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女人.蚂蚱
沙 石

三

我和茄子的关系可以追逆到我们的中学时代。

如同所有的同学一样，茄子也有学名，她姓白，名茄(读音为“加”) ，本来是挺好听的名字，可到了我和我那帮土匪哥们儿嘴里立刻就变成了“茄子”，正像我那时的学名是沙小石，可是上中学的第一天，我就成了我们班上蒸不熟煮不烂的“石头”。

那天晚上，我和茄子来到河边，一边乘凉一边白唬。当时我坐在河边上那棵歪脖子柳树上，两条腿就在河水的上方耷拉着。茄子背靠在树干站着，并不停地从树上摞下树叶，一片一片地扔到河里。我们本来打算讨论一下期末考试的复习计，但是这个话题很难深入下去，因为一提起数理化我就胸口疼。所以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如何树立远大理想上去了。

茄子说她将来想当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我说，干那个干什么？让成千上万的人看着你，多没劲。再说坐在电视前的观众得什么病的没有？闹不好再传染给你。

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却在想，凭茄子的模样，当个主播是绰绰有余的。显然，茄子并不太理解我说话时的心情，她睁大了眼睛，闪亮地看着我，问，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说，那还用问，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呗。

茄子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真的被我的雄才大略所打动。一看她动了真情，我更来劲儿了。我压着粗嗓门说，等战争一打响，我首先把咱们学校炸平了，从此就不需要再考试了，然后我立码就去收复台湾，下一步是攻占东京，再后来就开着航空母舰去把华盛顿给拿下来。日本军国主义太猖狂了，美帝国主义太欺负人了，真气死我了。

茄子说，你的这个想法挺好的。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我问她，心里兴奋极了。

当然了。

兴奋归兴奋，可是茄子要当新闻主播的想法还是让我感到不安。我说，你要当主播我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有点担心。

你担的是什么心？

我听说国际法有这样的规定，就是电视主播都属於战犯，那样的话，等我发动的世界大战一打起来，我得先把你关起来，那你爸能饶过我吗？我看电视主播你还是别干了。

茄子笑了，说，不干就不干，可是你也不要去发动世界大战了，当希特勒那样的坏大蛋有什么好的？你要成了杀人魔王，我可不敢跟你作哥们儿了。

一听她不要和我作哥们儿了，我可认了真了。要知道，我那时候不信仰任何主义，唯一崇尚的就是哥们儿义气。这种人文现象之所以在我们那群人中有滋生的土壤，主要是因为它和土匪强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於是，我们的话题就从世界大战一下子转到了哥们儿以及相关的江湖义气上去了。

我更加滔滔起来，把小人书上看的三侠五义那点儿玩意都抖落出来了。我从桃园三结义说到梁山好汉，还特意强调了一下蔡鄂将军和小凤仙的情义。我振振有词，慷慨激昂，说得茄子连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看着茄子娇翠欲滴的样子，我突然得有必要在她面前做出一番仗义疏财的壮举，这才不愧于我们的时代，对不对？

当时我想，砸教室玻璃，偷老师自行车的车铃盖，或者溜进传达室提前打下课铃这些把戏我都做过了，没有什么刺激的，何不在期末考试上打点主意？我的心里亮了一下。

我说：咱们做弊吧。

这话我说得特别轻巧，完全没有难于开口，羞于启齿，更没有心有余悸的感觉。茄子先说了声“这样好吗” ，然后就露出了同流合污的微笑。

茄子说别的学科她都很有把握，只有政治课有点让她伤脑筋，这么多年代日期，这么多伟人的讲话，还要分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你说这些玩意儿要是我们这些中学生都懂了，还要那些政治家和理论权威干什么？

我说，就是吗，咱们政治课上老师不是净叫咱们理论联系实际吗，让我看我们做弊的过程就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其实，茄子觉得我的话不太符合逻辑，可是又找不出更好的逻辑来反驳我。於是我们就学着真正的阴谋家的样子，一丝不苟地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计划。

听完我的想法，茄子说，你的任务太重了，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么多风险呢？茄子兴奋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

我说没事，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吗。

茄子还是有些不安，又说你光为我了，你要是考不好怎么办？

我冷笑了一下，说，我政治考试已经好几年不及格了，我不愿意看见我爸因为我政治及格了而过於惊喜，弄不好再来个心脏病爆发就麻烦了。

当晚，在离开那棵歪脖子柳树之前，我和茄子面对面地站着。奶白色的月光披在她的身上，她的眼睛里闪着矿物质的光。我很想拥抱她一下，但又没那个胆儿。最后我们只是拉拉手指头，用拉钩上吊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彼此的信任。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心想：茄子她是我的了。

四

到了美国，我才意识到美国真的很大，从西部的旧金山到东部的缅因州之间的距离是相当遥远，距离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起初，茄子在电话里还时常说“我们会见面的” ，我还挺当真，还真的抱着热火罐儿，可是后来这话听多了，也就不把它当回事了，不见就不见吧，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对“见面” 的渴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在我心里淡漠了，渺茫了。其实越是淡漠的东西才越显得美好，希望越是渺茫才能称其为希望，我就是这样开导自己。

