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去北大先生处谈及签名信的事。当时我也犹豫是否请先生具名。我不愿意给先生添麻烦。虽说建言当局本是公民的权利，但说到底中国只有顺民没有公 民。你想依照公民的规则行动，当局一定认你要犯上作乱。依照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中国人是否完整意义上的人，还大可讨论。先生看到签名信的文本，斩钉截 铁地说：“我一定要签名”，说罢便找出笔，在打印好的签名信空白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想先生这样做恰是为了实践他一贯的行为准则。先生读亚里士多德便遵 亚氏的主张“我们探讨德行是什么，不是为了求知识，而是要求成为善人，否则探讨的努力就全无意义”。在希腊哲人那里，政治权利来自公民个人内心的正义要求。依照班达的经典论述，真正的智者不会从统治者的角度讨论政治。他们所支持和维护的真理与正义的标准，常常是在现世被视为无效、无益、无利可图的。在班 达所举以为例的人物中，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伏尔泰、勒南都堪称智者。萨义德的定义更简洁明快，智者就是那些不被政府和权势集团收编的人，他们言说那些常 常被遗忘和抛弃的命题。不过在先生这一代人中，凡器识高越者鲜有不受儒家士道熏陶的。正如黄山谷所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 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
四月十五日，我去人民大学红五楼，看望治平、莽平小两口。他们在楼道里用小煤气炉给我做饭吃，正聊得高兴，突然听到一片喧哗，原来学生们知道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我和治平出门看，已见有大标语从楼上垂下，都是悼念胡耀邦，要求推进改革的内容。治平极沉稳的一个人，却也有点激动地说“恐怕要出事”。与治平分手回到家中，便埋头刚开始动笔的《论玛丽亚?卡拉斯》，对学潮渐起竟无知觉，直到四?二七大游行，才觉治平的担心要应验了。心里希望学生们见好就收，因为我知道当局为了保持权 力，什么事都能干，担心又会有无辜的人牺牲。在形势跌宕起伏时，与先生通过几次话，他当时真是“心焦如焚”。先生讲述 他在校园里碰到刚从天 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回来的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情绪激烈，说李鹏政府这样对待学生是无天理。先生与季先生是邻居，学潮期间，两人常见面交换看法，都担心事态发展会不可收拾。待到六 四枪响，先生的担忧变成愤怒和绝望。
“六 四”之后再见先生时已近月末。天气闷热，而国中却是一片肃杀之气。电视中除了播放通缉令就是歌颂杀害无辜平民的“丰功伟绩”，令人窒息。先生情绪极坏，见面就谈段祺瑞，说北洋政府闹了“三一八”惨案，死了学生，段本人并不知情，后来在“三一八”死难者公祭大会上，段本人长跪不起，给死难者磕头谢 罪，并终身茹素。先生感慨道，那是北洋政府啊。谈及往后的日子，先生第一次问我为什么不出国。他知道我可以到国外去，便劝我先出去一段看看，反正国内呆着 也做不了事情。听先生谈论“六 四”这惊天事变，觉先生讲了许多精彩的话，便习惯性地记起了笔记，像往日听先生讲课。回家后看纪录，突然心里有个念头，何不 做一些现场访谈，把“六 四”后社会各阶层对该事件的看法如实记载下来，算是给将来留一份资料。当时还未听说过有“口述历史”这回事，但自己是实实在在干了 一回“口述历史”。我找的访谈对象上至政府高官，下至贩夫走卒，政治上左、中、右都有，应该算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如何看待“六 四事件”的一份完整资料。
先生在访谈中说：“六 四之后，我讲了四个少见：一届政府昏庸无能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代学子忘我献身到这个程度，少见；一个政党专横残忍到这程度，少见；一种制度误国误民到这个程度，少见”。
“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作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现在是官逼民反。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
“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的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 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作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点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动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
