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圣经的文本——读保尔.策兰的诗歌和传记
发布: 2013-10-31 20:06 | 作者: 刘自立
书载，“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里，海德戈尔曾描述过荷尔德林的‘一个新时代’的意义：‘那是一个众神逃跑和一位即将到来的上帝的时代。’荷尔德林的希望仍在等待一个至诚的字眼，这是策兰要暗示的意思。这一次，他的诗还是挑战了海德戈尔，提及他们放弃继续散步的‘半一/踏的 圆木－/小径。’海德戈尔的《林地小径》说明诗歌正在超着真实的‘路上’，这让策兰可以信服。但是，在一个激起强烈感情反映的双关语里，策兰用‘圆木’（Knuppel）一词，也有大棒的意思。翻译《野与雾》的时候，他曾利用这个词描述死亡集中营的囚徒早晨五点；被大头棒砸醒’”。
1968年．“5月，法国学生掀起暴动，触发了策兰的政治思想，也使他个人的立场更加坚定”；和他的十三岁的孩子唱起《国际歌》和其他俄语、意第绪语及法语革命歌曲。但是他反感把巴黎警察等同于党卫军。
同年，他接受了以色列电台的访问，为其独立日做了节目，朗诵了他的《好好想想》。8月，苏联结束了布拉格之春。“策兰认为那场自由主义实验是新孵出的小鸡，以为‘大吃章鱼触须可以治病’：
一根触须钩住
朱特人那满装
源自CC的喃喃决策的
袋子……
策兰抨击了CC(集中营/中央委员会)。
三，
难道每个人都有改写圣经的权力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离经叛道和大逆不道的；但是，圣经本身的可塑性，使得世上很多著名人物为此改写殚精竭虑，乐此不疲。杰斐逊就改写过圣经，还有其他人吗？其实，文学文本的出现，诗歌的写作甚至小说的敷衍成章，都是改写方式的一种。改写圣经源于某种圣经的开放性和接受美学吗？不改写之之原教旨主义，是不是一种正确和优势之选择？我们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是上帝，就可以每个人都写有他自身的圣经。于是，我们现在就言归正传，来看看策兰的“圣经”。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快感承受的苦梦和痛处，是诗歌大变通条件下文本创造的创举和天才眼光所关照的历史赋格曲。因为不能全部抄录传记提供的案例，我们只好删繁就简，呈于案头。圣经是不是历史？这是一个历来争执已久之提问？圣经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则是再问；三是，如果宗教排除了语义学上的对应之物，且像哲人所言，“词与物之对应是一种原罪”（蒯因语），那么，策兰的词与物，是不是冒犯上帝的解构之举？即便是解构之举，其结构的意义，难道消失不见？不，从西方哲学解构与结构从来同在的意义和无意义上讲，这样的解构主义，只是增值和内扩圣经永久性涵义的一种方式，难道不是吗？一切排除这样的文学文本的圣经宗教学解释，都有不能囊括此一大书之无限内涵之嫌。我们是这样看待策兰诗歌对于圣经之意义的——即便，无意义挑战和恐吓，同样会降临到此一文本分析当中；而受到类似咒骂《死亡赋格屈》是“犬儒主义”之责。我们开始举例说明之（不嫌这个方式的笨拙）。
1，先就策兰伟大赋格曲做一诠释（当然是传记作者的文本）。“?清晨的黑奶我们傍晚喝”——：“清晨的黑奶”，是希伯来文中黑色和清晨的词根应用，“扎眼的功夫（希伯来版有这样一层暗示），清晨就能变成晚上。”（同上）“另一个来源加深了《死亡赋格》的深度。最开始，我听到《创世纪》里造物次序：‘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如果圣经与策兰开篇的诗句呼应，‘白天……黑夜，……晚上，……早上’，那么‘黄昏’这个词就不能像‘晚上……和早上‘那样仿效圣经了，尽管把这首诗变成希伯来语会是更贴切的模仿，用希伯来语这种宗教语言本身，很容易找出词语来反驳圣经里说过的一些话。”（要反驳什么呢？）“你灰色的舒特拉”相对于“你金发的玛格丽特”，“舒特拉不是什么灰发的白人美女，而是《雅歌》里一个’黑而秀美的’少女，一个‘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的公主，她穿的凉鞋，舞动的双脚看上去十分漂亮。她的名字类似shalm （‘和平的’）和 yerushalayim（‘耶路撒冷’），守护她的身世，只是在圣经里出现过一次。策兰在‘传奇’（1939）里已经唤起过《雅歌》里的这样一位人物：‘这是我的姐姐，我的爱人’。（F20）舒特拉是人们衷爱的美德典范，并且被看作犹太民族身份的象征：‘回来，回来，舒特拉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雅歌》，7：1）。因为《雅歌》在逾越节时朗读的，舒特拉就扮演着返回锡安之应许的角色，犹太奥秘传统将她理解成上帝的临在，他一直带着以色列人在世间流浪。当《死亡赋格》把舒特拉和《浮士德》里那位虔诚却被毁的玛格丽特凑成一双的时候，任何事务都不能让她们和谐起来。”当人们指责和嘲笑这首伟大作品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奥斯维辛以后不能写诗；犬儒主义；利用苦难——就是中国人说的，吃人血馒头；……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知道，圣经记载的人类就是苦难，承当和赴死（含半人半神的耶稣？）难道圣经也在利用人们的苦难吗？……；回到这样一个圣女舒特拉身上的，死亡赋格曲中，她不再是圣洁高贵和历史延续性中女，而是这种延续性的弯折，颠覆和辱没；包涵对她本人的毫无身份尊严的辱没；在集中营里她们没有名字，不需要身份和性别（见阿伦特）——这就是对圣经的1940年代的解构吗？圣经本体论者，存在主义者和诗人之绝对论者，都不难发现，诗歌在此意义上，过是一种挑战。这个挑战包涵了对于文字巴别塔秘密的觊觎和窥视。这样的窥视，不能带来一孔之见；而是往往又被思想的文字和文字的思想所遮蔽。不，文字和诗歌并不是林中小路和存在栖居，而是重新体现那种类似以色列人漂泊，栖居，逃往，死难这些过程的回复。这样的回复，不是由文字和诗歌可以挽救的——文字和诗歌只是本体历史的文字本体，是一个简单抑或复杂的复制和复制过程，是重现绝望和悲观的一个手段，一个目的甚至一个无奈；所有悲观主义杰作，都在不同层断上，昭示这样的心灵和肉体毁灭（上帝在肉身和在心中，其实并未不同）。我们说，如果诗歌意向启发和震感了文本指设的世界，那么，被文本指设的世界，毕竟是悲惨绝伦，不俱人性的。难道不是吗？其中，最为绝望的，就是犹太人在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送进毒气室的、那个一瞬——那个一瞬，就是考量如何解构世圣经的时刻。策兰如何对比和对位海涅和歌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所有的诗歌意向，无论是歌德的是海涅的，被纳粹挪用，转移而最终被确定在一篇氢氰毒气之天地之间——这即是圣经的未来主义文本解读——虽然，更大更多的人类希望，并不会因此而自动死亡，不，他们还会“自动”生活，就像死亡一样永久和不可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