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拉贝日记》观后记
如果拍一部电影,其目的就是要让日本人牢牢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并产生与受害者强烈的共同命运感,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然主义写实手法将大屠杀中各种惨剧全部展现一遍,日本兵由中国人演,中国受害者,则由日本演员演。
两年前,共同社记者斋藤真和我聊起历史时告诉我,大约是90年代,日本拍过这样一部片子,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他认为全日本最美也是他最崇拜的一位女星,非常牺牲精神地在镜头前三点全露,他不记得电影名字,于是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这个女星的名字。当然,他不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因为日本人扮演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扮演的日本兵,在他看来都太假。
可惜,写有斋藤心中最美女星名字的那张餐巾纸,等我想起来时,它不知道被随手丢到哪里去了,否则,今天在《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同期上映时,可以委托一下在日本的朋友们帮助查找一下。
想起这部未曾得见的电影,是留意到陆川反复强调,他希望《南京南京》能在日本公映。我无法不想,这部片子以日本士兵角川为主视角,以及他这么迫不及待地诉说心愿,到底是为将来盯着日本票房市场铺路,还是为的是教育日本人呢?
就我个人对《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观后印象,虽然陆川的作品是部垃圾,但真在日本登场,至少他的名字会在讨论和争议中被人记住,恭喜他得偿所愿吧;至于后者,我想,他真是把日本人当成中国人,丧失了历史记忆,需要他来教育,更低估了日本人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认真程度。在他之前,日本已经拍了更血腥的南京大屠杀,而且,日本版的高圆圆早做出了当着你的面把最美的瓷器砸得粉碎的牺牲。
在看《拉贝日记》前,我草草写了点《南京南京》的感受,有人跟贴说,我对陆川作品的贬低是在为《拉贝日记》当托。这为先生真是高看我了,德国人还不至于找我来当托,看过《拉贝日记》后,得再补充一句,固然《拉贝日记》叙事节奏舒缓朴素,张弛有度,人物塑造还算丰满,较之陆川的天资不够却努力装深刻,远胜几筹,但《拉贝日记》中,那个戏份很大的金陵女生其实完全多余,至于她的弟弟拔枪击毙试图强奸她的两个日本兵,并成功逃脱的情节,不可信到了令人发毛的程度。不过,两部片子的电影水平高下之别不值得浪费笔墨,此亦非我所长,说说历史吧。
【谁的历史,谁的记忆】
其实,我今天是一个资深新闻民工,多少得感谢一个“长谷川弘一”的日本人(当然,他更像中国人而非日本人),2000年2月,我上网第二天就看到了他那篇被到处转载的辱华帖,激愤之下,我匆匆写就的《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随即在网络世界被疯狂转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瞬间被无数陌生人认可,可想是多大的正面鼓励。我迅速变成一个网络写手,接着变成新闻民工。
此后,“长谷川弘一”源源不断出现,辱华帖虽然越来越长,但水准却飞流直下,与此同时,从长谷川之后,中国网民的鉴别能力却越来越强,因为仇恨、因愤怒而重读历史,你只要是智力诚实,不可能不像我一样,由一个“仇日愤青”变成“汉奸”。
在《难道我们不是劣等民族》中,我曾说,我十二岁之前是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上,此前,如果我听到这个词,会以为是国民党在雨花台屠杀共产党人,因为我从小学老师那里知道,雨花台有30万共产党人被屠杀。
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因后果,如果多留意点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并动下脑筋,相信你会认为,整个中国官方对此的框架性描述都是错的:1937年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并非一场有预谋的要灭亡或全面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即使到1945年,日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要质疑我,我建议,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去买一本俞天任先生的《军国幕僚》,我不是因为帮此书作过序而推荐它,而是因为它是我读到的这类书中写的最好的一本。我相信国内有不少历史学家水平比俞天任高,毕竟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只是业余研究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学者们的体制内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沉默,就像我问一位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遇难人数时,他沉吟半响说,三十万是个政治数字,我们不要讨论它。
不能不说的遗憾是,旅美的张纯如在撰写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忽略掉了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在中国,哪怕是所谓的夏朝的历史,都不太容易公开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观点,何况如此敏感的近现代史?她轻信了官方控制下的大陆同行的诚实,以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确凿无疑的,我想她死前应该感受到了这种轻信带来的耻辱。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谈起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都会本能地皱起眉头,我看过日本使用最多的那个版本,个人的感受是,若它作为中国的标准教材,中国孩子们会掌握更准确公正的历史。还记得那个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吗?唯一不可能用它的国家,恰好是中国。即使是长期被中国官方批判、实际使用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日本右翼教科书,我仔细阅读后也认为,较之我以前读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它也要公正客观些。如果CCTV和《环球时报》的价值观,是中国政府希望灌输给国民的价值观,那么,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篡任务交给扶桑社,其实是很合适的,除掉中国人不喜欢的为日本侵略辩护的部分外,它那种隐隐约约的反西方和弱肉强食逻辑,不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灌输的东西吗?
