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老田偷汽车被公安局抓了，真的吗？”我还没有回到学校，这消息已经在一些同学中传开了。尽管有人难以相信，可从驻校军宣队哪里传出来的消息能有假 吗？所以，我一出现，许多人感到十分惊异。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来那年头儿会开汽车的人极少，二是在人们的印象里只有一些颓废的老兵（指学校里最早那批红卫 兵）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来。像我这样平时看起来还算是文质彬彬的人，怎么可能呢？好奇心使几位有点交情的同学私下里追着向我打听实情。
“没错，是我。”虽然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我还是低声坦诚这事，紧接着声明事出有因。现在看来这理由实在有些荒唐，可在整个社会都在疯狂的文革期间又有哪件事不是荒唐透顶呢？
简单地说，从小在一个学院里一起长大的铁哥们李弟（北航附中）的表哥在长春两派武斗中被对立面抓了，他表哥平日里好狠斗勇，又是个不小的头头，据说为防止他 逃跑，当即被砍断了脚筋。李弟闻讯，发誓要去救他出来，为此想要学会开汽车。于是，他找到宋兄（石油附中），也是我们的发小。此人虽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50年代举家从美国归来），文革初期却与一帮老兵打得火热，听他自己说出于好玩和刺激也参与过一些打砸抢的勾当。那时他似乎很“忙”，我们很少接 触，偶尔在院里见到，他也只是边骑车边摆手，匆匆而过，像整日有忙不完的大事一样。还有一次老远见他骑一辆大摩托车急急驶出学院大门，那年头儿这种摩托只有公家才有，鬼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后来他告诉我，就是那段时间，他不仅学会了摩托，汽车也会了。宋兄豪爽，李弟的事当即答应下来。他知道我在江西武斗时也开过几个月汽车，决定找我当帮手。
那是1967年的10月，文革进行了一年多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总是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可是，各省市两派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武斗不断升级，死伤无数。据说西南地区的大炮和坦克也出动了，连军队也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在江西，我亲眼看到从山东派来的部队与江西军分区的士兵对垒；目睹冷藏车箱里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最震惊的还是两位熟悉的同学命丧南昌城外的乱枪之下。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瞬间消失了，使我如梦方醒：生命属于人，一生确确实实只有一次。玩什么都好，命可不好玩。于是，我扔下冲锋枪和吉普车，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逃回了北京，回到了学校。
那时，军宣队已经奉命进校，声称要复课闹革命。无奈一年多的革命搞得学校早已是一片狼藉，人心涣散，师生派系纷争，山头林立，各自为政。想要他们重新走进课堂，恢复以往秩序，谈何容易。复课迟迟没有下文，除了无休止的派仗，多数学生无所事事。
文革中常说的一句话：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似乎破与立都是很简单的事。其实，傻子也明白炸掉一座楼不消一天的时间，给你100天也未必盖得起来。 可当人们一旦狂热起来，总是会干出比傻子还傻的事，而且还没有丝毫的觉悟。何况那时的许多事，包括打砸抢甚至武斗杀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不但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还有可能成为标榜“革命”的资本呢。现在想想，在那场所谓的革命中有几个人没干过一些骇人听闻的蠢事呢？
言归正传。听他两人一唱一和，加上刚学会开车，瘾正大，手也痒，再说闲着也是闲着，我想也没想，点头答应。
人齐了，接下来是去找一辆车。说找是为了好听，其实就是去偷。不过，这偷好像有行侠仗义的支撑，心安理得。可要说真偷，从前没干过，心里确实没底。实践中，这方面颇具“经验”的宋兄，胆识果然比我高，想不佩服也不行。
去那里找车呢？那时私人没有汽车，只能打公家的主意。虽说我们学院里就有汽车组，车辆道路各方面也都熟悉，但父母都在这里工作，万一出了事不好交代，弄不好还会连累他们。我想这就是自古以来“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因吧。宋兄有“前科”，懂得操作程序，已经提前踩好了点儿：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那里一排车库，大门日夜不关，重要的是里面有几辆新手最容易操作的小吉普。计划就这样定下来，午夜时分行动。
那是一个秋日的夜晚，不是月黑风高，相反凉风习习，皎月如昼。李弟不知是胆怯还是真的像他说的家里有事，始终没有露面。我跟着宋兄蹑手蹑脚地摸进了地物所的车库。头回干这事，不免有些慌张，心在突突地跳。于是屏住呼吸，悄悄站立在黑暗中，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同时想听听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车库一边的值班室灯亮着，里面传出了均匀的鼾声。“没事，动手吧”宋兄对我耳语。我轻轻打开吉普的车门坐进去，开始拆卸车锁，连接电线，紧张地忙活着。宋兄则站在一旁为我放风。
