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2013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门罗
发布: 2014-5-30 06:46 | 作者: 袁劲梅/傅小平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门罗获奖也提供了检视小说这一形式的契机。无论是图书市场，还是读者更习惯于以小说篇幅的长短论“英雄”，而实际的情况是，从小说的内在品质上说，所谓长短从来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为门罗做了30多年编辑的资深出版人安·克洛丝就说，跟许多伟大作家一样，门罗小说的字里行间都蕴含着无比丰富的言外之意，让她短篇的内涵可与许多长篇媲美。
袁劲梅：短篇小说是短，但诗还更短呢。诗人获诺贝尔奖，不在他/她写了多长的诗，而在他/她写出多好的诗。诗，散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不过是文学用来表现生活、情感和思想的不同形式。文学，给形式灵魂。不同形式的文体，有不同的力量。写短篇的作家获奖，虽不多，但是应该的。
门罗写了一辈子短篇，她得奖，因为她的作品虽短，但篇篇有文学的灵魂。她写的是短篇小说，但她探讨的是大主题：人性。就思想厚度来讲，并不比长篇小说表达的人性薄。她的小说写得很精细，她喜好精细。短篇小说的形式能让她精心编织。门罗的小说语言非常简洁、干净。光那种简洁、干净就是一种魅力。这也是短篇小说的力量。好作家很多，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这由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定，但好作家的作品，不管长短，一定都有灵魂。
傅小平：读门罗的小说，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它们在形式上偏于传统，甚至可以说是老派的。但就小说传达的意蕴来说，又似乎特别现代。这有别于我们目前占主流的用前卫、另类的方式表达文学的新质的观念。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颠覆”了所谓“形式就是内容”的流行见解。或者说，这一见解简单地从表层去理解本身就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相反的情况，反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太过传统的内涵。我想门罗获奖，对类似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写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能提供别一种思考维度的。
袁劲梅：门罗一直在写。作为一个80多岁的女作家，她本人就是历史，就是故事。她的小说在形式上偏于传统，那是自然的。前卫写法还没出来的时候，她就是门罗了。又因为她一直在写，她的故事内容和对人生的探讨，又总有新发现。这就出现了您所说的：形式传统和内容现代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只要作家找到了她喜欢且熟悉的形式，她用不着去换成“前卫”写作。只要她能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地自然，这就行了。这是她的本事。
传统和前卫也是会变的。大家以前穿布衣服的时候，出了化纤衣服，后者是前卫。过了若干年，又倒过来了。大家又换成喜欢穿布衣服了。门罗没跟潮，世界转了一圈，又回到到穿布衣服的年代，也没有什么不可能。新人旧人换了，门罗就是门罗。她布衣服一穿就穿了60多年。说到底，形式因为内容而生光彩。文学是创造，没有一定的规格和非接受不可的形式与内部的统一。门罗的坚持不懈地写作和探索真理，使她超越了传统，也超越了前卫，形成她自己的风格。老派新潮结合无间，这是她的创造。
傅小平：很多人倾向于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包含了太多政治上的考量，有无可避免的政治倾向性，也少不了意识形态偏见。每年诺奖颁发，总会有专家做有关文学与政治的各式读解。而门罗获奖之所以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她的写作与政治完全无涉。《纽约时报》评论称，门罗是一个面目模糊、难以定义、非政治化的作家。“瑞典学院的这个抉择是近年英语写作的一个短暂安慰。她那些深入展现人性和心理的作品，更接近于纯文学写作。”你怎么理解？
袁劲梅：政治，是个小领域。人的世界是个大领域、宇宙就更大了。文学是表达后者的。它本身所涵盖的，就应该是比政治大得多的领域。从一个文学奖中，看出政治，那是看小了文学。要不然，就是看的人政治上太敏感，并不是所有的人政治上都很敏感，当然，政治运动经历多了的民族，容易敏感。
政治是什么呀？如从学术上看，现代西方现代政治学以量化研究为主，假设一个模型，收集很多数据，根据数据显示的结果，证明模型是否有效。这和文学作品毫不相干。那么政治指那些政治家做的事儿、写的演说？这也和作家写的东西不同。那么，政治是什么？是看你反对不反对我或者我的政府？若这样理解政治，那和理解帮派有什么不同？这不也太小心眼了吗？
中国人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比其他民族都有更高的政治敏感度（或帮派敏感度。怕站错队，怕被指为叛徒，不能容忍不同）。这可能不被其他国家的人理解。我从来没听过我周围的美国同事和学生谈诺贝尔文学奖有“政治考量”。他们也不是都读过门罗。听到门罗获奖，最多说：我们把她的作品找来读读。听见高行键、莫言获奖的时候，反映也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人一碰，就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文学揭示普世人性，政治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要叫我看，不光是门罗的作品，高行健和莫言的作品，也都不是政治的，而是纯文学作品。
