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到坊间新译保尔,策兰的传记，给人惊世骇俗的感受；不禁想到，二十世纪以来，多少小说家，因其人民遭受的同样惊世骇俗的破坏和死亡，而对上帝发出的置疑之文字。这些发出问天之作家群落中有翁.艾柯，卡赞札基，丹.布朗等，但是，对圣经文本给予彻底解构的，则是策兰。之所以这样确定，是因为，策兰的全部文本乃及其圣、俗两面生活，都是在圣经阴影和阳光下创作和发表的。他对于奥斯维辛以后“必然写诗”的述评，甚至遭到提出这个岂有此理看法的作家阿多尔诺本人的承认——阿氏，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认可了策兰的反驳；且宣示，收回这个讲话（约翰.费尔斯坦纳《保尔.策兰传记》下同）。于是，接下来的课题，就是如何对应整个死亡之奥斯维辛、及其带来的对于奥斯维辛意象的今天解读——也就是说，策兰的诗歌写作策略，无非是在向后看的时候，针对今天，针对法西斯，针对纳粹屠杀的宗教解读的无效。他的诗歌文本几乎全部是在解构圣经的意象，意义和定格。我们看到，他的诗歌的织体，囊括了整个历史的古往今来，即为古代的现代和现代的古代；圣经文字，被他重新启用，解构甚至亵渎（保尔.策兰语：“但愿能渎神到死”——他和诗人萨克斯的对话）。他认为的“无眼无珠”的（猿猴）上帝（“好好想想吧；/那无眼无珠、没有外形的/他们引导你冲出骚乱走向自由”），并不能解读死难哭墙上但以理一度解释过的文字（——
这样，它也没有
映射那电子样的
白痴，他捏造
日期给
破解伯沙撒宫墙秘语的
猿猴
这个猿猴是什么？墙上破解的秘密又是什么？“这位诗人的皇家密件隐藏但也证实藏在里面的东西，假如真的被打开，那是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这里的‘波浪‘，在草稿里用的是‘约旦河的波浪’），也是写有被但以理破解出来的墙上秘语（‘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新’）的地方。）
他的“死亡赋格”中圣经里的“灰头发女孩”，现在（集中营时期），并不能受到上帝的保护；他的“无意义文字”，开始被意义赋予无意义。天机的泄露，就是西方人在二战以后发出的、为什么上帝不拯救奥斯维辛？（详细文本可参见美国《倾向》杂志）对此答案的无解和愤怒，说出了圣经和上帝必然正、负两面说法之根据；一个说法是，正是因为上帝的坚持和对于上帝的坚持（信仰依存），所以，才拯救了幸存者；另外一个说法是，圣经里记载，现在发生的、对于犹太人的洗劫屠杀和亵渎，正是因为上帝认为，“希特勒是上帝之鞭”。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说法中，显然，策兰是站在后面一个说法里。这是第一点。
二是，泄露天机的策兰，对于几乎全部圣经典故的解构——也就是让圣经文本回到——抑或说前往纳粹之帝国，并且让几乎全部圣经人物背景和结晶，成为罪恶洗亮意象和亮出血证的新圣经文本。这样，策兰的诗歌就提出了类似中国人所谓天问一类抑或问天一类风格的诗歌曲式——这个风格的建立，因为直接接触了犹太人的命运，对于上帝应该如何对应“应许之民”“负责”的说发，因为没有任何说法而使得诗人自己陷入绝境。他的瞬间和永久迸发的对于上帝、圣经、人类、犹太人的命运之激情，之思索，之困惑，面对根本无解的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无之具体和不具体（虚无，文本，文本的互补性，颠覆性等等），走向对于诗歌的增值和解构之魅力；并且也正因如此，而走向触及此课题必然面临的疯癫和准疯癫——就像说上帝死了和众神去矣之尼采，之荷尔德林一样，他们受到有形无形之冥冥之物的操控而丧失了语言创造和健全思考之权力，他们，完蛋了——这个完蛋，和不得拯救之几千万犹太人的命运，又如何捆绑在一起呢？难道他们泄漏的“天机”，就是上帝打算掩饰、掩盖和遮蔽的真相吗？这个假象，以后，还会以其上帝的面目降临人间吗？！——犹如所谓其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之降临吗？卡赞扎基所谓“新旧世界的转换”（见其《基督的诱惑》），真的，是以犹大和耶稣乃及罗马人之合谋做成？
难道牛顿和达芬奇的隐休会，真的，要在世纪某日，发表新的上帝真相？耶稣，是不是东至印度，又产生了他对于印度和中国人命运的关怀？！——这一切，是不是一种神话和虚妄之说？策兰的诗歌，显而易见地、在对这个无形体的，无眼无珠者，给予失落绝望和绝地还原——“他”（该是大写的他）,究竟要如何处理策兰预言回顾和忏悔的某种世界改革之道呢？没有人能够回避这个险象来解读策兰的诗歌；是的，如果极权主义对待上帝的态度，都用佛莱堡的海德戈尔的说法，那么，策兰对于猜测谁是三十年代“先于他的造访者“（暗示是纳粹中人），此—提示，其实就是毁弃了海德戈尔的“在和虚无”。在政治层面的课题似乎解释和结局以后，策兰，面对塞纳河时想到的，绝对不是这个简单的政治常识和真理自由等等，而是犹太人处境带来的人类命运之遗祸/疑惑，这个灾难的自身，触及了他的肉身，触及了他的文字，触及（和创造了）他的诗歌。于是，策兰诗歌的意义，再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世界大战胜败和西方人与以色列人、在梅厄和美国共举的新事物新世界和新国家里，欣欣向荣，正确无忧的局面；不！这个局面，对于诗人来说，恰好相反。他的诗歌，就是这个反向证实之证。他死掉了，跳进了塞纳河。是的，他不是因为一般的绝望，而是因为问天的无果和沮丧，且以其诗歌，作证这种绝望，而死，而生（诗歌生存了，传世了）。这就是策兰精神和所有的持天之问者的共性；只是，他们的强度完全不一；比如，尼采，比如，荷尔德林，比如，曼杰利什塔姆，比如，阿赫玛托娃，比如，米修……。是的，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那么，前者是政治、民族和精神的受害者，而策兰，是上帝的受害者。这个启示，同样是惊世骇俗的。
二，
