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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动-某红色间谍传记(1)

发布: 2016-10-13 17:04 | 作者: 袁劲梅



        第一章 文明梦——自我分裂
        双野溪最老的老人蒋清毛告诉桑果儿:天地浑沌未开的时候没有梦,双野溪是从浑沌中挤出来的。那溪水是一路清流,撞见孩子的梦就夹带而去。等带到了双河,孩子的梦就成真了。于是,桑果儿就把他所有儿时的梦都告诉了双野溪。
        桑果儿长到九岁,爸爸说:“下双河去吧。”桑果儿就跟了大舅的货船走了。
        欢蹦乱跳的双野溪流出了村二十里地就分别流进了两条开阔的双河。大舅的货船随着缎带般的双河飘进了扬子江。又从混沌浩荡的扬子江,闯进了东海。扬子江的气势,东海的磅礴,使双野溪不再是水了,双河也不再是河了。不知从哪一条界线开始,溪成了过去,河也成了过去。
        天还黑着,船就起锚了。雾笼罩着入海口和岸上的农舍田园。偶尔几声鸡鸣,划破晨雾,飘飘乎乎地落在圩子里洁白的芦苇上,芦苇被江风戏弄着,一两点带着生机的音符便断断续续地被甩到大船的甲板上来。桑果儿盘好缆绳,就趴在船尾等着太阳出水,这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所有生命的乐章一刻儿就要奏响了。
        每天的太阳出水都是不同的。对桑果儿来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桑果儿没有词儿来描述一个个热情奔放的日出,只把这些日出当作一副副完整的图画留在心里。这些图画全是立体的,行云流水,红日白浪,有声有色,唤起桑果儿无数的欲望和好奇心。当桑果儿每天看完日出站起来的时候,他都在长大。
        船一天天往长江的上游驶,路过城市,路过村庄。每天一抛下锚,大舅就到结伴而行的老康家船上去喝酒。有一天,大舅把老康家的丫头带回来,对桑果儿说:“丫头是你媳妇,好好待她。”从此,丫头就和桑果儿在一个板床上睡了。丫头细鼻子、细眼,晚上给桑果儿端洗脚水,夜里就尿床。桑果的日子被丫头弄得万分扫兴。有一次,他蛮横地扒下丫头的粗蓝布裤衩,就着煤油灯,把丫头红红的小屁股翻过来调过去仔细看过,然后非常鄙视地说:“不带壶嘴儿,当然候不得尿。”于是,他就去跟大舅闹,要把丫头退回去。大舅说:“尿床怕什么?女人的尿不臭。给你定的媳妇,就是你那小尻子的窝儿。咋能尿你一头就分家?!”
        桑果儿看丫头哪儿都不顺眼。她一说话就吸鼻涕,每句话结尾都带一个“嗯哪”。桑果儿跟大舅闹了好几回,都没能把丫头退了。他就到岸上的公安局告大舅和老康赌博。警察来了,收了他们的钱,大舅把桑果儿吊起来打了一顿,然后就把丫头退了。
        老康和大舅依然每天喝酒赌钱,丫头看见桑果儿就恨恨地用细眼斜他。桑果儿非常得意,他知道自己胜了。夜晚,他又可以坐在船沿上把脚肆意地在水里踢踏,嗅着江水的气味看那不远处红红绿绿的灯儿了。灯多的地方就是城市,是他妈向往了一辈子的地方。他妈说:“这辈子当几天城里人就知足了。”妈妈讲起城市的时候,脸上那种肃然起敬的神情,桑果儿是不能忘的。而他,桑果儿,现在就坐在城市的边缘,还居然靠了城里的警察,争回了自己的快乐时光。他似乎感到了那种让妈妈肃然起敬的东西。城市,像是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一边嘲笑地看着他们这些乡下人,一边把乡下人往城里拉。桑果儿不能肯定这种力量是那些花花绿绿的霓虹灯呢,还是琳琅满目的食品和衣服,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桑果儿跟大舅在长江、东海漂荡了一年后,回双野溪过年。他对父亲说:“我要上学。”他说的时候,心里似乎有一点儿明白了城市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是什么了。
        爸爸说:“不上。这时辰,城里的教书先生还到乡下来学种田哩。”
        桑果儿说:“非上。”
        爸爸说:“要饭碗,学木匠。”