那些解读的人，自己有政治立场，夸大了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的关系，以一个不清不楚的概念“政治”来考量一个文学奖，象是搞运动时的作法，我觉得没什么积极意义。而且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高行健得奖，我们说诺贝尔文学奖有政治倾向，对它不屑一谈。到莫言获奖了，我们不说了，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文学最高荣誉。这种前后不一致，不是人家的文学奖造成的，是我们自己太“政治”造成的。高行健作品里的那些反思，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他不过就是早说了几年。当年，他得奖，我们也是可以为他高兴的。同样，莫言得了奖，大家为他高兴就行了。别给他贴标签。这样不是更厚道。
就作品和作家而言，要是读者在诺奖得主的文学作品中，不当心读出了人物的政治倾向或作者的政治倾向。这也是正常事。文学是以人为对象的。文学写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人都能进故事。作品中冒出一个人来，他的故事不可能完全和社会无关；和生活的价值取向无关。如果与社会有关，与价值取向有关的作品得了文学奖，那叫就有“政治考量”，就太夸张了“政治”这个概念，而缩小了文学的力量。按这种思维，那连门罗的作品也逃不掉被夸张成很“政治”的命运。门罗的作品中多次有写到过二战老兵。不仅如此，她还写到：工人家庭看不起妓女的孩子；工人阶级的父母融不进打高尔夫球的那类上层人（Dear Life， Munro，2012）。若这样生活中的情境也成了“政治”，那就是编个科幻人物来写，也逃不出所谓“政治考量”的评论。
我觉得，作品中涉及政治因素，只不过是因为政治是文学可以涵盖的领域而已。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只有搞宣传的人喜欢做。文学家的独立性与此不相融。我相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准一定有它的文学客观性，不会仅因为门罗写了或没写到“阶级“而决定给不给她奖。同理对高行健与莫言。把它就当作一个受世人尊重的文学奖来看，更合理。
至于诺奖评委个人有没有政治倾向，那我就不知道了。
傅小平：总体来看，门罗的作品里很少有彻底的、尖锐的对抗，她的作品充满了和解和包容的姿态。有评论认为，门罗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阅读门罗的小说，正是与主人公一起，去获得这些理解，进入一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常进入的感受与反思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门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不能算是那种特别典型的。她自己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看问题也不站在强烈的女性角度，反而充分理解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困境。这与我们印象中女性作家对所谓男权社会所持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判然有别。有意思的是，刚刚去世的2007年度诺奖得主、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被视为女权主义代表作家，却同样反感并拒绝这个称谓。她不断拓展写作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这一标签的抗拒。这是因为作家都不愿意被简单归类，还是有更深层次的诉求？
袁劲梅：您说得对，“作家都不愿意被简单归类”。把作家归类，其实是假设作家只能穿一种颜色的衣服。就门罗的作品而言，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作家。“独立”是她的特点；“女权”，不是。她的作品中写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女子和她们的心理活动。但她不是强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对男人和女人都很公平。他/她们是性别不同的人。因为性别不同，他/她们有不同的心理和举止，因为都是“人”，他/她们又相通。
门罗有四篇自传体小说：《眼睛》《夜》《声音》和《亲爱的生活》。她自己说这四篇小说是记录她的感觉的自传作品，她说：“我相信，它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接近我自己的故事。”（Dear Life， Munro，2012, p.356）既然她自己这样说了，我想，这四篇故事应该是读者认识门罗的起点吧。《眼睛》是讲，在她五岁的时候，正是用眼睛观察生命、并迎接弟弟妹妹新生命到来的时候，突然看到她和弟妹的保姆的死亡（车祸）。在整个过程中，她对每件事都有自己的感受，而她也感觉到她的母亲希望她如何去感受身边的事物。她表现出母亲希望她做的样子，但她知道得非常清楚，她自己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份不同，就是门罗从五岁起就尽力想保持住的独立。她能在几十年之后，把这份独立的感受记录下来，说明：她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主义者”。她是一个“独立思想家”。
