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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春天,我的孩子

发布: 2010-10-28 19:15 | 作者: 佟佳熹



神庙里的维纳斯——珂勒惠支
      
       一
      
       上海虹口区横浜路上,35弄的景云里仍然保留着民国时代的建筑和装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有多位左翼文学家居住于此,鲁迅是其中之一。
      
       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人物”很难与世相悦 ,个个的模样都像是被版画雕刻过。
      
       1931年1月16日,29岁的柔石在鲁迅家做客,1月17日,柔石和胡也频等30多位共产党员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内被捕。 2月7日晚柔石被枪杀。
      
       为了纪念柔石,1931年9月20日,鲁迅将德国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牺牲》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创刊号上——此前珂勒惠支曾在世界文化人士联名抗议书上签名,对中国五位左翼青年被杀害事件表达态度——这是鲁迅第一次将珂勒惠支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个细节后来也被印进了中国学生的中学课本。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德国女艺术家,给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那年珂勒惠支已经64岁。此后的十几年,中国革命者在她的艺术感染下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而衰老的珂勒惠支,等待的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自己祖国的沦亡。
      
       少女时期关注工人阶级,婚后刻画母亲和孩子、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丧子之后关注死亡、怀疑革命、反战、探索真理——珂勒惠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革命和牺牲的认知几经变化,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她的不同内涵的作品却向中国读者一起“集中展示”出来,不同年代不同材质的“珂勒惠支”,一时间全用民国时期的中国纸张印出。
      
        “我的一生是多么强烈地沉浸在激情和活力之中,沉浸在痛苦和欢乐之中。”德国艺评者们研究她的日记和回忆录,他们相信这位德国妇女身上从来都没有中国革命者身上常见的“苦行主义”,把她的作品形容成一枚在两极之间晃动的针。
      
       艺术是珂勒惠支经历生活后的一种表达,呈现为继宗教之后的新的人生信仰——她的神庙里没有上帝,只有维纳斯。在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十年,德国被法西斯政权统治,她的作品被撤出普鲁士美术学院,人和作品都在沉默中睡去了。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中,因为蔡元培等人所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珂勒惠支作品的力量感和纪念碑性,得以迅速被中国艺术思想“唤醒”。
      
       一直到中国文革之后,这位女艺术家,仍然被中国艺术青年们视为心目中的艺术自由领袖——这位教堂里走出的……维纳斯。
      
       二
      
       “记得有一次,一个女孩的尸体冲到那里,后来由一辆贫民收拾车拉走了,那是一辆看了叫人害怕的收尸车,上面放着一口棺材。” 凯绥·珂勒惠支9岁时,一家生活在原德国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魏登丹9号,在普雷格尔河岸下游。她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于1867年——在她之前,她的母亲已经有两个孩子夭折。
      
       在她出生之前的二十年,她的父辈曾经参加过“三月革命”(1848年3月在柏林掀起的一次革命的人民民主主义运动,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外祖父鲁普是自由教区的牧师,还曾当过一段时期保罗教堂的宗教代表。
      
       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战争、革命,伴随着日耳曼民族一步步走向强大。而民间的珂勒惠支一家,却同其他德国家庭相似:不时与死亡相伴。
      
       一直到珂勒惠支晚年,她还保留有一张她的母亲和第一个孩子合拍的照片——孩子坐在妈妈的身上,那个小孩的名字是珂勒惠支的外祖父取的,叫尤里乌斯,是“长子,上帝恩赐的孩子。”母亲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接着第二个又没有了。“谁要是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就可以看出,在作为鲁普(外祖父)的女儿时,她没有尝到过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可是她开始做母亲时后,却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严重不幸,甚至使她觉得自己和圣母玛利亚也有点疏远了。”在珂勒惠支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她坦言母亲从未成为她的知己、朋友和同志,而这个女儿,却如同艺术家观察模特一般,一直窥探着她的母亲的痛苦细节。
      
       珂勒惠支一家在她9岁后从魏登丹迁往柯尼斯街的一所住宅,在这里,珂勒惠支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后的一个非常疼爱的孩子——本亚明,这个孩子只活了一岁,和第一个孩子一样,死于脑膜炎。
      