客观地说，我们一时不能见面并不是茄子的过错，就当时而言，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她到缅因州的庄园去当女主人就得真的当主人。虽然茄子还是照常每个星期给我打一两次电话，但是她在电话里只喋喋不休地说她那里发生的新鲜事，却只字不提什么时候到旧金山来，我更没脸说要到缅因州去。一次我无意间问她一句：你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你老公会不会多心呢？她说当然不会了，他是很尊重我的隐私权的。她的话提醒了我，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在美国我是活在一个隐私里。当然有时我也会不经心地问她一句：你什么时候才有空呀？她就说，快了快了，等收完燕麦我就可以脱身了。后来又说等和会计师算完农产品增值税就轻松了。再后来又说等那匹西伯利亚种马生完马驹我就解放了。这样一拖再拖，最后我也不问了，再问也没劲了，干嘛呢？何必呢？像儿子盼见亲娘似的。

当年我和茄子精心制定的做弊计划没有成功，确切地说我们遭到了惨败。

考试那天，原以为万无一失的方案，因为陈汪汪的告发而败露了。陈汪汪是我们班上的尖子生，功课好，品德高，见了老师跟孙子一样。从那件事以后，我对品学兼优的人一直持有偏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把政治复习提纲过了一遍，把答案用钢笔写在一件白

T恤衫的后背上。第二天去学校之前，我先穿上那件T恤衫，再在外边套上一件白衬衣。这样，当我坐在椅子上，只要一弓腰，衬衣就绷紧，事先写好的字迹就在我后背上显示出来，坐在我后面的茄子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她要的答案。在这之前，我已交待给茄子，只要监考的老师一过来，我就会挺起腰板，衬衣一松弛，钢笔字就自动消失了。说实在的，这样的鬼点子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非得有超人的想像力不可，可话说回来，如果连这点想象力都没有，我日后也别写小说了。

坏事就坏在陈汪汪坐在茄子的同位上了。当考试进行了一多半，该写该抄的工作都做完了的时候，陈汪汪举起了他那只万恶的手。我是被人揪着耳朵带到教导处去的。我们的校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可是只要让她找到出气的机会，她就会把更年期的那点情绪全都发泄出来，遇到这样的时候，她比男的还凶。校长指着我鼻子就骂。她说我是她所见过的学生中最没出息的，最不要脸的，还有脸笑呢。骂着骂着，茄子也被人带来了。校长骂累了，需要喘口气。我趁她喝水的功夫，偷偷问茄子，他们揪你耳朵了吗？茄子低声说没揪。这下我放心了，又转过身去专心听校长的叫骂。

校长说你们两人的错误是严重的，轻则处分，重则开除学籍。

我说，校长，您怎么处理我都行，就是别告诉我爸，要知道他的“三接头”皮鞋能一脚踢死人的。

结果我还是没有逃过我爸的一阵乱踢。随便踢人是我爸的恶习之一。他的作风粗野和他的职业有关。那时他在我们那个城市的外语学院当基建处处长，所以他管教我一般都采用盖房子的方法。虽然我被我爸踢得浑身疼了好几天，可是我对我的行为无怨无悔，因为茄子的表现，她对我的忠诚，太让我感动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为我和茄子的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茄子就成了“一根绳子上拴着的两只蚂蚱” 了。

我和茄子遭禁闭后，茄子先脱了，只给了个警告处分，连不明眼的人都知道这是象征性的表面文章。知情的人心里都清楚，茄子他爸和校长关系特别密切，据说他们年轻时候搞过，不过这种事无凭无据，谁也无从查起。可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茄子她爸和校长闭门长谈了一个半小时，等他们一出来，茄子就基本没事了。

校长说，白茄不过是个协同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她是可以教育好的。沙小石的性质就不同了，他是主谋，是首犯，而且证据确凿，他的学籍是谁也保不住的。

茄子一听就急了，像个疯子似的跟她爸大吵大闹起来。谁说我不是主犯了，馊主意是我出的，坏事是我做的，石头是被我蒙骗的，利用的，你赶快到校长那去说情，要是说不通，他们开了石头，我就自杀。说着她真的把半瓶安眠药给吞下去了。连救护车都叫来了，把茄子送到医院，洗了一通肠子。茄子她爸意识到这下问题严重了，就又找到了校长，又闭门谈了个把小时，我才保住了学籍，不过还是挨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

事后，我对这件事也感到一点难为情，一度险些要悔过自新。可后来发现，通过这次风波，我在我广大同学中的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因此而得到了提高，我成了风云人物，成了红极一时的明星，在我们那帮土匪哥们儿当中，我简直成了施侠行义的英雄。特别是我的作弊手段，既标新立异，又独出心裁，严重地动摇了王晶“作弊大王” 的地位。这招太绝了，怎麽让石头那狗脑子给想出来了，我他妈的怎么没想到？王晶嫉贤妒能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最让我身边的人疑惑不解而又觉得难以接受的是茄子对我的一片忠贞痴情。石头这小子哪点好了，值得茄子为他献出宝贵生命，刘大力百思不解地说，这不是以身相许吗？这下石头可是屎壳郎戴花 –臭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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