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中，我一直住在紫禁城北边约一英里的地方，就在北京闹市区一条小巷的居民楼里。这条小巷没有正式的名字，它由西开始，经过三个九十度的拐弯，出口向南。在地图上，小巷的形状很好找：它看起来就如同一个问号，或者佛教“卍”字的半边。这条小巷很好找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位于北京所剩无几的老城区。跟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一样，古都北京正急速变化着――最大的北京地图出版商每三个月要更新一次地图上的标识，否则完全跟不上城市的发展。然而我所在的这片社区，却历经了几个世纪而能大致上保持原貌。第一张详尽的北京地图绘制完成于一七五Ｏ年，当时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清朝皇帝乾隆治下，在那份文献上，我所居住的这条小巷就保持着今天这样的走向。北京一位名叫徐平芳的考古学家曾经告诉过我，这条街道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十四世纪的元朝，北京城的很多个街区都是在那个时代成形的。元朝还流传下了一个词――胡同，这个蒙古语中的词汇后来成了汉语，意思是“小巷”。本地人把我住的这条小巷叫做“小菊儿胡同”，因为它与一条叫做"菊儿胡同"的稍大的街道相通。
我所住的居民楼是一幢三层楼的现代建筑，但是周围遍布着北京胡同所特有的砖木结构的单层瓦房。这些房屋总是由青灰色的砖墙隔开，因此初见北京老城的人们会对这种分隔感留下印象：处处是墙，满眼青砖。然而胡同居民区的最显著特点正是连通与流动。十几户人家可能共用着一个进出通道，虽然这些老式民居都通自来水，但很少家庭有独用的卫生间，因而公共厕所在本地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胡同里，很多的东西是共用的，这也包括胡同本身。哪怕是冬天，居民们也会穿戴暖和坐到路边，跟街坊们闲聊。沿街小贩不时经过，因为胡同太小，往往没有超市覆盖。
胡同里车辆很少。有些胡同，比如我住的这一条，宽度不足以车辆进出，于是这里日常听到的声音与你想象中身处一千五百万人的大都市心脏地带所能听到的声音全然不同。通常，我天亮时就会醒来，从书桌这里能够听见居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我隔壁的公共厕所，手里端着夜壶。九、十点钟的时候，小贩们出来了。他们踩着三轮车在胡同中穿行，每个人都以招牌式的吆喝通告自己的产品。卖啤酒的女人嗓门最大，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买～啤～酒～！”在上午八点，这个声音足可搅乱你的注意力，不过多年以来我已学会欣赏其中的韵味了。卖米的男人吆喝起来声调偏高，卖醋的小贩喜欢占据低音部。磨刀师傅带来的则是打击乐――金属片相互撞击发出不紧不慢的咔嗒咔嗒声。这些声音让人心安，告诉我即使从此不再踏出房门半步，生活也可以照样继续，只是不太平衡而已。我可以买到食用油和酱油，还能买到时令蔬菜和水果。冬天的时候，我能买到成串的大蒜。一个卖卫生纸的小贩每天都经过胡同。我也不会缺煤。时不时的，我还能吃到冰糖葫芦。
我甚至还可以从废品回收者那里挣到一点钱。在平时，每半个小时就有一个收废品的人骑着平板三轮车经过胡同。他们收购厚纸板、废纸、泡沫聚乙烯以及破旧电器。他们论斤买下旧书，按平方英寸收购坏掉的电视机。破旧电器可以修，或者拆成零件回收利用，纸和塑料则卖给回收站，赚取最最微薄的利润：废品的差价。不久前，我把一些没用的东西堆到门口的走道里，邀请每一位路过的废品回收者进来给它们估个价。一叠旧杂志卖了三十二美分；一根烧坏的电脑线值五美分。两盏坏掉的台灯，加在一起七美分。一双穿坏的鞋：十二美分。两台坏掉的掌上电脑：三十七美分。我把自己在写的一本书的记满标记的手稿交给一个人，他掏出一杆秤称了称，递给我十五美分。
四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书桌前，突然听见有人喊道：“长～头～发～！长～头～发～！”这个调子是我所陌生的，于是我走下楼去，看见一名男子把他的三轮车停在胡同里。他来自河南省，所在的工厂专门生产假发和发帘。我问他生意怎样，他把手伸进一只粗麻袋，掏出一根又黑又长的马尾辫来。他说这是刚刚从另一个胡同居民那里收来的，花了十美元。他来北京是因为天气转暖了――正是理发的季节，他希望收足一百磅的好头发之后再返回河南。他还说，这些头发大多数最后会出口到美国和日本。
正当我们谈话时，一位妇女从邻近的一所房子里匆匆走来，手上的一块紫色丝绸手帕里包着什么东西。她小心翼翼地揭开手帕：是两条粗辫子。
“这是我女儿的，”她解释说。她在女儿上次理发时把这两条辫子存了下来。
两条辫子每根大约八英寸长短。这名男子拿起一根来细细研究了一番，就如同经验老成的渔夫。他说：“它们太短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要它们没用，”他说道。“得再长一些才行。”
这位妇女努力地想讨价还价一番，不过她实在没有讲价的筹码；最后她只好回屋去了，辫子仍然拿在手上。男子离开胡同走远了，他的吆喝声回响起来：“长～头～发～！长～头～发～！”