因为这种“独立”精神，她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性。这也许就是您说的她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在《亲爱的生活》里，她写了她在少年时，就不听母亲的禁令：别去找妓女的女儿玩。就是这个女孩子走了，她还一直去看女孩子的外婆。这算是她对自己独立价值观的坚持，对母亲权威的反对吧。但是，到成年之后，母亲去世了，而她因为经济困窘和女儿所累，没能回去陪病重的母亲走到生命终点，她写道：“我们基本是无法付得起回去的费用的。而我的丈夫潜意识里是反对形式上的行为的。但是，为什么要指责他呢？我那时也是这么感觉的。我们说有些事情是不能被原谅的，或我们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原谅了——我们总是在原谅。”（本文作者译）
可见，门罗的“独立”是宽容的，不是激进的。她所要的是她自己的“独立”空间。这种“独立”空间，也是所有作家所希求的创作环境和心态。可是，我们周围的人也总像门罗的母亲那样，希望我们象她/他/她们那样想，还做出是为我们好，希望我们合群的样子。这让我们很难过，也很生气。门罗五岁感到的压力，一个中国作家，大概到五十岁了，也还能感到。人们希望作家写好东西，却不希望作家“独立”。而对作家来说：只要给了她/他这种“独立”，她/他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门罗作为一个女作家，把这种追求独立的感受替所有的作家说得清清楚楚。在这一点上，我感谢门罗。“独立”是作家的基本素质。
门罗，就是一个独立的女作家。不是女权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主义者。
傅小平：当然门罗的写作姿态是平和的，却并非是温暖的，有一种冷灰的基调，体现在她的主人公身上，她们很难说是幸福的，也很少为争取幸福付诸行动，而即使有一点点局限的行动，也常常是不彻底的。比如在《逃离》中，一个感觉不受丈夫尊重、厚待的女孩，一直策划出逃，并终于在年长的邻居太太的鼓励下决定坐车逃往温哥华，开始全新的生活，却在只走了一个小镇后就匆匆折返。仅此一点，从传统的、主流的角度看，她的写作是偏于消极的。相比而言，那些典型的女权主义作家，虽然体现了颠覆和解构的姿态，却同时体现出强烈的建构性，反而让人感到是有希望的。
袁劲梅：门罗作品中的男人，常常“很男人”。《逃离》中的男人就把粗鲁当作是男人的个性。门罗的写作偏于真实。她希望用真实性，跟她所描写的劳工阶层、中产阶级构成共鸣。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都非常辛苦，也非常现实。门罗简单直白的语言和现实的写作特点，适合写劳工阶层、中产阶级。
女权主义也有不同派别。奠基人西蒙娜·德·波伏瓦说过婚姻家庭这样的传统社会结构，天然与妇女的自由相冲突。结婚后，不管女人愿意不愿意，事实上，作为妻子和母亲，女人会失去一些她的自由。所以后来有很激进女权主义者，要求从生物学意义上铲除男女不同的意识，解构社会传统格式。但是，还有更多的女权主义者，是为妇女的权益呐喊，做实际工作的；她们从社会习惯和权力结构上入手，要求从法律上保障男女平等。只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表现出“颠覆和解构的姿态”。并不是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很激进。上世纪的西方女权运动，给社会带来很多进步。在门罗生活的时代，男人和女人平等的意识已经是社会常识。门罗所处的社会已经基本走出了岐视女人的习惯认识。换一句话说，门罗要描写的女人，已经不是“娜拉出走”时那种心态了。她们可以是家庭主妇，管家保姆，她们并没有强烈的不自由、不平等、受男人奴役、低男人一等的感觉。相反，她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她们要的是发现自我的价值，坚持独立人格，而非推翻男权统治。因为社会的进步，让她们有自信心。这就使得当她们体谅男人的时候，没有媚骨。她们不是男人的玩偶，她们做家务但并不比男人低一格。面对这样的女人，门罗的追求便是超越男女性别的更高追求。罗门通过笔下的人物，总能发现人的共同性。她讨论的是普世价值，以不同形式的“爱”为特点。以“爱”为核心的关系，如同万有引力一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这大概就是您感觉到的门罗有“强烈的建构性”吧。
门罗写过不同的人，年轻、中年、老年。她有很多时间，也见过很多人，写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她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中产阶级，他们不是一个以破坏为特征的阶级。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对她的看法，就象您引用的《纽约客》杂志的评论所说：门罗是“‘我们的’作家。”
傅小平：门罗的小说大部分，写的都是普通家庭主妇的故事，她的早期创作中，是一些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到后期，则是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而她所有小说的主题，几乎可归结为200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集的标题，那就是：仇恨、友谊、礼仪、爱与婚姻。也因为此，她被贴上“家庭主妇”的标签。有评论就认为，她的作品太过家庭化，琐碎而无趣。一则轶事说的是，一位男作家曾戏弄门罗：“你的故事写得不错，但我不想跟你上床。”门罗则轻蔑地回击：“谁邀请他了？”这调侃其实触及了作家写作中经常会碰到的困惑：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才能凸显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一般说来，宏大题材比较能体现大的格局和气象，很多作家都在往这方面努力。但要驾驭不了大的题材，这样的追求很可能是误入歧途。因此有必要藉此对题材的取舍权衡问题做一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