“我读书做学问几十年来，心中常存一点疑问：为什么共 产党建国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人道主义。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又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 化’，其中心议题还是反人道主义。六二年，学术界批人道主义，我还出来说话。我说，人道主义是反神道的，有进步意义。 一个政府讲人道主义，可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而且，人道主义同中国传统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论语》，其中仅‘仁’一字而已。现在想想，真是太天真了。共 产党政权的实质是政教合一，其中心意识是神道，而神道离兽道又仅一步之遥。学运前，我正读《布鲁诺传》，学运后似乎更解其中深意。宗教裁判所就是由神道转 入兽道的样板。共产党正是一个大的宗教裁判所。它的意识形态中有自己的圣经，有最高解释权，有异端裁判，只是共产党的圣经和教会不一样。教会只有一部圣 经，共产党的圣经却总是和最高统治者的名字联在一起。”
“六 四之后，我读报上的文章，实在想不出个词来形容它们。那天听一个孩子说他的小朋友，‘你不讲理’。我觉得共产 党的理论可以用‘不讲理’三个字尽括”。
“四十年前，共 产党掌权，当时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簞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情，心想中国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文革十年住‘牛棚’，反而心平气和，开始想共 产党是不是也会犯错误，改革十年可谓大梦初醒，觉四十年前我并无 大错，是共 产党错了。想想这些，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戒严令颁布后，青龙桥一带农民带头堵军车。这些工人、农民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只因为觉得事情不公就以肉身阻挡坦克。那么多普通百姓给军人做工作，讲道理明白浅显又意味深长，比我们学校哲学系的教员要强得多”。
“我想多活几年，看到给这次学运平反。我希望平反和惩罚同时进行。不能让那些帮凶心安理得地继续混日子。我很欣赏以色列人不屈不挠搜捕纳粹战犯的精 神。只有让当罚的受罚才有正义。这是一条公理，但大家多不注意，以为宽恕才是人道。其实宽恕和指认罪行并不矛盾。宽恕的前提是犯罪者已经用良心的刑罚代替 了肉体的刑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历史是最后的仲裁者”。
二十年过去，如今翻看这些当年记下的文字，先生谈话的音貌宛若眼前。那样一位忠厚长者，为胸中正气所激，发此金石之鸣，恰如韩昌黎所言“金石之无声， 或击之鸣。人之于音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访谈之后，先生痛定思痛，撰文《怕火炼必非真 金》。先生以英伟刚毅之气，厉声问道：“到底有没有真正人民的宪法？是否有的宪法确实是人民自己定的？或者只是一党一派假借人民的名义所定的？如果说，你 们的话是真的，我们党才是代表人民的，我党领导下定的宪法真是代表人民的’——但你在人民想起来反对的时候，为什么不敢诉诸全民投票来摊牌，却往往诉诸 暴力来镇压？中外都有一句同样俗话：真金不怕火炼。这句话的反面便是，怕火炼必非真金”。先生最后悲叹道“人民！人民！天下不知有多少罪恶，是假借你的名 字以行！”
随着江 泽民当了新一代党魁，“反和平演变”成为国朝主旋律。一时国内文革气味甚浓。我心烦，有了避秦的想法，决定出国呆一阵儿，图个耳根清净。把决定告诉先生，先生沉默片刻，说好。十一月开始打点行装，启程前去与先生告别。先生说一定要去机场送我。又说本该吃顿饭，把酒送别的，但心情不好，谁知此一别是否永别。我不要先生说不吉利的话，告先生我去去就回，请先生善自珍重。先生只是摇头不语。启程那天，天酷寒，先生仍赶到机场，对我不多叮嘱，只说出去好好看看，多想想，能读书千万别放弃。临登机前与先生拥别，先生紧握我手，双目紧闭，我觉出先生心中不舍。我在，至少还有个人可以常聊聊天。小子一去，怕先 生心中寂寞更深。但知先生善涵养浩气，过了这个时候当会波澜自阔。谁知真世事难料，与先生一别，再见竟是近六年之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