1,保尔.策兰并非生活在纯粹宗教的氛围和体制里。他作为一个德国－罗马尼亚裔人，对于二战以及战后发生的所有的政治改变，都是亲历和目睹的，但是，这种改变并未引起他的信任和期待。在绝对主义和绝对悲观的诗人心中，文学，诗歌，政治和宗教之间并无良好的间性元素来化解他的绝望。宗教世界观的文学写作，使人很少考虑如何区别文学和政治，政治和宗教，宗教和哲学之课题。其间，我们看到，他的写作手段和心理寄托，并未能够给予这个并不健全的世界以乐观的图示和发掘；他生活在二战死亡集中营的阴影里，虽然，这个集中营业已废除和崩溃；可那种追回历史和历史的无法解释感，将其锁闭起来，不得伸展，无法转变。他没有光的今天感受——他写到，对于圣经中要有光，就有了光的说法，他只是转变成为一个光之过去时，“曾有光”；现在是没有光；奥斯维辛更没有光。策兰的诗歌从文学层极向着宗教层极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又使他每每回到对于宗教文本的解构和质疑当中。这样，文学和宗教的思维指向，超越了犹太人的战后政治建国和政治发展；保尔是对之视而不见的——其绝对主义改宗，不是向路德和卡尔文那样要拯救教会和教旨之路径挺进，而是每每发现元教旨的纰漏和塌陷。这里的逻辑呈现是，如果政治可以分开文学和政治，那么，就会有一个绝对不是绝对主义的世界观和诗歌观出现；并可能起到一种容忍政治改变的生活场景和文学背景——但是，这样的写作态度，却不是西方文学传统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回转到政治标准，还不如说，是要超越之而自成一体。这个传统，每每遭遇到政治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以下的情景：1，坚持文学大于政治的考量标准。这种写作状态，在很多诗人身上每有表现——这个表现，可以是符合历史和政治进程的写作，也可以是质疑之的写作，甚至是反对之的写作——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言，这部文学作品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反动”的，但是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乔伊斯，普鲁斯特，TS.爱略特等人身上看见这些特征。
2，俄罗斯文学，并不是“政治上正确”的作品，却也不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就是这类作品的范本（他们在表达人权和人性的深刻层次上，并无“不正确”之说——对于那时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列宁主义（批判）甚至西方价值观，等等。）这些范本昭示的事实部分和分析部分，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就是让持有不同政治态度和宗教态度的角色，展开一种“对话”的“赋格”，而不是完全呈现托尔斯泰的说教和独白。于是，继承了这样的复调性质，保尔.策兰的赋格，他的死亡赋格，他的圣经赋格，全然继承了这种写作方式。这种性格，让文学本身，既超越了政治，又质疑了政治，却囊括了政治。奥斯维辛的回忆，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念里，以现在时的展现方式，做到历史就是今天之展现。这个警示，又每每不能发生一般性的效用（在生活层面和社会层面——一个诗人转变成为非犹太人的身份和公民、纯粹公民的身份的平等和公正时期，那时，尚未实现），而是以绝对主义，绝对纯粹和正确——一种诗歌正确性，排斥了对于相信未来的廉价期待值；加之那个时间段，世界上对于犹太人的依然歧视，也在具体诱因上打击了诗人，使他发生和战后西方政治社会文明的断裂。（即便在今天，一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就发出让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的言论——她在2010年6月份说出此话，固然，她被迫辞职……）3，具体分析保尔.策兰的政治态度也许非常乏味，但是，这个参考系却不能废弃，否则，人们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诗人。我们稍稍举例以兹说明之。比如，写到1919年；他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右翼政治势力之抢击打成肉筛状之诗歌（他引用了三个叫做罗莎之女——含罗莎.卢森堡）；比如，1967年，以巴战争；比如，68年法国学生运动等。接近或者契合67年战争时期，一个德语不能表达的大词Ziv，使得诗歌从政治领域接合了宗教和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Ziv”这个希伯来辞藻何以会这样被诗人强调和坚持？因为，光，本是照耀以色列人的光，“‘齐夫，那道光’使我们在某种不可抹煞的东西上猛然回到那个纯洁的字眼和姿势：不是圣约翰的罗各斯，不是‘太初有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而是Ziv haShechinah，是哪怕还在悲苦的流放中也在关照以色列人的那道光彩。/这首诗的日期诗1967年5月10日，根据这个日期，叙利亚的袭击和炮击遭遇到以色列的空中打击，恐怖主义这已经开始攻打加利利，而纳赛尔的埃及也在南面制造威胁。……”（《传记》）细节表示，策兰认为，“齐夫是一个所‘需求的碎片’。这里说的‘两个民族’也许是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在歌唱古代在死海上的梅查达古堡抗击罗马人的犹太武士。
1967年，保尔.策兰在会见海德戈尔以后写到——
“——在我名字之前
它先写进了谁的名字？——”（《托德瑙博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