突然，宋兄一手将我按住，低声说道：别出声！只见几条黑影飕飕地从外面闪了进来，径直向我们奔来。坏了，被发现啦！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起来，浑身瘫软，整个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失去了片刻的记忆。“快，接着干！”宋兄的低语才使我回过神来。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三个陌生的年轻人在宋兄的指挥下，悄然无声地帮我们将吉普推出了车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来好笑，在我俩钻进车库的时 候，这三人也在外面，躲在松墙后面观望，见我俩没事，他们现身了。经过与宋兄简单的对话，知道他们是北大附中的，原来他们也是在打这里汽车的主意。素不相识，不约而同，两伙盗贼竟然在同一现场相遇，简直是天下奇闻。更有趣的是在黑暗中，双方达成互助协议：先帮我们将车推出门外，车头向东，然后我们帮他们将另一辆吉普和三轮摩托推出，头朝西，约定击掌为号，同时发动。
谁知，他们不守信誉。我们刚回到车上，他们的摩托车已经划破宁静的夜空，大声地吼叫起来。吓得我一身冷汗，急忙发动，加油，吉普车呼啸着冲了出去。我一面开车，一面紧张地向后张望，看到确实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放下心来。 那边宋兄竟哼起了小曲，十分得意行动圆满成功。
接着，我们兴高采烈地穿三环跨二环，直奔长安街。三更半夜，人静车稀。在那又直又宽的路上来回狂奔，直到过足了瘾，才悄悄地开回了家住的大学。那晚，两人就猫在车上眯了一觉。第二天上午，叫上李弟又出发了。
这回，我们的目的是十三陵，那里路宽车少，便于教学，顺便也想到那里玩玩。怎知，到了才知道，文革时期人们都在忙于革命，游山逛景属于资产阶级情调，定陵早就关了门。不过，因为有车，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我们轮流“坐庄”，不停地穿梭在各个荒芜的陵园之间，左盼右顾，不亦乐乎。
常言道乐极生悲，一点不假。疯够了，在回家的途中，车开始断断续续地“放屁打嗝”，最后干脆熄了火，停在了离昌平不远的公路边上，再也发动不起来了。离家还远，这可怎么办？三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汽车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不多时，一辆对面行驶的吉普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关切地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又主动帮我们检查发动机。“没问题，就是汽油没了。”其中一位一边擦手一边微笑着对我们说道“你们等着，我们有油票，到前面油站加一桶油回来，你们就可以上路了。”我们一边不住地道谢，一边暗自庆幸遇到了贵人。
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不仅带来了汽油，也领来了一辆警车。
原来，中科院地物所发现一夜之间竟有两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被盗，事关重大，一大早就派出了几辆车在京郊几条主要公路上紧急搜寻。最先发现三轮摩托侧翻在离中关村不远的沟里，随后又在八宝山附近找到撞在树上的吉普，最后才发现了我们。见我们三个人高马大不是对手，两人暗自商量，先把我们稳住。事后，那位司机才对我们讲出了实情。不过，他表示打死也不相信我们是两伙互相不认识的盗贼共同作的案。
在昌平县公安局，我们耷拉着脑袋，对偷车事实供认不讳。不过，至此也不忘强调偷车的理由。更没想到的是，文革时期的警察可能是见惯了打砸抢，对这类偷车事件并没有放在心上。况且，车又没损坏，仅仅用光了汽油，所以简单做了笔录后又打电话给我们各自学校的军宣队，通知他们来领人。以后的几个小时，我们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在冷板凳上坐着。下班的时间到了，那位做笔录的警察才过来，略带遗憾地说：“他们不来了，你们走吧。”
“这离家几十里，他们不来，我们可怎么回去呀？”李弟有些着急。
“怎么着，我还得派车送你们回去？！你们有本事偷车就没本事回家？！真不想走的话就送你们去拘留所。”见这警察一本正经，我们几个撒腿就跑。
如今，想起来挺可笑的，那时天色已晚，回北京的长途车已经没有了，我们三个人饥肠辘辘，在空旷的昌平县城里漫无目标地游荡。最后，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一些最便宜的烤红薯，分而食之。三人围坐在尚有余温的红薯烤炉边，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晚。
那年，我们都是十九岁。
后记：
大约半年以后，李弟的父母（均为大学教授）在清队运动中先后含冤自杀，他与未成年的妹妹，年逾八十岁的爷爷被强行遣返农村老家；宋兄因“打砸抢”前科被造反派组织穷追猛打，险些入班房，仓惶逃往山西插队；一年多以后，我到陕北落了户。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李弟早已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宋兄在美国，我在澳洲扎了根。有时，我还不经意地想起北大附中的那几位素未平生的“贼”朋友，不知撞车后有没有受伤？如果他们有机会阅读到此文，能否回想起年轻时代的荒唐举动？已经步入老年的我们是否应该让下一代知道，中国在文革动乱期间所发生的那些离奇故事？
2011年9月18日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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