在大陆官方还不曾提起南京大屠杀的七十年代,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就多次来华,先后写出了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日军暴行的著作,他的第一本作品《中国之旅》曾在《朝日新闻》连载,比之中国在需要时,《人民日本》刊载几篇大批判式的文章,起码对读者了解更多具体事实和真相而言,效果要好得多吧?
如果有人希望只看一本书来了解南京大屠杀,我个人谨慎推荐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顺带说一句,可能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中国与日本争论钓鱼岛的归属时,中国这边寻找到的历史依据,恐怕大部分都来自井上清先生沙里淘金批阅史料的贡献。而大陆官方喜欢挂在嘴边的慈禧太后赏赐钓鱼岛给盛宣怀的证据,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哪个历史学家站出来说,那个自称盛宣怀后代的家伙,三十年前在被拆穿时就承认了自己是个骗子。
中国是个有历史的国家吗?你看,以前只强调南京雨花台国民党屠杀了30万共产党员,不提日军屠杀了30万南京军民,现在掉了个头,南京雨花台30万被屠杀共产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陆川是我同龄人,所受的历史教育当无差别,据说,他为拍此片研读了多年历史,做了相当多的家庭作业。想必他该知道,中国根本是个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的国家,日本人哪里有资格与中国相比,哪里还需要他去教育。
即便他选择性地遗忘了自己所受过的历史教育,但从吴子牛到陆川本人,拍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波折,他是记得清清楚楚并不断强调的,然而他就没有想过,一部反映本国人民受难历史的电影,居然在中国要经受如此之多审查和限制,是哪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观需要拯救?如果电影在日本成功登陆,不恰恰证明,需要教育的是中国人,尤其是他本人吗?
中国人特别喜欢引用《菊与刀》中的一个观点,来解释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即日本人是没有罪感只有耻感的民族,其实,这原本只是本尼迪克特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本位观察的结果,如果观察研究对象换成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同样会是中国人没有罪恶感只有羞耻感的民族。
你能看到,陆川特别着急地想去拯救,当然是只拯救别人,而全然不知道,他不但是这个群体中没有罪恶感的一个,甚至连耻辱感都没有一丝一毫。所以,在这个最能触动中国人情感和心灵的问题上,他的表现太令我不齿。当然,陆川只是中国特殊体制流水线一般加工出来的一个作品而已。
非但教育日本人这种事情轮不着陆川,甚至哪怕仅仅是用惨烈的电影画面让日本人深受刺激,日本人的工作也早就做在前面了。
【被人拯救,无人拯救】
我必须得承认,在看《拉贝日记》之前,我从未特别认真留意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约是1987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专门讲述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书籍,南京大屠杀部分占了相当比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字样反复出现,但我清晰记得,这个莫名其妙的名称,书中始终未予正面介绍,它只在作证时才出现,以当时一个高中生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完全无法想象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长时间,当这个机构和相关人员的名字出现在眼前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跳过它,恐怕它们是我在相关历史的阅读中,唯一一个只愿意想当然地去含混理解的问题。我曾模模糊糊地将之定义为,这是某个原来在租界之类的角落里存在的国际组织,非常时期他们跳了出来,起了维持会的作用,其历史意义,主要还是使我们对日军暴行控诉的证据更可信。
我后来甚至会整段整段地快速扫过或跳过与之相关文字,是因为,这个组织提供的日军罪恶描述,相比之下总是那么轻描淡写,几乎看不到那些特别残忍血腥的场景,他们咬牙切齿描述的日本兵,有时甚至是偷偷摸摸的,与这类书给我的日本兵残暴程度印象有相当距离。我只容易被那些极端残忍的描述吸引,因为只有这类暴行才能使我强烈的仇恨之火一直熊熊燃烧。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了维持仇恨的强度,“长谷川弘一”们的辱华文章只能越来越极端,当羞辱今天的中国人已无法起到预想的效果时,“长谷川弘一”们开始用细致的文字耐心地折磨中国女性,先是某个无名的抗日女战士,然后落到赵一曼烈士身上。我想,他们在写这些文字时,身心一定饱受摧残。在此,我向这些为了拯救民族精神,心灵曾经丰润善良纯洁、但最终枯萎的长谷川弘一们致哀。他们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的民族最不幸的牺牲者,虽然他们的牺牲,不曾拯救这个民族的一丝一毫,甚至使它愈加堕落败坏,丧失了起码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