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因缘——一条北京小巷的前世今生

       
       我尽可能巧妙地问她，要是事情成功的话，为了见我今天这位客户需要付给她多少钱。
      
       “一千块。”这相当于一百二十美元多一点。尽管还有外国人的身价比这个数字还要翻番，但是知道自己是最低标准的两倍这一点还是让人颇觉欣慰的。
      
       “如果仅仅只是今天见个面，她也需要付钱吗？”我问道。
      
       “不，除非你们俩继续在一起。”
      
       “你是说结婚？”
      
       “不，继续约会。”
      
       “继续约会多少次你会收费？”
      
       “要看情况而定。”
      
       她不肯告诉我一个明确的数字，而我则不停地提问，想弄明白整个过程是怎样运作的。最后，她凑过身来对我说：“你是想尽快结婚，还是只想找个女友打发时间？”
      
       这个问题可实在够直接的，对于一个三十几岁单身男性的初次约会来说尤其如此。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不想让修车的老杨没面子。
      
       “我真的不知道，”我有点结巴地说。“但是我要确定她不会单单为了今天来见我而付钱。” 彭老师又一次地笑了。“这个你用不着担心。” 在我初来乍到的时候，麦当劳是我的眼中钉――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代表着让老北京消失殆尽的商业势力的扩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同生活让我对这家连锁店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一就是，在麦当劳你不必吃这儿的快餐就能享受到店里的一切便利。在交道口的这家麦当劳餐厅，人们常常坐在桌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不点餐。很多人在看书看报，下午放学的孩子在店里做作业，我还见过附近公司里的经理们安静地坐在这里盘点账目，而总有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人伏在桌上睡得正香。不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不好的方面看来，麦当劳都与胡同生活截然相反：这里夏天凉爽，冬天温暖，带有独用卫生间。
      
       此外它还具有匿名性。这里与中餐厅不同，服务生不会桌前桌后地围着你转。快餐店的服务生从不过问顾客的私事。有好几次，我所采访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要求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餐厅与我见面，因为那里更安全。
      
       其他人显然也有此想法。一对情侣坐在窗边，互相依偎着窃窃私语。另一张桌前，两个衣着华丽的女孩像是在等待各自的男友。越过彭老师的左肩，我能看见似乎正经历某种危机的一对儿。女孩二十五岁左右，男子看上去老得多，约莫有四十多岁。他们的脸上有着不自然的红晕，那是喝过酒的中国人脸上所常有的。他们俩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看着对方。在他们旁边，麦当劳儿童乐园里空无一人。这时彭老师的传呼机响了。
      
       “是她。”彭老师说道，并要求借用我的手机回电。
      
       “我在麦当劳了，”她冲着电话说。“那个意大利人已经来了，你赶紧过来吧。” 彭老师挂断电话后，我本想说些什么，可是彭老师的语速实在太快了。“她在中学里当音乐老师，”彭老师飞快地说，“她人很好的――不然我也不会介绍你们俩认识了。好，听着，她今年二十四，长得很好看，而且身高有一米六四，大学毕业。就是她稍微有点儿瘦，不像你们意大利的女人那么丰满――我想这不会成问题吧。”
      
       要处理的信息实在太多――至少有一样，我的约会对象看来又长高了点儿――不等我开口，彭老师接着说：“好，听着，你有份不错的工作，而且你会讲中文。此外，你还当过老师，这样你俩就有共同语言了。”
      
       终于，她停了下来。我说：“我不是意大利人。”
      
       “什么？”
      
       “我是美国人。我不是意大利人。”
      
       “那老杨干吗说你是意大利人？”
      
       “我不知道，”我说。“我奶奶是意大利人，但是我觉得老杨应该不知道这个。”
      
       彭老师完全被弄糊涂了。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开始解释，随即决定还是就此闭嘴为好。
      
       彭老师很快恢复了镇定。“没问题，”她说，又一次露出了微笑。“美国是个好国家。你是美国人，这没问题。”
      