        桑果儿就在家学了一年木匠。爸爸说:“再上船。”桑果儿就又上了大舅那只把他带到文明边缘的船。桑果儿能干多了,修船板、漆船舱,干什么像什么。老康和大舅喝酒的时候,对桑果儿赞口不绝。大舅说:“别夸,半吊子木匠。成才还早哩。”
        桑果儿也帮老康家修船板、漆船舱。丫头故意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把一大碗堆尖上压着咸鱼干的白米饭放在桑果儿前面。桑果儿吃了,擦擦嘴,就爬回自家的船。丫头捡起碗,趴在船沿上在水里洗,划得水儿哗哗响。桑果儿只是不看她。
        六月的时候,船停在双河的码头上大修。桑果儿穿着条大裤衩在河里游泳。两个城里女人上了他家的船,一个年长的进船舱跟大舅说话,一个穿花褂子的年轻姑娘站在甲板上招呼桑果儿:“小家伙,怎么不上学呀?”桑果儿一下子羞得钻进水里。“花褂子”在船上直叫:“上来,上来。”
        桑果儿上来了。第二天,“花褂子”就牵着他上学去了。城里的扫盲运动,不由大舅分说,也不由父亲转弯,就把桑果儿卷进了学校。桑果儿又胜了,靠着城市的力量。那年桑果儿十三岁。 “花褂子”告诉他,他上学的机会是毛主席给的,她要他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桑果儿比同年级的孩子大好多,偏巧丫头又和他在一个班,一年级的那些小家伙,动不动就拿他们开玩笑。桑果儿自卑了一阵子,自卑自己个子太高,自卑自己没有书包、铅笔盒,倒反而有个“童养媳”。丫头偏偏又像他的影子,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城里的孩子瞧不起他们,骂丫头是“大肚皮”。丫头的肚子也确实出奇得大,鼓鼓地把个破褂子顶起来,像怀了孩子。城里的孩子就叫桑果儿“孩子他爹”。桑果儿气,揍过好几个人。“花褂子”就找他谈话,说:“你是要当革命接班人的,怎么可以打人?!”
        桑果儿感觉得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不是要当一个木匠,或者一个船夫。仅仅当木匠、船夫是不能受人尊敬的。他是要当革命接班人的。他不再打人,反过来关心起那些比他小的一年级生。他带着个针线包,给这个钉钮扣,给那个补衣服。很快,一年级生都服了他。他住校,上学读书,放学也读书,很快成了好学生,跳过了二年级,又跳过了四年级。每学期期末,桑果儿给自己当家长、开家长会,然后把全是“优”的成绩单包裹好,等着大舅的船带他回家过年。要是夏天,他就把书包顶在头上,自己沿着双河游泳几十里,回家看父母和妹妹。游过丫头家的船时,丫头细长的眼睛就一直盯着他,直到他消失在双河的尽头。
        他上学的那年,妈妈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妹妹,请下放到村里的教书先生起了名,一个叫“红装”,一个叫“武装”。那时候,大家都在念毛主席的诗:“不爱红装爱武装”。
        桑果儿从双野溪里 到家门口,对两个幼小的妹妹挥动着健壮的胳膊,让她们看他沾满水珠的胳膊在烈日下闪着黑黝黝的光。无论是“红装”还是“武装”,都把眼睛瞪得圆圆地看着他。这时候,他就会得意地嗷嗷叫。第二天,丫头一准过来,给红装送一把麦秸编的蒲扇,给武装送一只狗尾巴草结的巴儿狗。丫头一来,桑果儿就调过头去扫院子洒水,从来不理她。不过,丫头那个让他无限鄙视过的屁股,在他眼前晃动时,他心里还时时会产生恶作剧的念头:看看那个不带壶嘴的屁股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
        “花褂子”-桑果儿一直这么叫自己的启蒙老师,就像他的妈妈或者大姐姐,不仅把他带进了一个文明世界,还把他推上了一个社会角色。桑果儿当了红小兵团长。这样,桑果儿非得比别的孩子更懂事、更努力。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每天早晨,桑果儿喊着口令,指挥着一大队小孩子在街口出操、列队,俨然一个将军。傍晚的时候,大多数孩子都回家了,桑果儿还要检查每个教室的门窗是否关好了,好像学校就是他的。桑果儿很爱学校,学校比起双野溪,是另一个世界。学校有很多规矩,桑果儿觉得正是这些规矩使得城里人区别于乡下人。比如说,在乡下,爸爸把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吃饭,什么时候想打他,就给他一筷子。