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三十多年来，我十几次回我插队的余家沟，想靠帮村里做些事，来减轻心底的负罪感。但这种罪责压着卸不掉，一直沉重。直到我觉得必须清算自己，才走进他的窑洞，为了那一拳，向他道歉。
到陕北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已从饥饿中走过来，但还没从文革江湖的习气中走出来，还没成为人们记忆中破衣烂衫的一代知青。我那时不爱劳动，日工分只给7分，头一年下来挣了700多工分，大部分时间都换了衣装歇着或串队去了。偶尔听说哪儿杀猪了，无论远近，一律去吃。那时，最舒缓情绪的事情是唱歌，最兴奋情绪的事情是打架，甚至跟同学纠集一起翻沟越梁几十里去夜袭别人。1970年头上，劳动仍然是件痛苦的事，理想的状态还是在山沟里游手好闲。但每遇人家收工回来，总有点儿无地自容。
忽然有一天，来了个“一打二反”运动，没多久改叫了“一打三反”。每个生产大队都得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我们村没地主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富农有一个，但生活太贫苦，人又太本分，没人想起来去斗他。于是，惟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就不幸被选中了。
谷志有是我们余家沟的一个普通农民，那会儿也就三十多岁。他小时候随娘老子逃荒到这深山沟，住进了一个破旧的古窑洞，开荒种地，打粮为生。人民公社化后，他入党当了大队书记。那时候余家沟吃糠咽菜，他同样家徒四壁，却不知为什么在“四清”时被开除党籍，当不成队干了。这成了“一打三反”他入选批斗的天然理由。而当时他的“现行”只是说了句“天上三环套，地上人脑(pào，落下很多)”。这是句很像谶语的谚语，在山上集体劳动时，他聊起了。大意是出现一种三环相套的天象时，地上要死很多人。具体预言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是指旱灾——那年夏天陕西旱了两个多月，放在古代就该死人了；也可能是指杀人——“一打三反”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死人高潮。当时我只知道，这是谷志有猖狂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
运动一来，我压力骤减。因为，第一，要没完没了地开会。我最喜白天开会，不上山干活儿就给记工分，最适合游手好闲者。第二，游手好闲者也不能少了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拉下表情，喊响口号，就解决了，可不像上山劳动那么累。第三，插队前，因为亲属里被打倒的人太多，我没能参加红卫兵暴力造反，在一边儿失落着。眼下，能实践一下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了，我“痞子”般地跟着哄，有了点儿人上人的感觉。第四，刚到农村时，曾立刻寻找地富反坏右，想看敌人什么样，没找着，又失落了。饥饿和劳苦让我们觉得这革命没啥意思，突然弄出个敌人，马上恢复了解放全人类的激情。
天天开会确立了谚语的反动性质，组织者便把谚语作为阶级斗争成果汇报给了公社。公社在我们邻村万庄组织了一次集中批斗会，这条大山沟里的几个生产大队，各出一个批斗对象。我们余家沟出的就是谷志有。
那天全山沟里的农业生产全停了。只要参加会，就给记工分，包括谷志有。因此，没人不来。婆姨女子们换了干净衣裳，娃娃们也跟来了，热闹得很。有人笑问谷志有：“今儿斗争你？”他笑：“噢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开上会，批斗对象被押到前面，低头站好，大家就静下来了。各村运动组织者发言批判自己村的人。我们村儿的发言主题是谷志有恶毒攻击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然后，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不管他怎么回答，角色都做愤怒状，用这样的办法来煽情。我和众人便一起严肃地跟着喊口号。
一散会，队干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阴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有社员端来水给他喝。我和几个男知青却意犹未尽，起哄般围了上去。
“谷志有！”
“哦……”
“‘天上三环套’是什么意思？”
“哎——没意思嘛……”
“你他妈不老实！”
“我咋咧不老实了嘛……”
“你他妈反毛主席反革命！”
“哎呀，我不反咧嘛……”
“你他妈老实交待！”
“哎——受苦人——交待甚了嘛？”
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一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狡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周围社员大惊，围上来挡住我。队干也赶过来：“咋能打人咧！”把我拽开了。我扭头看到“敌人”一声不吭，缩头靠倒在磨盘上，鼻子、嘴那儿一片鲜红，心里一紧：把人打出血了！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只要他是敌人，就能打。于是我喊：“他不老实！”
那以后，在小小的山村里，我和这位陕北庄稼汉一起耕种锄割、背打扬场，又共度了八年多。他从没跟我提起过挨斗挨打的事儿，却常帮我，磨镰擦锄、盘炕垒灶什么的。有点儿好吃的，常记着我。我常肚痛难忍，他每听说，都来我窑洞里，耐心地给我按揉肚子，总是有效。我卧病时，他用三角针给我指尖放黑血，让婆姨煮好白面条，卧上鸡蛋，端到我炕前——那时他们自己根本不敢吃奢侈的白面面条。他对我说，你一个北京娃娃，娘老子不在跟前，落难到这乡里受苦，实在不容易。我忽然心酸，扭过脸去，悄悄地任泪水流下。
但是，我对他的敌意曾经弥久不消，总提醒自己：他“有问题”。什么“问题”？挨过斗。其实，我压抑感激之心、相处之情，固守这么个论断，就是怕把我打他说成是错的。我那是革命呀！我是革命的，他就一定得“有问题”。这是在不可理喻地否定他人，为的只是收获自己的正确。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他挨过斗，问题只在于我打过他。任何时候，我见到他，跟他一搭儿，都会想起我那一拳，想起他脸上那片血。梦魇一般，摆脱不掉。但是，一个现成的借口，能让我随时给自己免除责任，那就是：我是为了革命。因为毛主席教导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直到后来想起那谚语只觉得幽默时，我还要对自己说：我是为了革命。
这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名义承自苏俄，祸及中华。整个文革，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决不道歉；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说自己永远正确。
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得，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政体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我服从了文革中非结构化程序化的决策，服从了不合法，有“屈从权力”行为。文革中的“无限忠于”，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动。我们“三忠于四无限”了，专制极权才可能肆无忌惮。
说起来，我曾经狂热拥戴。对江青那种人的厌恶和仇恨并没影响对文革发动者的热爱。那虽然不是民选产生——对此谁都没有投票责任，但从众的拥戴行为支持极权不法化，支持破坏国家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拥戴者是躲不掉这种责任的。
我曾当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就是罪过参与者。在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出手打了谷志有，就成为事实上的积极分子。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对文革承担责任了，在文革中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全一笔勾销了，全轻装前进了。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就像以前德国青年对他们“元首”的“伟大事业”信念真诚一样，我在文革中曾真诚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如果用年轻的真诚来为自己辩护，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经良知泯灭。我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