       那位女士来了。她戴着耳机，时髦的夹克上装饰着日文字符，还穿着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染成了深褐色。彭老师为我们作了介绍，眼角最后一次绽放出笑纹，随后便很老练地告辞了。这位女士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摘下随身听耳机。她看上去相当年轻，ＣＤ机摆在我们两人中间。
      
       我说：“你在听什么？”
      
       “王菲。”――一位女流行歌手和演员。
      
       “好听吗？”
      
       “不错。”
      
       我问她想不想吃点东西，她摇了摇头。我尊重这个决定――毕竟，为什么要让快餐破坏这么一次麦当劳里的约会呢？她告诉我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鼓楼一带，她所任教的学校就在附近。她问我是不是住在这一片。
      
       “我住在菊儿胡同。”
      
       “我不知道原来有外国人住在那儿，”她说。“你每个月房租多少？”
      
       这就是中国，于是我告诉了她。
      
       “你被宰了，”她说。“你为什么出这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我想他们总能多收外国人钱吧。”
      
       “你当过老师，是吗？”
      
       我告诉她我曾经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城市里教过英语。
      
       “那一定很无聊吧，”她说。“现在你在哪儿工作？”
      
       我告诉她我是个作家，就在家里工作。
      
       “那更无聊了，”她说。“要是我得在家工作，非疯了不可。”
      
       在她身后，那醉酒的一对开始大声争吵起来。女孩突然站起身来，挥起一份报纸扇了男子一耳光，然后愤然离开，经过儿童乐园走下楼去。男子一声不响地在桌上环抱双臂，低下头去趴在桌上开始睡觉。过了一会儿，那位音乐老师问我：“你经常回你的意大利吗？”
      
       在接下去的一周，媒人彭老师又打来电话看是否有可能安排第二次约会，不过她并不很坚持。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女人――精明到足以看出我的稀里糊涂能够被更好地加以利用，而不仅限于促成更多麦当劳里的约会。我第二次在胡同里遇见她时，她问我想不想投资经营一个卡拉OK小店。自那以后，我每次都尽量绕过她的婚介所。
      
       后来我问起老杨关于意大利人的误会，他耸了耸肩说我有次曾提起我的奶奶是意大利人。我完全不记得那次对话，不过这事给我的胡同生活上了宝贵的一课：绝不要低估了修车师傅的见闻。
      
       好老王对于“拆哪”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预言拆迁的到来，终于，二ＯＯ五年九月，政府将他的住宅楼纳入拆迁范围。他顺从地搬走了。香烟店已经转让了，因为赚不到什么钱。谁是真正的俱乐部主席现在已不言而喻，因为自从他搬走之后，ＷＣ俱乐部就散了伙。
      
       在那时，四分之三的老北京城已经拆光了。剩下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几个公园和紫禁城。这些年来发生过一些关于拆迁的抗议和诉讼，不过这些争端往往只是局部现象：人们抱怨腐败的政府官员截留拆迁补偿款，以及不愿搬到远离市区的郊外去住。一般很少听到普通的北京居民对城市所发生的整体变化表示关注。很少有人说起建筑保护，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概念并不像西方那样与建筑紧密相关。中国人建造房屋时极少用到石料，而是每几十年更换一下屋中易朽的材料。
      
       胡同的精髓更多地存在于它的精神而不是结构之中，每当社区与一些现代元素相遇时――一座奥运公厕，一家麦当劳等等――这种精神往往表现得最为显著。实用主义和机智变通早已深深地根植于好老王这样的胡同居民身上，因为他们的环境常常是流动不居的。胡同生活的根本特点已为它自己的消亡做好了准备。
      