城里人吃饭坐得规规矩矩,谁也不准打谁,但是,却有一些位置,位置低的人自动服从位置高的人。就像他自己,现在在一个团长的位置上,他不用打任何人,却有一种力量叫几百个孩子都听他的。他对自己认识得很清楚,他,桑果儿,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乡下人。一没人看见的时候,他就想上树抓鸟,下塘摸鱼,随地大小便。但是,他现在在一个位置上,他不能做这些事。他得做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这个位置给了他一些他想得到东西,比如说,尊重、权力、文明,还有朋友,他就得失掉一些他粗野的天性想要做的事。进入文明是要有代价的,桑果儿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他做老师希望他做好的事,也做同学希望他做好的事。他学着大大方方地说话,温文尔雅地待人,挺胸阔步地走路。等他小学毕业回家去的时候,他自己都能感到自己与家乡的父母妹妹们不一样了。等到父母妹妹们用对客人的态度对待他的时候,他又感到若有所失。
        桑果儿在中学比在小学更忙。他有很多功课要做。学习不好,在同学中就没有威信,他必须保持他的全“优”。和小学一样,他仍然热衷于社会工作,他是红卫兵团团长。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带队出操了,他还要参加决定学校的许多事务。一些老师做不了的事儿,他得去做。
        中学生要坏起来比小学生、大学生都坏。有的时候,他们会莫名其妙地恨老师,恨女生,甚至恨某个帮助老师扛过一袋米的同学。桑果儿试过一两次像小学时那样利用他的位置给他权力来解决纠纷,但是,比他大的同学不买他的账,比他小的同学对他做鬼脸。桑果儿很快意识到,要叫同学们服他,必须叫他们喜欢他。除了那个团长位置以外,他自己还得有自己特有的魅力。他想来想去,觉得这种魅力必须表现为一种修养:遇事不发火,用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解决问题。宽宏大量会显得总是高人一筹。到该承担责任的时候,要敢于把自己的责任和别人的责任都承担起来。要练就这样的修养对桑果儿来说很难。他看惯了双野溪的乡下人想发火就发火,想骂人就骂人,想对人好就好得个翻天覆地,一切都随着野性子来。而桑果儿要做的却相反,硬要把自己的野性子给扭过来。他总是感到两种欲望在自己身上分裂开来。一种是双野溪的桑果儿,高起兴来就想站在操场上大叫,生起气来就想扔筷子、拍碗。另一种是身为红卫兵团长的桑果儿,他要人尊重,要集体承认。大家都注意着他的一言一行,他必须做这个社会位置要他做的事。桑果儿常常不知道他到底应该是哪个桑果儿。不过,事实上,每次冲突的结果都是那个想当后一个桑果儿的欲望胜了。无论如何,他想,当一个文明人总是比当一个乡下人强。文明人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他们知道干了些什么。乡下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尽量控制起自己身上的野性。
        有一次,学校请了一位农村妇女来,在操场上做忆苦思甜报告,批判孔子和林彪的“克己复礼”。这个老太太讲起过去地主用锥子刺她就哭,每句话都以“可怜”二字开头,却不是没有主语就是没有谓语:“可怜,没有饭吃。”“可怜,地主的锥子呀。”“可怜,地主也没有钱给。”下面的学生个个想笑。校军代表、工宣队领导们神情严肃地坐在主席台上,虎视眈眈地看着下面的同学哪个敢笑。学生们就低下头去捂嘴巴。老太太就开始批判孔子和林彪。她说:“孔老二、林秃子跟地主穿一条裤子,他们要克己‘妇女’(复礼),就是要克制我们劳动妇女。”
        中学生们虽然也不懂什么是“克己复礼”,但是总还知道“复礼”不是“妇女”。学校最调皮的男生王东突然仰天大笑,一个人开头,全校的学生都跟着大笑,笑得个山摇地动,一发不可收拾。台下的老师们笑起来,台上忆苦的老太太也跟着笑起来,好像所有个人的感受都融没在如同磁场一样的群体的大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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