我搬进小菊儿胡同后不久，北京开始加紧进行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奥林匹亚的荣光开始影响到了胡同。为了促进体育健身和一般北京居民的健康水平，政府在城市里建立了成百上千座户外健身设施。这些涂过漆的钢铁器械显然用心良苦，然而颇为古怪，仿佛是设计师在对健身房投以匆匆一瞥之后根据自己的记忆设计出来的。在这里，人们可以用手转动巨大的轮子，推举不提供任何阻力的硕大杠杆，还可以脚踩踏板荡来荡去，就像公园里的孩子。在整个大北京地区，这些设施无所不在，甚至出现在长城脚下的小村庄。在那里这些器械让农民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在核桃收获的季节里，当他们干完十二小时的农活之后，可以到这儿一圈圈地转动巨大的黄色轮子来保持体型。
不过，最善于利用这些健身设施的人当数胡同的居民。这些器械在老城区星罗棋布，见缝插针地深入狭窄巷弄。不论清晨还是傍晚，它们总是繁忙异常――成群的老年人在此聚会闲谈，一边在踏板上踩上几圈。在温暖的晚上，男人们悠闲地坐在器械上，抽着香烟。对于“终极胡同运动”――在街上跟邻居们聊天――而言，这些健身设施堪称绝配。
二ＯＯＯ年底，在一次全城范围内的迎奥运、改进卫生设施的活动中市政府重修了菊儿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这次变化简直天翻地覆，就好像一束圣光从奥林匹斯山巅直接照到了胡同里，留下一座极为庄严的建筑。这幢房子有自来水，有红外线自动感应马桶，还有以中文、英文和盲文写成的标示。灰色的屋瓦与传统的胡同建筑遥相呼应。公厕守则印制在不锈钢牌上。“第三：每位使用者可以免费领取一张卫生纸（长八十厘米，宽十厘米）。”一个小房间里住着一对已婚夫妇，他们是这里的全职管理员。市政府认识到没有哪个体面的北京居民愿意到公共厕所上班，于是他们从内陆地区引进了几十对夫妻，多数来自较贫困的省份安徽。丈夫打扫男厕，妻子负责女厕。
菊儿胡同的这一对夫妻还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小男孩就在公共厕所前蹒跚学步。这种景象在首都其他地方也十分常见，也许未来的一天这些孩子将成为北京版的“午夜的孩子”：整整一代在公共厕所里度过童年的儿童，奥运会过去十年后，他们长大成人，为祖国争得卫生事业的无上光荣。与此同时，菊儿胡同的居民们对新公厕门前有人值守的公共空间加以了充分利用。老杨，胡同里的修车师傅，把他的工具和多余的自行车存在那里。秋季时节，卖大白菜的小贩就睡在环绕公厕的草地上。王兆新，公厕隔壁香烟店的主人，在公厕入口附近放了几张破长椅。有人贡献了一个象棋盘。折叠椅也出现了，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木制小厨柜，里面存放着啤酒杯。一段时间过后，这里的家具变得如此之多，每天晚上来这里的人也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王兆新宣布“ＷＣ俱乐部”正式成立。会员对所有人开放，不过由谁来担任主席――他们称之为“政治局常委”――还有一些争议。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加入俱乐部的级别是“少先队员”。在周末的晚上，俱乐部会在公厕门前举行烧烤。王兆新提供香烟、啤酒和白酒，而曹先生，新华通讯社的一位司机，则与大伙讨论报上说的那些事情。炭火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打理，由于身有残疾，他持有驾驶一辆小三轮摩托的执照，因此可以很方便地穿梭在胡同里为大家运送羊肉串。二ＯＯ二年的夏天，中国男足首次打进世界杯，ＷＣ俱乐部弄来一台电视机插到公厕里的电源上，人们在此无情地嘲笑着中国队在整个赛程里粒球未进剃了光头。
王兆新很谦虚地拒绝了主席的称号，但是他显然是不二人选：他的一生都与北京的现代化转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九五一年，共产党革命成功的两年后，他的父母搬进菊儿胡同。在那个时候，北京城依然完好地保留着十五世纪初的规划布局，在世界各国的都市中别具一格：这是一座不曾被现代性或战争改变的古都。
北京城里曾经有一千多座庙宇和礼拜寺，但共产党掌权之后几乎所有这些庙宇都被移作他用。在菊儿胡同曾有一座叫做圆通寺的喇嘛庙，和尚们被赶走了，几十户人家搬了进来，其中就包括王兆新的父母。与此同时，新政权也鼓励其他无产阶级成员去占据富人们的宅院。过去，这些私有的胡同民居都带有轩敞的开放式庭院，但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大多数这类民居都挤满了棚屋和临时建筑。以前供一个家族居住的四合院可能变成了二十四户人家的住所，而整个城市也由于新流入的居民而人口激增。在接下去的二十年中，共产党拆掉了北京绝大多数的宏伟城门，以及她那极其壮观的古城墙。这座古城墙在有的部分高达四十英尺。一九六六年，王兆新六岁时，他作为小学生参加过儿童团的义务劳动，帮助拆除距离菊儿胡同不远的一段明代城墙。一九六九年，时值文化大革命，为了修建地铁，菊儿胡同附近的安定门也被拆除。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约五分之一的老北京已经永远消失了。