       在本亚明死前一会儿,一家人围着餐桌而坐,母亲在舀汤,老保姆忽然冲进门来大声叫出:“他又呕吐了,他又呕吐了。”母亲仍然舀汤,继续镇静地站着。珂勒惠支感觉到的, 是母亲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在家人前流泪,“可是我最清楚地感到她是多么痛苦。”
      
       在正式收获噩耗之前,珂勒惠支在房间的地上用小积木搭出一座神庙,里面供着维纳斯。父亲和母亲此时从婴儿室里走出,告诉大家小弟弟死了。
      
       “我立即感到,这是对我不信仰上帝的一个惩罚,现在上帝报复了,因为我供奉维纳斯。”
      
       在小弟弟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幼小的珂勒惠支,开始担忧母亲的精神状况,“要是她洗澡,即使坐在浴缸里,我也生怕她淹死。”一次珂勒惠支坐在窗口,远远望见母亲从街道的另一边走来,可是却没朝他们的屋子望一眼,径直朝柯尼斯街的另一头走去。“于是我非常害怕,心想他是不是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家了呢!——我还怕她会发神经病。”
      
       她恐惧父母死后自己将要遭受的痛苦——“有时我的这种害怕心理达到了极点,要是他们真的死了,我倒反而不会再这样地害怕下去了。”之后的年月里,珂勒惠支常在梦魇中度过夜晚,父母反倒因此担心起珂勒惠支的会否得上癫痫病。他们让儿子康拉德去学校里接珂勒惠支——因为怕珂勒惠支的“毛病”在白天可能发作,但实际上并未发生。
      
       在午后的阳光下,珂勒惠支看到的,是她的哥哥康拉德,对于接她这件事反应出的一股极不愉快,“他从不挨着我身边走,而老是走在马路对面。”
      
       而她仍然被噩梦所扰。梦境里她躺在半明不暗的婴儿室里,在自己的床上,母亲在隔壁房间,坐在吊灯下一张桌子旁看书,她从虚掩的门缝中看到她的背影,婴儿室的屋角里放着一大盘团在一起的绳索,而那绳索在膨胀,终于胀得松开来,无声息地塞满整个房间,她想叫母亲,可是一声也发不出来,灰色的绳子继续塞满整个屋子。
      
       一直到珂勒惠支成年,关于“母亲没能成为我的知心人”的“梦魇”一直没能醒来。
      
       三
      
       父亲的书橱总是向孩子们敞开着,并且从不查问他们从橱里拿走了什么。
      
       珂勒惠支读过大开本精装的席勒全集,书内附有多幅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历史画家)的铜版画插图,歌德也在这个时候在她心里扎下根。父亲也经常给孩子们朗读些文字,包括弗赖利格拉特(德国“四八年派”诗人)的《死者致生者》,那首诗给了珂勒惠支无法磨灭的印象,甚至于,她在聆听这首诗的时候,脑子里会产生如斯画面:巷战——父亲和哥哥康拉德参加战斗,而珂勒惠支——十几岁的女孩,在给他们的枪上子弹。
      
       父亲并不是一名战士,在结束了建筑师工作后,他也担任了自由教区的牧师。父亲对孩子们教育的重视,使得珂勒惠支的天赋得以施展。此时,珂勒惠支师从铜版画家毛厄尔在慕尼黑学习版画——当时还有一、两个女孩一起跟随毛厄尔学习,他们根据石膏像和模型做头像素描。
      
       在这些“有发展”的青春岁月里,珂勒惠支每个下午都与姐妹在城里的大街上游逛几小时,“我们走遍整个城市,并且还溜出城去,接着我们坐在普雷格尔河岸上,或在港口的四处转转。然后我们停步下来,专心观看那些抗包的码头工人,观看轮船的装卸。”一直到珂勒惠支晚年,她仍然对这段岁月有清晰的记忆,她记得那些装粮食的船停在岸边,记的船上的人穿着羊皮袄,脚上裹着布条,晚上这些人在平板船上拉着手风琴跳舞。珂勒惠支的第一张明确地具有工人形象的画,就是在她16岁时所作,那是一张取材自弗赖利格拉特的诗《移民》的画。从住在慕尼黑到她结婚之间的这段时间,她的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工人形象。
      
       父亲一心想要把珂勒惠支培养成一名艺术家,他估计到,他的女儿不是一个漂亮姑娘。
      
       直到女儿17岁就和卡尔·珂勒惠支结合了,让他多少有些错愕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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