       二ＯＯ五年，北京市政府终于发布了一条新计划来保护分散在北部和西部城区的老式民居，其中也包括菊儿胡同。这些胡同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上市任由开发商随意摆布。该计划声称首要任务是要“保护旧城的生活方式”，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十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就重大保护项目向它咨询。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建筑师、考古学家和城市规划师，其中有些人曾经公开批评过北京的旧城区拆迁。一位委员告诉我，基本上一切已为时已晚，但是这个新计划至少可以保护一下目前仅存的胡同的基本布局。但是即使在这种布局之下，旧城区的中产阶级化也无可避免――胡同已是如此稀有，它们已经在新经济的浪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我所住的胡同里，变化已经开始了。二ＯＯ四年，酒吧、咖啡馆和流行小店开始进入与菊儿胡同交叉的一条安静的街道，那里的居民乐于把旧居换个好价钱。这些店铺依然保持了传统的建筑风格，但是它们给老城区带来了新的复杂感觉。如今，假如我足不出胡同，我可以享受到Wi-Fi网络，各种手工艺品，还能喝到每一种你想像得出的混合饮料。胡同里开了一家美甲沙龙。还有人开了一间纹身坊。走街串巷的小贩和废品回收者依然活跃，不过在他们之外胡同里又出现了“三轮车的士”的大军――他们专做“胡同游”。很多游客是中国人。
      
       最近的一个周末，好老王回到胡同来看看。我们把菊儿胡同转了一遍。他指给我看他出生的地方。“我们以前就住在那里，”他说，手指着金菊园宾馆那现代感十足的院子。“那就是圆通寺原来所在的位置。我父母搬进去的时候，庙里还住着一个喇嘛。”
      
       我们继续向东，经过一扇嵌在胡同墙上的悬空的老木门，离地面有三英尺高。“这儿以前是有楼梯的，”他解释说，“我小的时候，这儿是个使馆。”
      
       十九世纪时，这个院子属于一位满族亲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蒋介石将它作为自己在北京的办公室；革命过后，这个院子换了新主人――董必武，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到了六十年代，它成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如今，所有这些人都不见了――满族人，国民党，革命家，南斯拉夫人――院子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新名字，友谊旅社。
      
       这就是胡同因缘――诸多屋宇历经生生世世，权贵终化黔首。几个街区之外，清朝最后一位君主的皇后婉容的家族居第变成了一家糖尿病诊所。在菊儿胡同里，晚清权倾一时的军事将领荣禄那美丽的西式官邸，在一度成为阿富汗使馆之后，而今换上新颜：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一幅巨大的米老鼠像高悬在大门上。
      
       好老王经过奥运公厕（“这儿不像我在的时候那么乱了，”他评论说），然后我们来到一幢没有特点的三层楼房前，这就是他一九六九年之后一直居住的地方。这幢楼不是历史建筑，所以政府批准了它的拆迁。水和电已经切断了，我们走上楼去，走进一个空无一人的走廊。“当初我结婚时就是在这个房间，”他在一扇门前停下说道。“一九八七年。”那一年他的弟弟失去了一条胳膊。我们顺着走廊继续前行，来到他刚搬离的那套他和他妻子、女儿、父亲和弟弟一起住过的房子。小女孩的画仍然贴在墙上：一幅马的素描，边上有一句英文的“圣诞快乐”。“这里原来放着电视机，”他说。“我父亲睡在那里。我弟弟睡这儿。”
      
       这一家人已经分开了，他父亲和他弟弟现在住在北边的一条胡同里；好老王跟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借住在一个人在外地的亲戚家里。作为拆迁补偿，好老王在鼓楼附近的一幢老房子里分到了一角。他打算开春后把它装修好。
      
       出来后，我问他在胡同里住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离开这里是否感到难过。他想了一会儿说道：“你知道，我住在这里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也许伤心事比喜事更多些。”
      
       在出来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幅广告，北京盛大千禧贸易有限公司。那天晚些时候，在我回家的路上，一长串三轮的士经过我的身边。中国游客们在寒风中穿得暖暖和和的，手拿相机，沿着古老的胡同渐行渐远。
      
       原载《纽约客》杂志，翻译：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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