一九八七年，王兆新的弟弟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北京的餐厅里上班。但是工作了没几个月，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就被面粉搅拌机卷断了右臂。这之前不久，王兆新刚刚开始做小生意，希望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里取得些成功。于是他根据弟弟的残疾病情来选择产品种类。水果和蔬菜太重，他琢磨，卖衣服又需要两只手来丈量和折叠。香烟很轻，于是王家两兄弟开始卖烟。
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头几 年，王家兄弟在菊儿胡同卖烟，开发商们在贩卖老北京。北京的老城区很少得到保护，部分原因是当地政府官员常常能从房地产开发中渔利。每当又一条胡同面临灭绝，胡同的建筑物上都会标出一个巨大的带圈汉字，就好像无政府主义者的涂鸦中大写的字母“A”：
拆
拆：“摧垮，卸除。”开发商在城市各处肆意圈地，这个字成了一种咒符――北京艺术家们玩味着这个字的外形，居民们则讲起关于“拆”的笑话。在ＷＣ俱乐部，王兆新曾经说，“我们都住在‘拆哪’。”听起来仿佛是英文单词“China”，但是它的意思是“拆除哪儿？”
和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兆新是个讲求实际、有幽默感而且颇为果敢的人。他的慷慨是有名的――街坊们都昵称他作“王老善”，意思是好老王。他总是拿出比应有份额更多的东西贡献给ＷＣ俱乐部的烧烤晚会，而且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曾说过，政府早晚有一天要拆到我们这片地区来，但是他从不多谈未来。在“拆哪”生活了四十多年之后，生活已经告诉他没有什么能恒久流传。
ＷＣ俱乐部靠近胡同口，正对着胡同口就是交道口南大街。在这条通衢大道上，各种车辆川流不息，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是一大片新建的住宅楼群、两家超市以及一家麦当劳。交道口象征着一个边界：一旦踏上大街，你就进入了现代的北京城。
每天，大多数要上班的胡同居民都要穿越这个边界。他们要经过老杨的修车铺，老杨的打气筒和工具箱就放在奥运公厕的隔壁。在胡同里，自行车加公厕的组合构成了最为便利的人际网络，老杨因此认识胡同里的每一个人。时不时，他还会替附近的人给我捎口信。有一次，他递给我一张一个到胡同里来找我的外国人的名片。还有一次，他告诉我当地的一个媒人已经为我相中了一个对象。
“大学毕业，一米六三。”他简明扼要地说。这是他所知的全部。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一米六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你常常能在招聘广告和征婚启事上看到这个数字，这个高度大约等于五英尺三英寸。我告诉老杨，我很感谢他的情报但是目前我还不想找个伴。
“干嘛不找？你还没结婚呢。”
“呃，我还不急。在我老家那边，人们结婚都比较晚。”
当我准备离开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手机号码发给那个介绍人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你必须跟她说我没有兴趣。”
老杨六十出头，是个刮过脸、神情肃然的高个子男人。在我表示不能接受这番安排时，他的表情比平时更加严肃了。他告诉我现在已经太晚了，事情已经这么定下来了，要是我不去见面的话他会很丢面子。在那个礼拜，媒人给我打了四次电话，她称自己为彭老师，约我星期六下午见面。我们碰头的地方在边界以外，交道口的麦当劳门前。我的约会对象会在几分钟后过来，但彭老师想先把几件事情讲清楚。
我们在麦当劳餐厅的二楼落座后，彭老师说：“这次约会可要保密。”
“为什么？”
“不能公开。我们不可以给外国人介绍对象。”
“为什么不可以？”
“政府不准，”她说。“他们怕外国人骗中国女孩。”
谈话到此出现了短暂的停顿，本来这次谈话可能由此朝很多有趣的方向之一发展下去，但是彭老师似乎很善于衔接这种尴尬的沉默，她很快地说道：“当然咯，对你我是很放心的，”她喜气洋洋地说道。“老杨说你是个好人。”
彭老师年纪约四十五六，她眼角有十分明显的笑纹――这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她并不真的是位教师，这只是人们对媒人的一种称呼而已。在中国，职业媒人依然活跃在农村地区和小城市，但是在北京这类大城市里，她们的作用已经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尽管如此，我还是偶尔能看到她们的广告，尤其是在老城区。彭老师在菊儿胡同里开着一间有执照的婚姻介绍所。
在麦当劳里，我问彭老师她怎么收费，她说跟对方见面的费用一般是二百元。
“但是跟外国人见面收费更高些，”她说。“最少五百，也有一千的，甚至两千元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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