....。”
我说﹕“我当然知道﹐你宁香有恋父情结﹐终日想当孝女。可你就是想找个老的嘛﹐也不能找个老得会犯法的呀。”
宁香反驳说﹕“老殷博士没犯法。他办大学的收入是纳了税的。没有犯美国的法。而在中国﹐作假不犯法呀。他又不是卖假药害人。他是助人哩。”
宁香和刘延磬不一样。刘延磬是康德主义﹐要活出原则﹐头上要顶着明朗的星空﹐心中要揣着道德準则。宁香是实用主义﹐能在确定性的祈求中為不确定性找到位置﹐她不崇拜康德的绝对命令﹐跟着感觉走。
后来﹐宁香和老殷博士一会儿断﹐一会儿好。终是没和他断掉。不仅没断掉﹐还上了床。宁香说﹕老殷博士是地道的老式中国男人。认认真真地爬上去﹐认认真真地爬下来。
哎﹐人要的东西不一样。谁知道呢。宁香或许能看见老殷博士的好处。老殷博士或许对宁香情义缠绵。我们外人犯不上去指三道四﹐只但愿他们生个儿子不是“回”字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